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我认识的莫言[图文]

《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1985年成名，他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它以醒目位置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上。

严格说，这个小说是被一种强力逼迫的结果。它的诞生前提是，济南军区当时的著名作家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之后，又在《昆仑》杂志发表了一部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时要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一片赞扬声中，独莫言唱了反调。他俏皮地说，在这部介于纪实与中篇小说的作品中，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这当然就引来了众多的反驳声，李存葆当时是军艺文学系35名学员中最有成就的代表，莫言算什么呢？他当时只在地区级刊物上发表过名不见经传的小说。本来宽厚的李存葆据说当时脸上都挂不住了，他自嘲说：“看来，我还真要从ABC开始学起了。”

这个场景是我的老友、东海舰队的崔京生告诉我的，他与莫言当时住同一个宿舍。他说，“坟茔”要开研讨会，而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其实是前一天晚上他与莫言一起讨论的结果，只因为那天瑞典电影展要放伯格曼的两部片子，他舍不得放弃看电影去了，不然，“开炮的可能就是我”。崔京生说，《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因为“那时候莫言什么都没有”，他要以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这小说，“他也就写了一周”。

出席《收获》创刊45周年纪念活动的作家：(前排左至右)莫言、王鸿生、陈村、马原、赵长天

命运总是离不开机遇的，比如莫言遇到了徐怀中。那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办的第一届文学系，毕业后能拿到本科文凭，由徐怀中任主任。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军队作家中有威望，是一个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他在50年代写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又影响深远。当时文学系一共只有35个名额，从各大军区优秀创作人才中精选。莫言本是候补对象，就因为徐怀中从他提交的两篇小说中看到了潜力，才以他顶替了原定的学员，破格录取。而《透明的红萝卜》写成后，也因为徐怀中的深爱，才亲自将它推荐给了时任《中国作家》主编的冯牧。冯牧在“二野”时就是徐怀中的上级，50年代在昆明军区任文化部长时，曾培养了包括白桦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家，这些人很多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也就是说，因为徐怀中，没有任何背景、本来无声无息的莫言才意外迈进了全军最高艺术学府；再因为徐怀中与冯牧，《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小说，才能在当时得以顺利发表，并迅速获得一批有识之士的吹捧。而在此之前，军旅文学本是以《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样的作品为基石的。莫言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的那种冷酷，在当时的军队创作中，如果不是徐怀中力挺，是根本无法被弘扬的。莫言也因此一直尊称他为“恩师”。

《透明的红萝卜》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高个儿，东北人，一个常常弯腰将自行车骑到飞快，说话办事都风风火火的同行。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中篇小说其实就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被侮辱的悲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来自它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开头到结尾都不说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金色的萝卜。那萝卜飞出去，就会划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于艺术之作用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甚至令人震惊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用文字，写出这样一种油画般的感觉。

这个小说实际以五个人物为结构：黑娃是沉默的，他与嘴上有“金黄色茸毛”的菊子构成了微妙的关系，是莫言小说中其实真正有价值的、病态的性所在。菊子因此牵连着都爱恋她，为她决斗的卑微的小石匠与小铁匠；而黑娃能依靠的，则是那个也不言语的老铁匠。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它好在表象与意象背后，这样一个孩子身上那种刻骨的孤独。他孑然独行，似乎压根儿就是与田野里蚂蚱、秋虫、栖居鸣唱的鸟与河滩里的鸭子相伴为生的。最后，他钻进了那片黄麻地，那里才是残酷的人类世界之外，他的避身之地。这种悲凉在牵动人心。

莫言，陈希米夫妇和史铁生(右)

这个小说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孩子，写灵魂的娇嫩，这娇嫩的灵魂就如蝉蜕的幼蝉，最易被伤害。这是后来与莫言的聊天中，我才意识到的。而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

《爆炸》

因为这篇小说，这一年夏天《人民文学》组织的青年创作研讨会就邀请了莫言，我们由此相识。80年代，按王蒙的形容，是一个人人都想拥挤到文学这条崎岖小路上的年代，那时的《人民文学》每期发行100多万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就可提干、涨工资、入中国作协。而1985年的《人民文学》是我特别怀念的，王蒙从1983年7月上任主编后，暗暗推进了一年半，在站稳阵脚之后，从1985年起才真正开始大力扶植崭新的小说类型。我至今还大致记得王蒙在发表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的稿签上签署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篇令灵魂出窍，能让《人民文学》脱下代表天安门广场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中山装的小说。

王蒙在当初已经敏感到整整一批意识上崭新的作家的出现，于是才迅速将全国各地这些已经“发出了杂沓并动人声音”的青年作家一起召集到北京，向他们敞开《人民文学》的大门。在我《人民文学》工作的十年中，激动人心的场景似乎只有这么一次。正是王蒙洞开了这扇大门，一大批创新而不被陈腐束缚，反过来要彻底清除陈腐的文学巨人才开始有了自由、放肆、目空一切地生长的土壤，文学才真正开始接踵摩肩地繁荣。那个创作班，留在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两个画面，一是在去八达岭旅游的汽车上，两个湖南人，何立伟与徐晓鹤关于创作风格辩论得脸红耳赤，彼此毫不留情。另一个是午饭后，几个女作者并排在会议室的墙上练倒立，笑声四起。其中肯定有浑不吝的刘索拉，还有原来海军创作组的丁小琦。莫言相对是最安静的，他远远冷漠地看着这些疯癫癫的现代女子，避开在热闹的一边，只是一支接一支独自地抽着烟。仔细些，能发觉他本来粗粗的手指几乎根根翘起，拿烟的姿势有些夸张的优雅。我能感觉到他对都市生活，对时髦女性，有一种哪怕是外在的厌恶，并由此有一种冷漠的排斥。

真正认识莫言后，能意识到他表面的谦和后那种敏感的要维护的自尊。崔京生告诉我，莫言这个笔名，一开始就包含着浓重的苍凉感。莫言说，起这个笔名，是因为在随口说话中，他吃过太多的亏，“讲真话是很难的，是要吃苦头的”。这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直至后来的小说中，他的人物往往很难开口说话的原因。

在当时的军艺，莫言、崔京生和成都军区的施放合住的宿舍也许是最干净的。别的宿舍，往往都以帐幔分隔成一个个属于自己写作的空间，似乎卧进了自己的空间，就隔绝了他人的影响。独有他们房间，光线可以一览无余。崔京生与莫言，自称是那种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形影难离的哥儿们。崔京生告诉我，他之所以佩服莫言，不仅因为莫言读书最快最多、贪婪至极，更因为他令人惊异的领悟能力。那个年代，考量一个作家的实力，往往要看他钟情于哪一类作家。那时，在福克纳之前，莫言最喜欢的作家，是相对冷僻的德国的伦茨，伦茨的《灯船》、《面包与运动》、《德语课》及短篇小说《卖笑的人》，都对他1985年的创作腾飞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这其中，《德语课》其实是伦茨对自己曾被召为纳粹海军的经历的灵魂忏悔，它帮莫言找到了一种视角——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人性、兽性及其间的奴性，奴性与人性、兽性的微妙关系，还有比这再深的主题吗？这孩子，便是那个如蝉蜕幼蝉般娇嫩的灵魂。

但莫言洋洋洒洒的叙述方式，却并不来自伦茨，伦茨的叙述其实充满理性，莫言的叙述则完全是感性的。我以为，他的小说的结构元素其实往往是固定的：以一个孤独的娇嫩、脆弱的孩子的视角，去描述残酷；这孩子的视角本身是一种病态，以这病态故意去践踏实际对美的向往，这病态恰来自过度的自卑与自尊。因这自尊才遥望着美，才通过践踏而从心理上占有这美。在《透明红萝卜》中，黑娃与菊子，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只不过他用年龄差异，故意掩盖着这种实质的关系。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他的叙述本身就是人物塑造，决定了他要依靠叙述来完成一种镜像，决定了叙述的想象能力要远重要于结构与故事能力。

莫言因此绝不是那种在遣词造句上斤斤计较、精于在布局中流连忘返而自得其乐的作家。恰因为此，才一下子决定了他起步的高度。他的写作速度由此极快，我能想象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任由想象力恣肆在稿纸上一气呵成的样子。叙述能力其实是衡量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能力，叙述繁衍力不仅来自生活积累，来自对积累的想象力，更来自一种强大的心力。缺少强大的心力，是难以天马行空，把一段叙述洋洋洒洒到游刃有余的。他那时的最高速度是一天能写1万字，他借了一间教员宿舍，晚上在大家睡觉前夹着书本稿子出去，天亮再毫无倦意地回来，由此他是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大稿纸最多的消耗者。军艺当时的稿纸分配是有数的，他过多的消耗，只能从他的好朋友刘毅然那里去要。刘毅然当时是影像课的教师，他的作用，不仅是让战友们能多看些最棒的欧洲电影，而且他当时温馨的家是莫言这帮朋友们不时吃顿红烧肉、快乐地喝顿大酒的闹腾之地。

从1985到1986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他交给我的是特别干净的稿子，每一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其间几乎没有涂改。偶尔增加的句子，都会清楚地标示，一如他永远整洁的床铺。莫言写作，是不打草稿的，崔京生说，他在开笔前只在一张纸上列出顺序、交叉、拐弯抹角处，然后就开始动笔，基本一字不改。在停下思考时，除了抽烟，还会用一把已经磨得亮亮的小梳子梳理其实并不多的头发。他是极注重整洁的，但很朴素，永远是穿着衬衫的样子，天冷了就加件夹克。尽管有时也会挺直腰板，但我却总难有他穿着军服的印象，他真的不是一个军人坯子。

《爆炸》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构思：描写我回乡，带着妻子去做计划生育的过程，场景只从打麦场走过河道，再从河道走到卫生所。没有故事，用传统的结构要求，其叙述几乎全是“臃肿”累赘的旁枝末节繁衍。比如刺目的、到处都在反射着光线的阳光，金黄到尖锐的麦芒，天上还有飞机在不断地飞行训练。这些与小说有关系吗？它们不过共同构成着场景，而所有这些描写综合起来，又形成了一种冷酷的基调。结扎只是一个表面事件，这事件背后是支持着农事的辛劳而粗糙的妻，是年迈固执而可怜的父母。同样的故乡高密的环境，它走向了与《透明的红萝卜》相反的方向——它不再是荫庇之所，表面是一个生命被扼杀，背后则是一种活生生本与此维系着的人性的淹没。

“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这是这个小说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开头，它用文字叙述的慢动作，不仅动感清晰，且音响、味觉都扑面而来，它们共同组成着想象的恣肆的强大——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像是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这样的叙述强力，可以迅速将草屑滚成巨大光耀着的“球状闪电”，可以迅速将绝不调和的色调发酵蒸腾为一锅缤纷黏稠的酱粥，我称它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这种发酵能力之恐惧，在于它一定是越写越疯狂，就像盛夏疯长的绿色，一旦浓郁到密不透风，就会令人难以卒读。这其实是《透明的红萝卜》后，莫言小说致命的毛病，往往是前半部极佳，后半部就繁杂到令人难有耐心。这部小说所谓的“爆炸”，从父亲那一记辛酸的耳光开始，从打麦场到河滩，将父母、我与妻子，不同生存互为冲突无法调和的五味杂陈全都搅在一起，真是绝佳。但到了卫生院，从面对一个孩子的出生到人们围剿火狐狸的过程，反而因内在的交织不够而显得空洞枯燥。那个火狐狸、冲撞的红色摩托车，一个孩子的出生与另一个孩子的离去，本来是虚的却都变成了实的，后半部的冗长于是反过来掩盖了前半部的光芒。

当然，这都是后来再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