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主任
范迪安:让更多的藏品与公众见面
“作为一个老委员,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今年会风的转变。大家用更加朴素、务实的精神来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对《美术文化周刊》表示,“这种新的会风在不久以后,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我们一方面要提倡朴素、扎实的作风,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国家建设,把平时从文化艺术角度关注的许多问题带到会上来,展开热议。”
今年范迪安关注的热点包括城镇化建设、文化惠民、民众文化需求等。在他看来,相较于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我国的文化投入总量远远不足,虽然各地新建了许多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硬件工程,但面向基层的文化设施依然不足。“如以美术馆系统来说,现在全国各个省会美术馆还没有完全配齐,一些中小城市的美术馆就更加缺乏。尤其是西部的几个省份,本来他们有着很好的美术资源,但是由于没有展示空间,这些丰富的艺术资源只能大量‘刀枪入库’‘深藏闺中’。”范迪安说,目前新建成的美术馆也有一些因为不规范而无法使用,部分美术馆的空间结构、采光、通风等不仅不利于服务公众,也不利于作品保护。同时,一些规模较小的美术馆因为没有足够费用展开各种展览和公共活动而处于闲置,徒有空壳。
范迪安表示,当前有关文化建设的概念、观念提法很多,但落实不够、实际投入不够,文化建设和艺术普及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他建议,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长效投入。
同时,我国总体仍缺乏对艺术人才的培养规划。“虽然艺术市场部分地为艺术人才打开了空间,但艺术人才从院校毕业后,‘自生自灭’现象仍占主导地位。”范迪安说,我国的基金会数量很少,艺术基金的总量也很少,这使得年轻艺术家在需要资助的时候很难获得支持。因此,那些急功近利的商业渠道会迅速把他们吸引过去。而他们也只能放弃理想,不得不跟着商业、市场路线走,久而久之非常让人担心。“国家应该有艺术人才的战略思维,加大社会投入,使人才获得更加广泛的资助途径和空间。”
谈及美术馆的作用以及美术馆如何在内容上服务民众,范迪安表示,美术馆要通过对藏品的保护、利用和积累,来增强民众的文化认知,使美术馆的收藏更加广泛地与公众见面。
近两年来,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一系列馆藏展令人印象深刻。范迪安说:“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观众走进美术馆是直奔经典去的,就是想看那些隐隐约约知道但不曾谋面的名作、佳作,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藏品与公众见面。美术馆的发展与建设一定要把藏品资源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更多地进行策划,讲究藏品的展览展示,做到既有内容可看,又有情境可感,使展览丰富起来。”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杨晓阳:文化追求的目标应明确
新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今年带来了3个提案:《中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刻不容缓》、《有计划地改变中国的美术学院西化为主的现象》以及《书法教育要从一年级抓起》。
杨晓阳对《美术文化周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国家层面对于文化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表象,掩盖了文化发展陷入低层次重复甚至有些野蛮生长、破坏、毁灭的态势。这是从国家层面对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不清晰造成的。
针对这一情况,杨晓阳提出:第一,要明确目标。明确我们的文化繁荣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文化当下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不能只是领导重视、资金投入,之后形成一个低层次徘徊,造成大量的浪费。第二,确定层次。这里又包含几个方面:第一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第二是人才队伍的建设,第三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对外文化的借鉴,第四是文化资金的投入和文化硬件的建设;第五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最后才是开发文化产品的衍生品从而成为产业。不按这个步骤,就会本末倒置,形成现在一些不好的局面。比如局部强调文化产业,没有创新、没有高度,不能代表时代的高水平,而是低水平甚至是恶俗文化的不断重复;再如,在城市化建设中,第一轮是大城市西化,第二轮是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的西化,最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改造,有的地方把原来的环境、建筑、历史文化、哲学都毁灭掉,建起了像鸟笼子一样的农村,这是最可怕的。
作为一个从美术学院里走出来的画院院长、政协委员,杨晓阳对于中国的美术学院存在的问题呼吁多年。中国的美术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向西方学习,跟民族文化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有大量脱节的地方。课程的设置、教学的导向有偏差,以致美术专业90%的学生毕业后都会转行。“民国时期之所以能产生那些艺术大师,因为他们都是按自然传统传承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反倒产生不出多少大师级人物。”他认为,这些问题与美术教育有很大关系,但是大部分美术学院都不愿意承认。“我曾在10年前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当时《美术报》以《一个执行者的自我批判和重构》为题进行了报道。虽然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但现在发现效果甚微。对这个现象我们要引起重视,有步骤地认识它、改变它。”他说。
杨晓阳还提出,经过多年的努力,书法已经成为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必修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学习书法要从一年级开始,第一口奶最重要。”杨晓阳强调。
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吴长江:推动中国美术“走出去”
“小组发言上大家都讲实话,指出问题很中肯,值得我学习。”作为两会的新委员,吴长江十分谦虚,他此次提案是《推动中国美术走出去,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
作为美术家以及美术机构的负责人,吴长江在接受《美术文化周刊》采访时说,自己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10余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攀升。中国的美术事业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春天。但是,当代中国美术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重要影响,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现状极不相称。为了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美术的创作成果,他建议国家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力量,整合资源,遴选一批水平高、分量足、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伟大变化和美术创新成果的优秀作品赴外展出,推动当代中国美术“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吴长江指出,实现当代中国美术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产生实质性的正面影响,面临许多困难,如:缺乏有力的组织和资源整合力量,缺乏持续有效的推广途径和渠道,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专业研究,缺乏有效的专项资金支持。
为解决以上问题,吴长江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相关部委和文化艺术机构联合组成专项项目组,整合优秀的当代美术家、美术作品、展览展出机构、对外联络机构、策划研究力量,在充分尊重美术发展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调研、制定系统的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责任到具体负责人,分时分段逐步推动。其次是通过国家间的交流合作,拓展展出和推广平台,尤其是与国外国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深入合作。再次是整合研究力量,扶持国内外美术史论家和评论家对中国美术进行研究,组建专业团队,增强对当代中国美术走出去的战略研究和具体实施方案的调研、制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通行方式接轨的新道路。此外,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是关键,尤其是对中国美术“走出去”大型项目的专项支持。
十几年前举办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展览层次高、反响好,令吴长江印象深刻。他表示,找到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切实可靠、行之有效的现实途径,一定要从具体的项目做起。
“对于我来说,不仅要做好中国美协的各项组织工作,还要以一个新的角度,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吴长江说,两会结束后,他会利用各种机会,调查研究基层的问题,尤其是与美术相关的各种问题,比如美术院校毕业生就业等,反映基层的呼声。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施大畏: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科学梳理
“前段时间,刘再复在《世界末日》一文中分析2012年末日观时指出,人们的思想状态存在着某种末日观,即物质替代了精神、工具替代了价值、资本替代了人本。那么,文化的价值在哪里?中国文化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在哪里?”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身兼数职的施大畏已连任多届政协委员,今年令他忧心的问题是:虽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势头很猛,但由于文化的科学性分析和理论支撑的缺失,使得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模糊化,这种势头不容乐观。
以美术为例,纯艺术替代了文化价值的梳理。如何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艺术?他举例说:“去年在德国汉堡有个水墨艺术展,德国的表现主义和中国水墨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从这种角度去讲解,可以更加生动,德国观众也能马上理解中国的精神、人文思想,从而拉近了观众与受众的距离。”英国人米勒在一本书中讲到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其大意是科学产生了狭义相对论,即毕加索将焦点透视变成了多点透视,平面是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中国艺术文化领域中,自古至今的艺术家都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来创作,但我们若不将这种以味觉、嗅觉为基础的审美方式进行科学梳理,我们就无法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支撑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把最复杂的故事用最简单的语言讲给大家,这就是我们文化人的工作。”他表示,“目前大家谈中国文化如何伟大、书法如何伟大都流于形而下的思想影响之下,还未在科学的层面上进行梳理。对传统的研究是为了创新,钻进去的关键还是要走出来。”
去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提出,文化软实力有三个标准,有核心价值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魅力的文化艺术。他认为:“这个道理全世界都一样。中华艺术宫引进了奥赛博物馆的展览,对方称赞说中华艺术宫建设得比奥赛博物馆还要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现。“实现文化强国有许多事情要做,但首先要清楚目标,清楚我们要弘扬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只有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合拍了,我们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才会更有底气。”
他还表示,美术馆等机构要真正把所有的工作重点放在公共教育与推广上。“比如今年上海的市民文化节,我们画院与上海市文广新局群文处合作,通过专业单位与群文互动,将画院的二级藏画拿到区文化馆展示,邀请专家上课、大腕开讲等实实在在的措施,培训基层文化干部,也真正提高老百姓的文化修养和公共道德水平。”他介绍道。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许钦松:艺术家要为“美丽乡村”建设出力
作为广东文艺界的代表,许钦松续任了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全国两会文艺界政协委员中的“老面孔”。他以率性果敢的作风,突破一名画家的专业局限,5年来提出13个提案,除了文化艺术领域,不少也涉及国计民生,每一条提案都看重“实”字。
2009年,他的提案是关于扶持民办博物馆、美术馆,不但被采纳了,有关部门还专门形成文件下发各地执行。2010年,他的提案是关于当代艺术的主旋律建设问题,他认为,眼下中国美术界应该逐步建立体现中国文化价值、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理论框架,要逐步摆脱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对我们的无形牵引。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在微博上爆料:“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七树堂’将被拆迁重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许钦松正参加政协小组讨论。讨论一结束,他就立刻跑去现场了解情况,之后他在文艺界联组会上发言提出保护康有为故居,立刻得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励小捷的答复,使得“七树堂”躲过了被拆的命运。
今年,许钦松的提案是关于建设“美丽乡村”的。他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现在各地都在讲幸福指数,‘幸福’其实和文化息息相关。今年,我打算从‘美丽中国’的角度,提出建设‘美丽乡村’提案。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基层采风,发现基层的农村建设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中国人更多关注城市规划,但农村却基本没有规划,乱建乱拆。我曾去澳洲考察,发现在西澳洲,政府组织艺术家、设计师专门为农民设计房子,在他们的农村,不光农民的住宅、别墅有艺术元素,就连奶牛场、果园里的建筑都是风格化的。而反观我们的农村,却经常看到脏、乱、差的现象。希望政府能在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和规划设计,艺术家也可以广泛地参与进去,建更多的‘美丽乡村’。”
许钦松在提案中对如何建设“美丽乡村”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一是对农村的居屋建设布局和外观实行统一规划,实现“家更美”,由政府牵头为农村居屋设计统一或相近的布局和外观,以点带面,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推广。二是对农村的道路、河流、公共设施等村容环境进行改造升级,实现“景更美”,推进农村公共生活环境的综合规划及整治,加强农村的绿化美化工作,发展农村的生态旅游业,配套建设环保设施,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三是加强农村基层文化设施和农民文化生活的建设,实现“人更美”,落实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基础文化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利用各种场所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
吴为山:城市雕塑立法刻不容缓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吴为山今年带来了《加大力度推进当代中国艺术国际交流》和《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馆》两份提案。
吴为山对《美术文化周刊》表示,当今,我们“走出去”的艺术文化产品偏重于传统,对当代艺术的传播力度、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国外民众通常是通过三星堆、兵马俑以及中国古代经卷、书法来了解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认知严重匮乏,有些甚至是偏颇、误解。大规模的艺术生产与消费并没有确立中国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话语权,我们的艺术还处于“被选择”的状态。
吴为山说,目前,中国很多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的走势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还受到盈利策略的驱使,艺术家们往往被误导。由于这些艺术家对国际信息了解不多,只能以个人名义与海外画廊或其他艺术机构合作,从而导致推向世界市场的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某些畸形表现、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艺术反而得到市场热捧,使得世界一再“误读”中国艺术。他认为:“只有真正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并进行有效宣传,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艺术才能真正在国际交流中获得长久认可与尊重。”
自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雕塑在中国迅猛发展。然而,吴为山作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在工作中却深感力不从心。因为他们既没有立法权,也不享受行政实施权,其作用在很多地区也是千差万别。城市雕塑历来耗资巨大、影响范围广泛,并缺乏多部门整体规划的机制。以江西南昌建立的江西名人雕塑园为例,起初小有成绩,但随着市委领导的换届,虽有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中国雕塑院的协助,却也是徒劳。因为城雕项目建设的延续性是作品质量的关键,立法是其延续性的重要保障。
吴为山说,各地政府需要相关法律来规范城市雕塑的规模、题材、耗资等,各地城雕指导委员会需要立法来保证其谏言得以落实,广大的雕塑艺术家更是需要法律保护,避免作品的艺术性被“非艺术”左右。上一届两会,吴为山已经提出要加强城市雕塑管理,但在众多提案中没有引起特别关注。这一届,他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立法的迫不及待,这也得到众多委员的支持。
城市雕塑是标志中国当代精神面貌的符号,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城市雕塑的建设也必须有规划。吴为山发出呼吁:“必须立法!只有这样,各级政府、城雕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家个体才能三者互动,共建美丽城雕。”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
卢禹舜:艺术节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卢禹舜作为本届全国政协新委员,提出了三个提案。这三个提案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热点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立规范的艺术评奖制度;如何扩大艺术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提高全民族素质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卢禹舜对《美术文化周刊》记者表示:“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但文化不能一体化。越是经济全球化,我们更应该强调文化的民族特色、民族品格。”
卢禹舜说:“我国的各项建设,一直都是围绕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建设,也同样要从文化民生这个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生活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需求出发。”
针对当前文化消费层面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卢禹舜一语道破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城镇的文化消费水平稍低,农村更低,三者的文化消费比重不合理。要整体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就要在农村下功夫。”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有很大比重,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国的中心任务是要解决“三农”问题。所以他在提案中强调:“只有抓住农村的文化建设,才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才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他说:“除城市、城镇、农村三者的文化消费水平不均衡外,我们对于高雅文化的消费尚且不足。一些低俗的、纯粹娱乐性的文化在民间盛行,尤其现在很多农村已经接入网络,他们毫无判断地接受低俗文化,久而久之便会影响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更何谈树立我们的民族文化自尊、自信?”
卢禹舜认为,作为国家画院的一名画家,有义务,也有责任引领艺术文化事业朝主流方向发展。目前,社会各界对艺术节的重视程度、关注度和其影响力还不如一台娱乐节目。艺术节如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就体现不出文化的真正繁荣。将人民的艺术节办得更出色,更加深入人心,也是提升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有力措施。
艺术市场活跃之后,职业艺术家开始大批进入宋庄地区,宋庄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全国职业艺术家圈。在卢禹舜看来,虽然职业画家与体制内画家两者的创作方向、心态发展不平衡,但是职业画家的力量也不可小觑,中国国家画院有责任消除这种不平衡的现状。
宋庄在成为中国的一个艺术区之后,虽然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前来,但是力量零散,也没有策划过一次完整的展览。中国国家画院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国家艺术的形象,中国艺术风格的实践者,其实践成果要引领、导向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要考虑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2012年,中国国家画院第一次参与主办宋庄艺术节。卢禹舜表示,中国国家画院对整个宋庄艺术节有一个学术上的把关和定位,力争将其打造成质量很高的艺术节。
山东画院院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孔维克:公共空间应摒弃变味的“名人字画”
早就听闻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每次外出写生必带速写本。记者在政协委员的驻地宾馆里见到他时,适逢他刚从台湾归来,果然见他带回一批写生之作。翻开速写本,浓浓的现场感、行笔间的速写味扑面而来,用这种艺术神游的方式,记者体验了一次独特的宝岛之旅。
虽然艺术家们都认为写生对于艺术、对于创作很重要,但在这个很多人把写生当成旅游、采风只带相机的时代,速写实际上已经被淡化了。对此,孔维克认为:“首先,现在有些艺术家静不下心来画速写,从而走马观花。其次,很多艺术家过于依赖相机的便捷,造成用镜头代替了纸和笔,画家的手弱化了,眼睛退化了。”
兼任着山东美协常务副主席的孔维克,对时下各种不正规的协会、学会扰乱艺坛的现状也很关注,他说:“现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协会让画家们不胜其扰,这种行为给学术界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误导了书画爱好者。这种混乱主要源于社会上的造假之风。”
孔维克对此深感担忧,并提出树立行业规范的建议:“有些协会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不懂学术,也不在乎学术,只是为了各自小集团的利益。另外还有人是为了爱好去成立协会,但是不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造成管理漏洞。所以,应该有相应的文化稽查与文化立法,出台相关政策。协会的注册要严格,协会的管理要规范。”
对于当下各种展览愈来愈讲究排场的风气,孔维克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们的展览,就是要做实效、做实质。评价一个展览并不是看这个展览的排场多大、耗资多少、领导阵容,而是看展览中作品本身的艺术含量。”
此外,对于“名人字画”充斥公共空间与转向市场的现象,孔维克认为,非书画界的一些行政领导、演艺圈、企业界等名人喜欢写字画画,既是无可厚非的对美的追求,也体现了社会对艺术的尊重。但如果不是因为热爱艺术而作画、办展,而是追逐金钱,这种行为不仅有些作怪,更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
“名人字画从古至今有一个传统,但这一传统发展到今天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古代的名人字画,其造诣往往相当精湛,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献价值。现在许多以此为名为利的名人字画,是缺少文化底蕴、变了味的名人字画。”孔维克表示,“现在的公共空间,应该推广优秀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追捧所谓的名人字画,甚至是江湖字画,造成公共环境上的视觉污染,起不到引领公众审美导向、美化公共空间的作用。”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苏士澍:中国人当学好中国字
今年参加两会,让苏士澍备感欣慰的是,经过他和众多委员、代表的多次呼吁,书法终于在2012年秋季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
“我们的孩子现在从小吃面包、麦当劳,接受的是双语教育,生活、学习已经全盘西化了。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如何加强汉字书写教育的力度上很不够。看动漫的时间让孩子学学汉字不好吗?”苏士澍在在接受《美术文化周刊》专访时说。
作为一名连任3届的政协委员,他一直在为中小学书法教育事业而奔走。这次,苏士澍把提案的重点放在怎么落实和实施“中小学书法进课堂”上。他对记者滔滔不绝地说起具体的建议。
“现在电脑的普及对于汉字学习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汉字是华夏五千年的根,我们永远不能把汉字丢掉。要是到了提笔不会写字的地步,就是很可怕的事了。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只是在输出产品,而没有输出文化。这种评价应该足够引起我们重视和警醒了。”苏士澍认为一定要把学汉字、写汉字提到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去认识这个问题,“‘文化自尊、文化自信’不能束之高阁,应该体现在学好汉字上。”
去年,苏士澍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委托,编写了一套中小学书法的课本,目前已在几个省开始试用。此外,他还调研了常州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打算从今年暑假开始,让孩子的书法教育走进博物馆。但现在也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师资,二是解决学生从学校到博物馆的车辆。
2011年,苏士澍还提出了在中小学开学前设立“书法周”的想法。学生放完寒暑假回来,在一周的时间内通过写字可以“收心”,促使其很快地进入学习状态。
苏士澍认为不能把汉字、书法的学习神化,要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汉字365》,列出365个常用字的各种书体,这样每天只需一分钟学习汉字,就可以积少成多,掌握常用汉字和书法的奥秘。
“老祖宗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都在汉字里面,我们应该好好挖掘其中的涵义。”苏士澍注意到,长期以来,中国的汉字教学都是通过拼音来实现的,但汉字恰恰是形音义结合的产物,我们对此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还设想仿造迪斯尼乐园去建造一个汉字文化园,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体味学习汉字的乐趣。这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苏士澍的这个畅想颇有新意。
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
袁熙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文艺批评
去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袁熙坤因按多年养成的老习惯用毛笔做记录而一举蹿红于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毛笔哥”。今年,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毛笔哥”又携其毛笔而来,与他一贯对环保的关注相应,其提案仍是围绕着环保展开。
对于“毛笔哥”的称呼,袁熙坤颇为认同:“‘毛笔哥’之名说到了我的心窝。诗为魂,书为骨,中国画姓‘中’,再好的基本功,必须在宣纸上才能立得住,因之毛笔于我功不可没。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毛笔不离‘毛笔哥’,走到哪里都可以毫端妙用。”刚刚走出会场的袁熙坤掏出随身带的毛笔,“‘毛笔哥’怎么能离得开毛笔呐!”
作为一位艺术名人,袁熙坤聊起时下流行的“名人字画”,颇为风趣地说:“‘甘蔗不能两头甜’,要给从事艺术行当的人、为艺术付出劳动的人、那些画了一辈子画的书画家留一点空间。比如岳飞,他是以精忠报国、抗击金军为主项,不是把他的字画拿去和艺术家比。职业分工很重要,要先做好自己的专项。”
当然袁熙坤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名人字画,他认为当作个人爱好与自我修养去写字练画,是应该得以提倡的,这也是当前艺术普及的一种表现。他贬斥的是没有书画根基,依靠其特殊身份而走进市场的“名人字画”。“不是说你做了官,你的作品就可以变成名人字画,‘名’要等到被未来的历史鉴定之后,不是在今生今世就可以兑现的,不能‘现蒸热卖’。像毛泽东、陈毅等先辈的书法作品,受到历史的认可也是自然的规律。天才是存在的,但都是特例。如果出现了奇迹,出现了不需要基本功的天才,在市场中受到不匹配的推崇,那就是反自然,自然而然才是艺术养成的大智慧。”
对于现在艺术市场的价值取向与艺术评判,袁熙坤一针见血地说:“现在娱乐性、艺术性和艺术的教育性含糊不清,不能拿市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教育又要用艺术的手段来承载着希望,比如说书法,它一定要承载着真善美。不能轻易地让艺术的未来走向市场化或娱乐性!”
以受市场热捧为标准来衡量艺术的现象,以娱乐取代艺术的根源,根源在于艺术评价标准的缺失。究其原因,“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文艺批评。以前南有蒋孔阳,北有宗白华,还有王朝闻等一批美学家,这么多伟大的理论家,才解释了艺术的标准,如同别林斯基说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袁熙坤说。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言恭达:书法应有尊严书坛需要安静
“截至去年,中国书协会员已有11163名,作为人民团体,中书协对于入会的条件和名额的控制、把握还是比较好的。”言恭达对《美术文化周刊》记者表示。
当今书坛非常活跃,各种名目的协会、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此,言恭达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拒绝它,而是应该主动地接受它,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行业法规,引导、规范这些新兴业态的文化组织。“书协总体上还是应该按照书法本体,也就是以书法创作为中心来推进它的发展,而不是搞一些表面化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文化运动。”
对于当下不少行政官员加入书协的现象,言恭达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从正面效应来说,领导干部喜爱书法,倡导书法艺术,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公务员的文化素质是很有好处的。而且,领导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也能起到支持书协开展活动的作用。从负面效应来说,有的领导干部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份一下子转变为书法家,并通过炒作强行让社会承认,带来非常坏的社会影响。行政官员加入书协组织应有自律意识,切忌犯“浮躁病”。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书法文化心灵价值的嘲弄和异化,这是几千年来书法艺术‘技进乎道’最本质的求索。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文化学的高度观照中国书法,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衡量中国书法的发展现状,营造一个全民热爱书法艺术,同时全民仰视书法文化,弘扬现代人文精神的新氛围。”他说。
言恭达认为,书协应该按照书法的本体规律推进它的工作,潜心把书法学好才是所有书协会员、书法爱好者真正应该关注的。“我的盼望是回归本真,回归纯净,少一点‘恶炒’和‘争位’,多一点理解和呵护,冷静地自省书协存在的意义,反思一个书法艺术工作者的社会担当。不管是何级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应懂得:文化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生活,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书协这个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其职责是为广大会员服务的,不是自己争名夺利的场所。”他呼吁中国书坛应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要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会员,善待同道,尤其是在贫苦线上的同道。只有重视“人性”的价值,协会的工作才能以“平视”为基点,进入人性化管理。
言恭达最后说:“中国书法需要尊严,需要高贵,需要秩序,需要安静。书坛需要拒绝‘争位’,拒绝浮躁,拒绝诱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终是心灵的回归。我们要像保护天空不受灰霾污染一样,书坛更需要社会心灵建设,坚守精神家园,坚守艺术本体,永不变质!”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理事
何水法:让公众能够消费艺术成果
今年春节,全国政协委员、画家何水法过得异常繁忙。除夕至初七他闭门创作,初十就赶赴河南孟津县平乐牡丹画村指导农民创作,并为当地农民送上了100万元的“希望画院”筹建善款。捐献仪式刚刚结束,何水法又步履匆匆回到杭州对他的全国两会提案做最后的修订。
自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何水法每年都针对艺术领域提出多个提案,例如美术馆博物馆免费开放、《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等,都已成为现实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的5个提案中,《规范艺术市场建设做强文创产业》、《招标采购公共文化服务》和《推广“希望画院”模式破解农村文化艺术发展瓶颈》3个提案,旨在推动艺术发挥更好的经济和文化效益。
作为最早涉足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代画家,何水法对于我国艺术市场问题已关注了很多年。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国美术品交易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末发端以来,发展迅猛,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赝品问题、艺术品价值的保持与发现问题等。
何水法提出,可利用完善的机构,如艺术家版权协会等,帮助艺术家维护自身著作权益,并对艺术品的授权使用加以监督,维护文化产业的合法、合理发展,提升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竞争力。“发展艺术品市场,有效地开发著作权与改编权,能放大艺术品的思维价值,使得市场参与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入到艺术品市场的交易过程中,让公众以乐意承受的价格消费艺术成果。”何水法说。
去年,何水法自费营建的抱华楼何水法美术馆正式开馆,从试运营到正式开馆的两年时间里,何水法先后策划组织了5个国际艺术展览,也切实体验了一把运作民营美术馆的困难与辛酸。何水法发现,民营美术馆、博物馆除了无法避开令人棘手的运营经费问题之外,还面临展览组织策划的手续、审批、宣传等方面的问题,较之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
所以在另一个提案中,何水法希望政府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官方馆与民营馆,让双方享有平等的扶植政策,让双方平等地竞争文化艺术项目或者展开合作,营建一个良好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使得公立与民营博物馆、美术馆双方都得到最完善的发展,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
何水法还十分关注画家村的发展问题,希望通过推广“希望画院”的模式,帮助农民致富,推动农村更好更快发展。“目前制约农民画发展的主要问题,主要是缺乏师资与交流平台,他们的作品仍然保留着传统民间绘画千人一面的特点。如果当地能够有一个常设的学术机构,定期聘请有资质的画家来此授课讲学,将大大提高当地农民画的水平和格调。”何水法说。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山东省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潘鲁生:民间美术要活在当下
潘鲁生今年是首次作为全国文艺界政协委员参加两会,他提出的“文化惠农”等建议,也替民艺界众多学者道出了心声:“保护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
潘鲁生结合多年来的一线调研,今年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建立和实施国家设计战略》两个提案,前者关注的是我们的文化根脉和土壤,后者关注的是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驱动力量。
潘鲁生在多年下乡考察过程中,发现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遭遇“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空心化”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充分认识农村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改变“用城市文化改造农村文化”及“送文化下乡”的单一模式。从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农村文化主体本身出发,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等多种形式,重建一种乡土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文化生态如果不断遭到破坏,发展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潘鲁生说。
谈起建设文化生态的具体措施,潘鲁生提出设立相应组织机构统筹管理,将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重点向农村文化产业方面适当倾斜,加快制定相关农村文化产业技术标准和生产规范,健全相关产权交易与融资平台,加强商标注册与保护,开展“国家农村手艺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试点,实施“农村手艺进城市”计划等。
在致力于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同时,潘鲁生也长期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推行中国民间美术教育方面已经有30余年,民间美术已成为办学特色。从课程教学、田野调研到理论建构,形成了一整套教学和科研体系。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也乐于接受民间美术,既打下了传统的基础,也为创作找到了创意元素。潘鲁生说:“艺术教学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和技法传授,更主要的是熏陶、启发和养成。”
就民间美术的教育而言,潘鲁生认为,除民间美术的教材编撰外,还要开展田野采风调研和博物馆研究,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民间美术的韵味,领悟其中的符号、色彩、造型语言和更深层次的造型观念,以及民风民俗中形而上的追求。学生们还可以结合民间美术的学习,开展当代艺术创作和设计转化。潘鲁生还提到,在“手艺农村”项目中他们已经进行了尝试,学生们从农村柳编、剪纸、土布编织印染中汲取了很多创意元素,设计了一系列家具、服装、时尚装饰作品,这样的成果对农村手工艺是一种创意提升。
“让民间美术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就是最好的保护与传播。”潘鲁生最后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李象群:溜须拍马的“批评”阻碍艺术发展
除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授课,李象群还是北京798艺术区零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他一只脚站在体制内,教书育人;一只脚跨出体制外,有着自己的工作室和艺术中心。
连续担任几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李象群,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2002年,著名的北京城市名片——79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时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象群,向北京市人大提交了一份《保护正在发展的文化产业》议案,并多方奔走呼吁,为79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保留及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象群每一次都会精心准备提案,今年,他的提案是《关于通过主流文化渠道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他用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切身体会和调研经历,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建言献策。
李象群提出,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需要与时俱进,调整其内容形式与主流文化相呼应,有效地传递主流文化,在与其共鸣的同时,在辩证统一的发展中得到升华。他建议,为社会主义主旋律注入当代性特征,关注人类共同的话题将有助于为中国文化注入活力,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容。因此,应当大力推动主旋律文化与主流文化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发展,扩容与包容当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李象群说。
此外,对于美术界的现状,李象群也十分关注。他表示,近年来,各种名头的学会层出不穷,这些学会是民间性质的,大多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的,只要交钱就能进,完全没有门槛。这类学会通过举办活动营利,带有敛财性和欺骗性,搅乱了艺术市场。李象群认为,对于这类学会,国家应予以规范,“尤其是一些学会的名称冠以‘中国’字头,打着中国的旗号,做私人的事情。因此,应该把这些学会的‘中国’帽子给去掉。”
当记者提到当今艺术批评较为薄弱的问题时,李象群直言,现在的艺术批评不是薄弱的问题,而是没有的问题。“艺术批评家们现在误导人。真正做到客观批评的人太少了,艺术批评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在他们的文章里看不到‘批’和‘评’,只能看到溜须拍马。实际上,这种艺术批评只能阻碍艺术的发展。艺术批评的现状与当下的环境有很大关系,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的心态,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得了的。希望观众对艺术批评持谨慎的态度,不要过于相信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