保护文物古建的种种努力,不“闹出点动静”,就难以得到上级和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于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文物古建,最受折腾。
最近,演员成龙在微博上表示,拟把自己收藏的4栋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一时间,舆论哗然:叹息古建筑多难者有之,赞同其为文化交流者有之,盼望其能留在国内者有之,责备成龙“不爱国”者有之,质疑文物外流涉嫌违法者亦有之……
就此,成龙回应说,自己不会做犯法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民族的事。徽派建筑的老家黄山市则表示,希望成龙能把古民居捐给徽派古建筑的故乡,当地愿意提供最好的地块、技术最精湛的工匠和相关经费支持。
古建筑“外捐”风波纷扰,这映照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在媒体关注下,这些古建筑或许会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但是,近些年,古建筑“外捐”暴露出的三十年文保欠账必须反思,警示无法回避。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浪潮之下,我们有过“无视”文保的惨痛教训: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一片片被认为“破烂不堪”“毫无价值”的古建筑化成废墟,施工架的起起落落中,一个个虽然灰头土脸却古韵深藏的老城换上“千城一面”的新颜……
当时,也是国内外“有文物眼光”者在中华大地上淘金的黄金时代,行走乡野山间,甚至靠一点轻工业品,就能换走老乡家里的罕见古玩意。缺乏法律制约,小至古梳、大至古楼,不少宝贝正大光明地流向海外。
我们不能苛求在经济贫乏之处为生活奋力打拼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凝结着文化历史价值的老东西的可贵;我们也不能充满道德优越感地指责为经济发展殚精竭虑的地方政府,在百废待兴之际,没有为文物保护放慢步伐。
正因此,我们更深深感激那些以自身努力,保护了每一座古城、每一条古街、每一座四合院的文物保护先驱者,并向其远见卓识致敬。
如今,经济发展,岁月变迁,公众和政府的文保意识正逐步跟上先驱者的步伐。文物古建的所有者“敝帚自珍”自不待言,社会公众也对看似“与己无关”的文物古建而鼓与呼。官方的文保理念也逐步从单个的文物、文物保护单位扩展到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
可是,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主政者从政绩考核出发,把文化保护看作“锦上添花”的“花钱”事,一旦遇到经济需要,还是不由分说地要求让路。尽管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立法日趋完善,仍难以阻挡各地破坏文物的新闻频出。
更为与时俱进的现象则是,一些地方将文物保护在内的“文化”视为发展经济的平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甚至无视文物保护的自身规律,以发展文化产业为名,对当地的文化资源、文物古迹大肆涂抹、胡乱折腾。这也就有了争夺“西门庆故居”的滑稽戏,有了“拆真宝贝,建假古董”的闹剧。
于是,一处处颇有价值的文物古建,往往只有成为新闻热点,才能引发重视,受到应有的保护。而地方政府保护文物古建的种种努力,不“闹出点动静”,就难以得到上级和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于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文物古建,最受折腾。“成龙捐楼”新闻火热背后,文物保护的真实境遇之悲凉,正在于此。也因此,甚至导致公众产生“好东西还不如放在国外”的激愤和无奈。
如此种种,无非是把文物当做了普通的经济发展资源,而没有正视“文之为文”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价值。政府理应反思,怎样的考核机制才能为文物保护撑起一杆真正的保护伞?一条条文保的法律红线,如何能扼制住非理性决策的冲动?公众也应思考,自己在围观新闻激昂评点之外,能为文物保护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