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是艺术史上最擅长绘画的皇帝,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就是指导宣和画院,把古画都临摹了一次,然后把这些临摹品,命名为真迹。
在艺术史上,1940年之前,没有人怀疑赵佶亲笔题签的古代作品的真实性,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逐渐发现了几件作品,虽然赵佶说是真迹,其实是赵佶指导画院的临摹品。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丁亥御札”所涉及到的两件作品,《牧马图》与《文苑图》。根据20世纪考古发现,使用艺术史的“图像逻辑”,《牧马图》不可能是韩干的作品,《文苑图》也显然是《琉璃堂人物图》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唐代韩滉的作品。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赵佶的偶然行为,但是结合艺术史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赵佶可能做出了更多的类似动作,还没有被全面揭露。
艺术史的发展,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了赵佶之前很多绘画,带有草率的成分,用色有些过分,似乎带有一点俗气,不是那么雅致,在技巧上,不互相避让,而是争抢画面。这些特征,与赵佶的绘画理念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可以很正常的看待这些特征,尊重这些特征。这就等于我们考古发掘一个古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哪怕我们再失望,也不会改变这个古墓。但是赵佶却不能够忍受这些不符合他心意的“古代作品”。他临摹,并且命名这些临摹本是真迹,他似乎在动用他的皇帝权威,在“提携”古代画家。
我们不否认,他指导宣和画院的一些临摹本,可能是比原作雅致一些,但是,他的这个行为,等于是考古发掘一个古墓,发现古墓里面的东西有点俗气,他就重新造了一些更加雅致的古董,放到古墓中。从这个行为来看,他是一个有点强迫症的人。
除了上述两个例子,傅熹年指出的,赵佶亲笔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不是隋画。我们只要与宣和时代绘画进行核对,可以看到,这个《游春图》其实就是宣和临摹本。而以前反复讨论过的孙位《高士图》,从绘画细节来看,应该也是北宋宣和临摹本。众说纷纭的《韩熙载夜宴图》,其实也是这样的作品。以往人们不太关注的《重屏会棋图》,也是这样的临摹本,画中的基本元素,譬如说画中童子,与《听琴图》、孙位《高士图》中童子,画法、形态基本一致。而整个画面用色淡雅,用线颇多,从“图像逻辑”来看,可以知道这是宣和时代的作品。一条证据往往不充分,但是当我们把这一批作品结合起来看的时候,证据就会变得丰富很多,情况就很清晰了。综合来看,宣和画院的临摹本用线较多,而用色较淡。宣和临摹本中把原作的很多细节都省略了,把一些互相争抢的细节都改变了,一些原本存在的复杂的背景,大多数被省略。
赵佶的这个行为,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批量进行。我们以往对于南宋收藏古书画,把所有古代题跋都去掉,感到痛心。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赵佶可能把所有古代绘画真迹,不如他意的作品,全部临摹一遍,标为真迹!原来真迹哪里去了,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靖康之难,遭到空前损失的,未必是带有赵佶题签的“真迹”,而是那些原始真迹。
赵佶这个行为,给艺术史研究带来了断裂性影响。他不仅使得更早的带有原始信息的绘画,离开了收藏家的视野,不被艺术史关注,而且使得人们在20世纪,简单地看待“宋画”的概念,以为宋画就是那种雅致的、精细的,不知道在赵佶之前的宋画,是从唐五代绘画发展来的,带有草率气息的、带有粗疏成分的绘画。艺术史本来是自然发展的,赵佶的疯狂行为,极大的扭曲了艺术史和艺术观念。
20世纪以前,学者们也完全没有资料、没有学力恢复早期绘画的真相,因而与赵佶相安无事。20世纪很长时间,艺术史研究在五代、北宋这个环节,被赵佶的行为迷惑了,学者们被赵佶绕进去了,始终不能破解北宋绘画谜团,因为鉴定家大多数都相信赵佶的鉴定与题签,没有想到他会做手脚、而且是大批量的做手脚。古往今来,在书画上做手脚的动机一般是利益,赵佶是皇帝,一般人以为他没有利益驱动力。万万没有想到,赵佶本人也许有点强迫症,而且他的审美观比较单一、比较狭隘,他看到难过的东西,他一定要动手的。他居然驱动国家的力量,把古代作品,统统临摹了一次,就是为了让他自己感到爽一些。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当时内府收藏古今名画6000多件。赵佶在位20多年,如果平均计算,每天复制一件古代名作,对于宣和画院来说,是有这个复制能力的。
对于今天来说,如何突破赵佶设置的障碍,就成为每一个艺术史家的事情。20世纪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其实已经给人们带来很多启发。如果不是从整个艺术史观念出发,赵佶这个行为,就是“一手遮天”了。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终于开始逐步打破赵佶的“一手遮天”行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