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称自己不会因莫言得奖而发财
汉学家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昨日在上海出席新书发布会。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诺奖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汉学家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在数月之前就已经定下了10月中国行,为他翻译的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做宣传。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使马悦然的此次中国行备受瞩目,他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发布会上,也主要回应了对莫言得奖的种种批评和质疑。“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马悦然说,“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那样,去批评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平现象。”
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的这次中国行,要在上海做三场演讲,包括昨晚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主题演讲《心有灵犀: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此外,他还要出席今天下午在上海书城举行的中国作家曹乃谦的作品发布会。而今年,马悦然已经88岁了。
昨天下午在上海的新书发布会俨然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全国30多家媒体飞到上海见马悦然,世纪文景的这本新书《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反而被晾在了一边,这一有些尴尬的场面,出版方和马悦然夫妇其实都已经考虑到了,时机就是这么的巧合。
莫言得奖,评委意见一致
问:有人说你在莫言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你认同这个说法吗?这次评选很激烈吗?
马悦然: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我们的评选过程是这样的,每年2月1日以前,我们把推荐作家的名单寄给瑞典文学院,2月底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15人小组,他们从250个推选的人中选了三四十个作家介绍给院士们,说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到了3、4月名单缩小了,所以到5月底只有5个人入围。瑞典文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在夏天就集中看那五个人的作品。到了9月中旬开始开会,马上就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也开始投票。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最后投票就是在10月初,这就决定谁得奖。其实今年不太激烈了,大家意见比较一致。
问:既然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依据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有政治上的考虑?
马悦然:我们对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关心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问:很多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你怎么看?
马悦然: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是什么。这个让我非常生气。我读过很多当代的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那样,去批评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平现象。他敢出来批评,但是别人就不敢。跑到外国去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很容易批评莫言的,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讲话》(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文件,在当时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这个文件就可能没有赵树理、孙犁。
(陈文芬:马悦然在瑞典批评瑞典媒体,他说,要是你们都不读书,你们凭外表评判作者,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懒惰。)
他在著作里面表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作协的副主席,这跟他的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看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是重要的。
问:莫言的授奖辞,有一个关键词的翻译各不相同,大家常常把他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你怎么翻译?
马悦然: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神话、历史和当代。当然,莫言的小说里也有魔幻现实,但这在莫言的作品中都不太重要。
本应是昨天主角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
问:你翻译莫言哪些小说给瑞典文学院看?
马悦然:我开始翻译的时候,选的是在我看来是莫言最好的一个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另外一个是非常幽默的小说《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还有《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
问:在中国,和莫言一样好甚至更好的作家还有,你们怎么就选择了莫言?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文学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这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一个颁发给很好的作家的一个奖。什么是好的文学呢?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完全是主观的。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也许有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个样子,很简单。
问:是否有很多中国作家联系你,希望通过你推荐到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不是什么真正的作家。他们是写小说的人,比如有一个山东的文学干部,他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什么古书,我都给他送回去了。
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或者我读过的作家会那样给我写信。
问:你跟莫言熟吗?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后来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话,但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那时候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见面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的作家一起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所以莫言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酒。第三次见莫言是2005年他参加一个北京的斯特林堡戏剧节。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问:你为什么喜欢莫言?你同时又翻译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你同时喜欢莫言和托马斯,这两个人共同性在哪里?
马悦然: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讲故事,他写诗。但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跟莫言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60岁的时候写了《记忆看见我》,他写他小时候的事情。莫言长大以后写了很多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博物馆,他11岁、12岁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去博物馆去看动物,他对动物很感兴趣。托马斯夏天住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一个海岛,他对自然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甲虫标本。莫言同样对自然非常感兴趣的,但是他的兴趣是另一方面的,他分析的是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因为他那个时候,那几年肚子总是很饿,他的兴趣就是去找到吃的东西。他们对自然界的兴趣,也许是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
莫言真的写得太长了
问:你是不是以前真的说过,莫言太会讲故事了,他写得太长了?
马悦然:他真的写得太长了。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他的小说《九段》,非常短,我觉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从那开始我改变了之前看法,开始觉得他对文字掌握能力非常好。
问:能谈谈莫言的语言风格吗?
马悦然:你读莫言会想到那些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写《聊斋》的蒲松林。莫言的能力就是从古代说书人学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学过外国作家,他印象最深的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但是我们不要太注重影响的讨论。莫言看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以后非常惊讶,他说,我们高密这样的故事很多,我比得上福克纳。
问:莫言获奖以后,将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坛,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太少。有的中国作家非常好,也有世界水平,但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当代作家,所以莫言的那些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坛。瑞典文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他说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问:你对莫言未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马悦然:有的得奖的人,他们得了奖之后就停止写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莫言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很强大,要非讲故事不可,他会继续写。
问:你这么喜欢中国人的诗,为什么没把文学奖颁给中国诗人呢?
马悦然:明年看吧。北岛的诗,我翻译过95%。
问:你翻译过多少中国作品?
马悦然:我翻译的小说有50多本,从五四运动以来的诗人作品我翻译了可能有100来个。还有古代的《水浒传》、《西游记》,再早就是《诗经》、《离骚》等等。
问:你自己翻译的莫言作品要出版,是否这样?
马悦然:莫言没有得奖之前,我就已经翻译好了,但是我不能发表。因为我一发表就有人会说,一定是莫言要得奖了。所以我要等到莫言得奖之后才能发表。我们一公布莫言获诺奖之后,我就把稿子寄给了出版社,但他们觉得太多了,就分成两部出版。头一部包括《透明的红萝卜》等中短篇,第二部是那些他写小时候的短故事。
在瑞典,在欧洲,他们都说马悦然要发财了,因为他可以卖了。其实我一分钱都不拿,因为我已经拿了。我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瑞典文学院叫我翻译莫言的作品,我翻译的时候,他们已经给我稿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