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你怎么看杨之光父女微博打假的新闻?
杜南发:画家亲自“打假”当然有正面意义,但其所起的作用其实只能是警示。因为书画作假,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如同社会犯罪,只能防治,无法根绝。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画坛第一次出现画家亲自“打假”的新闻,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时代周报:中国画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造假的现象?
杜南发:造假现象,并非只在中国画坛发生,西方画坛也长期存在,许多美术馆、学者、收藏家都受害。但论数量规模,中国书画造假现象确实远超西方。书画作假的“兴盛”,主要和社会经济状态有关,如明朝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民间商品经济发达,就出现了中国书画史上假画的大高潮;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又出现明朝以来中国假画的另一大高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关系,书画成为商品后,自然也卷入其中。就中国书画本身,因多数名家书画一向没有清楚可靠的记录可循,虽然“流传有序”是鉴赏重点之一,但这些记录往往也不完整或不可靠,造成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些名家书画的艺术难度不高,或社会审美水平有限,藏家缺乏修养,市场恶性炒作,社会缺乏有效的管治机制,作伪者需付出的“成本”代价与收益不成比例等多元因素,都是造成中国画坛造假现象特别多的原因。
时代周报:画家打假在艺术界还有什么著名的例子?
杜南发:近代而言,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因为伪造其画者很多,曾特别刻“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和“吾画遍行天下蒙人伪造尤多”二印钤于画上,以警世人;又定制“齐白石”钢印,甚至直接在画上押署指纹,但这些“防伪”手段并不能起阻吓作用。
当代吴冠中亲自打假画官司,又公开指明其拍卖画作为赝品,结果亦不了了之,无法取得应有的惩治效果及彰显社会正义。此外还有史国良、韩美林也亲自打假画官司,这些都是基于维护自己及艺术权益挺身而出的积极例子。但也有某些著名画家为了自己利益而不顾道义“乱打假”的恶劣例子。这些显示,这是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和法治效率的双重问题,必须在更高的社会层面处理。
时代周报:国际拍卖行、画廊在处理这类情况方面有什么先进的经验?
杜南发:世界上并无绝对安全的体制,只有相对的规范和经验,包括非营利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均如此。就如法律,也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还得不时修正。目前所见,国际主要拍卖行在香港拍卖的中国书画,数量并不多,这情形应该对认真的把关者比较有利,但也得取决于拍卖行本身对信誉和盈利之间所持的态度。即使如此,也没办法做到全部真迹,每场拍卖都可见到一些有模糊度的作品。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完全在“供应”方,而更多应该在“需求”方,真正的收藏者要有正确的收藏观念和态度,炒作者则另当别论。
时代周报:你认为此事对业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杜南发:此事应该不会有重大影响,也不会造成根本性的改变。但也有其积极意义,首先是有拍卖行如嘉德立即作出回应并撤拍,这至少可以让市场了解哪些是负责任的拍卖行;其次是这次打假使用微博手段,社会警示效果会比较大。并且在拍卖前揭发,可提早发生警示作用,对作伪者打击较直接有效。作假的基础之一是牟利,画家在拍卖前亲自揭发,多少能打击作伪者和某些业界的利益,这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假的基础之二,是资讯的不平等,利用资讯时代的新手段打假,是一个因应时代的新发展。
其实中国优秀艺术品本就应该是国际艺术市场上的一颗明珠,可惜因为作假而致黯淡无光,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文化代价,面对这问题的无力感,确实令人感叹。
时代周报: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改善这种现象?
杜南发:这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但至少有些事还是可以做的。最重要的是法治的有效执行,要能够让被揭发的作伪者付出重大代价。行业方面,虽然行业规范不易有效执行,但至少应建立几家具有国际信誉的一级拍卖行,作为市场标准。当代画家则应利用现代条件,对自己的作品作年度编目图录,作为未来的记录依据,此举并非难事。去世名家较不容易,但也可以由专业机构开始作编年整理。这样至少可以先建立一些真迹的档案,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做得到的事。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和落实难度基本相等,画家专业建档是一个较易落实的起步,或许杨之光父女可以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画史上首位自己有明确年度作品编号记录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