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历史具体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对中国画作出了“士体”和“匠体”的区分,他们把绘画中比较有书卷气或比较超凡脱俗的画叫做“士体”,而把比较俗艳功利的画称作“匠体”。到了宋欧阳修时,他把绘画的品格引向一个人的的心灵。他认为,画中的鸟或飞或栖,马或奔或卧等等,这都很容易看得出来;而一个人的“闲和严静”这种艺术心灵,若能在绘画里面体现出来,则更为重要。欧阳修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把从事文化者的文化品格提升起来,这个文化品格要落实在人格、心灵里面,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是最重要的。如何把它体现出来,成了欧阳修和他的学生苏轼及其表亲文与可等人所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文人绘画理论贡献较大而且身体力行的是苏轼。他总是拿文与可来做例子,他认为文与可的画不过是他的道德文章的糟粕。这意味着,文人画家一直想把绘画的品格提升起来,把艺术家的心灵提高起来,使艺术家变得超凡脱俗,这个是他们一直努力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先要“道德文章”,在道德文章之余,作为在其艺术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心灵愉悦的一个爆发。为此,他们采取了牺牲艺术技巧以提高它的审美品格的方法,而这个品格必须从诗词、文章、书法里面来。这样一来,无形中就把诗词、文章、书法引入到了绘画当中。从纯粹绘画的角度来讲,它加入了很多的文学因素,甚至加入了哲学因素,这恰恰使中国文化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完美。
文人画之所以会出现,第一,就是因为文人要用文化来提升艺术品格;第二,文人的社会身份高于画家的社会身份;第三,富有书卷气的艺术内涵,比单纯的技巧更耐品味。这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块,尽管历来的文人画面貌不同风格不同,但文人画共同的价值已经被提炼出来了。
到了董其昌的时候,他又面临一次这样的抉择。他的抉择依然是要变,但如何变,得有一个宗旨,这就是他说的“南北宗”。“南北宗”就是要在有宗旨的意思下去变。在董其昌之前,像王世贞等人也强调变,但只是风格、形式、技巧上的变,他们没有文化宗旨上的特定追求。董其昌提出来之后,他就把文人画的始祖,追溯到王维那里。王维的画一般都没人见过,但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诗,可以把他诗里面淡泊宁静、超脱简练的风格意趣作为文人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重要的标志通过董其昌得以固定下来。董其昌对后世最直接的影响,除了出现“四王”,就是出现了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对于董其昌的思想也好,书法也好,他都很认真的去学。在董其昌稍前一点,还有一个徐渭,徐渭也可以说是文人画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最重要的价值倒不在于其字和画,而在于他的文章、戏剧和诗词,甚至最重要的在于他的整个人生过程。其人生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你说他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说是灾难也好,他都能够用艺术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所需要的那种形象和风格。这种形象和风格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且他确实对于文人画的开拓性,无论从技巧还是观念方面,比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张扬的个性、视觉的冲击力等等,在他的绘画里面都找得到。
所以应该说在徐渭、八大山人的画里面都能够找到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生命元素。在整个清代,文人画的主流,像追求平淡、天真、简约、飘逸,这些方面体现得很明显,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很多画家的身份,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人,这一时期的画家已经完成了向文人身份的一种转变,那时候大家只要一出笔,就是文人画,而且每人都会写诗,比如扬州八家。到扬州去卖画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画上面必须要题诗,只有题了诗,画才能卖掉。当时的盐商尽管没什么文化,但他们见到有诗的画就买,没诗的就不买。所以当时郑燮、金农他们都会在画上题很多诗。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追求野逸、追求诗境和画境的融合。而且扬州八家中书法大都不弱。此后到了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等人,他们又把金石的趣味加到里面去。
我觉得发展到这个时候的文人画,它既是文人和画家的身份融合,也是诗词、书法、金石等文化艺术形式的高度融合。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文人画,脑子里面肯定会想到董其昌、八大山人、吴昌硕这一路。实际上从吴昌硕这一代人的往后,像齐白石,他的画能不能算文人画呢?我认为有文人画的元素,但他不算文人画家。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齐白石,一是瞧不起他的出身,他不是科举出身,只是一个木匠而已;二来他不是靠做文章、做官、做诗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好名声,他只是靠卖画。所以像金城、吴湖帆、秦仲文等等这类画家是不大看得起齐白石的。包括过去那些家境富足读得起书的人,他们都不大看得起齐白石。
所以,“文人画”的含义从美学角度上来讲呢,第一,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状态是否是充满文化意味的,这是一个重要标志;第二,这个文化它不仅仅是会写几句诗背几句古典,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把文人画的意境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意识里、在你的手头上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文人画更注重的是文化品格而不是形式。实际上技术很重要,但在文人画中它需要有一种转换,你要符合固有的审美文化标准,比如说大巧若拙,要天真朴实,要追求这些东西。它不是追求表面上的漂亮,不是炫耀技巧,不是看造型能力如何。
此外,文人画和“学者画”或者说“学人画”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分呢,这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系。顾炎武有个很有名的话,他在《日知录》里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矣。”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自命为文人,就没有什么看头了,对他就不必多作理会了。为什么呢?文人这个“文”,他只有和“道”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某种社会责任,或者有某种道德意识在里面,所以说“文以载道”,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单纯是文人的话,他只会对字句、对风花雪月,对人的情感体现有兴趣,但是他是否有道德承担,是否有社会责任感?文人可能不去管这些。很多的文人实际上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他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对于清初那些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学者来讲呢,文人是不行的。因此要学,所谓“学以求道”,文不足载道,要学以求道。
清以后到了黄宾虹这一代人,他们首先是以学术来立身,金石学、史学、考据学、音韵学、文字学等等,他们也写诗词,但是诗词不是他们的主业,他们的主业是以学术来唤起国民意识,这个在黄宾虹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学人”,他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学者,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因此,你会发现学人的绘画里面,他的历史意识或者说重量感要比纯粹的文人画家厚重得多。这里面也引起了一个审美品格的变化,文人追求飘逸,追求轻松,或者文采;学人则更讲究深沉,更理性,与其说他注重感情的表现,不如说他更注重理性的探索。所以在黄宾虹的绘画里面,我们更容易看到他对于“法”的这种追随,理性的探索,这远比他情感的表达要多得多。像吴湖帆、张大千或者潘天寿,我觉得他们作品中这种学术意识也超过他们才情的表现。当然,张大千的绘画中才情的表现也很充沛,可是你看他仿徐渭、八大山人、石涛,还有临摹敦煌壁画时,你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兴趣要多于才情的表现。
我想这就是学人画和文人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