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坚：不一样的涂鸦艺术

巴西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踢。在诸多集体运动中，常常被视为“文化”、“艺术”描述的，足球算是其一，被宽泛地称为“足球文化”，有“足球艺术”之称，而恰好巴西是“艺术足球”的代表、故乡，所以这一届算是半世纪过后再归故里。一扯上文化、艺术，值得说的地方就多了：国家或民间、历史或现实、传统或现代、民族或个人、土著或外来……制度、道德、情感、性格，等等。所以，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举办国经历的一次全方位“露真容运动”。有的国家举办期间但知“掩饰公关”，掩盖不同声音，美化自我，但在到访的客人眼里，未必如是。运动员既然是来踢球的就必会带上自己的双脚，客人到访这个国家自然会带上“自己的眼睛”。

这个“艺术”，当然跟我们说的狭义艺术不同，毕竟体育是另一个领域、专业；但若从人所从事的价值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那部分——的角度看，应该也有很多共同属性。比如从元素看，有线条、结构、层次等问题，甚至像现在很多国家的队服设计，本身就将造型、色彩等元素考虑进去；从审美原则看，有节奏、虚实、动静等问题；再进一步，从人的精神状态、性质看，“创造性”、“创新性”往往成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这一切，既是一支好队伍的教练、队员需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也是观众欣赏是否更全面、深入、专业的问题。巴西正是这些方面较好综合起来的代表。身为球迷，恰好又以艺术为业，我确实一直喜欢巴西足球——“艺术足球”的代表。抛去输赢的利益、荣誉等考量，赛球实际就是“玩”，自由发挥、依性尽兴就是任何“玩”的本质及值得欣赏之处，一如狂欢节的激情、桑巴舞的率性、内马尔的炫技、土著们的随意。

检阅巴西世界杯的新闻、舆论，果真也有诸多跟艺术有关的信息。比如，本届世界杯受到巴西国民的广泛反对，在抗议浪潮中，“涂鸦艺术”非常出位，社会作用见效甚巨，成为代言民众、批判现实、监督权力的重要载体。据国内外媒体报道，巴西世界杯开赛，“巴西街头涂鸦狂热与愤怒并存，出现在里约市和圣保罗市高楼或墙壁上的丰富街头艺术，在展现世界杯惊人魅力的同时，也表达出民众的不满”，涂鸦艺术家保罗·伊藤那幅借本届世界杯在网上被转发近6万次的著名涂鸦，画里那位餐盘前以“足球”为食料的饥饿儿童绝望哭泣的脸，很容易让人想起解海龙那张《我要读书》上有着“渴望大眼睛”的脸。

字面上的“涂鸦艺术”，应该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街头文化”中以“绘制方式”体现之一种，与之对应的还有“音舞方式”——譬如街舞、RAP歌曲等。因其创作主体为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中的失业、辍学、少数族裔青年，其“出生”天然带着反主流霸权、反权利压抑、反体制权威的“基因”，成为抗议、反对、监督的常用“文化手段”。虽然广义上“涂鸦艺术”此后的发展有美化、庸俗化的趋势，但狭义艺术历史里，它毕竟贡献了哈斯·哈林、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等代表艺术家，丰富了艺术历史的面貌。从世界杯举办地巴西所在美洲大陆的狭义艺术传承看，我认为，如果将“涂鸦艺术”暂且可视为一种更方便、小型的“壁画”，这之中，民族认同运动中著名的“壁画三杰”，就是巴西涂鸦青年们的师承，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三位大师所认为的社会责任对一位艺术家的重要性、要让建筑物成为艺术家向大众发表意见的舞台的观点，也会是涂鸦艺术家们普遍认同的。

从横向角度考察，如果仅仅着眼于表面形态，跟欧美“涂鸦艺术”产生、兴盛期对应，文革时期的“文革涂鸦”，可算是这种文化的一种，特别是其“精神表象”是有那么一点反抗、求解放的意思，有那么一些暴力美学和政治嘲讽的意味，难怪它会造成错觉，被当时部分欧美青年认祖归宗，比如，法国巴黎的涂鸦艺术也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中蓬勃发展，据称当时的“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就是其一影响因素。遗憾的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这样的证实是不完全站得住脚的，这就如政府发动跟青年自发有根本性的主体区别一样。所以，从文化潮流的源头修理，只能说“涂鸦艺术”在我国出现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之后，这跟广东沿海人最早学唱港台歌曲是差不多一种现象。而且，同样遗憾的是，因为某种“强迫症”，我们可能还较先、甚至是只能模仿、学习甚或抄袭别人的“庸俗涂鸦”——比如商业涂鸦、广告涂鸦、宣传涂鸦等，丧失了“涂鸦艺术”的本质功能而只留下“漂亮平面”。

为什么会如此，是一个很值得反思、深究的问题。

从以上的粗线条描述可得识见，“涂鸦艺术”的精神基因是自由表达、超凡想象、个性彰显、朝气张扬乃至更深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揭示、批评、批判，是反主流体制、权威，而承载这些精神诉求乃至控诉的街道及其墙体、物体，往往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包括特定区域私有建筑物等的外表组成的“共视公所”。也就是说，“涂鸦艺术”其实提出的是公共空间及其间艺术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及其性质判断，就不只涉及表达主体和公众，还涉及公共空间管理者——政府、行政部门和特定公共区域的管理组织。这几者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一个、存在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经过公平博弈形成的管理基础——合理机制、合法制度为底色的——平台，是“涂鸦艺术”或者大而至于所有“公共艺术”生存的核心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看清我们的公共空间里的“涂鸦艺术”的生存境况和真实面目。2007年，我写过一篇关注国内涂鸦的文章，题目直接就写为《行政涂鸦艺术》，该文关注的是“重庆黄桷坪涂鸦艺术一条街”，该涂鸦街“运作”、“立项”的起因是：为了迎接重庆晋身“新特区”，黄桷坪涂鸦艺术街被列为2007年重庆市创意产业一号工程，主要以涂鸦的方式改造重庆市杨家坪区黄桷坪铁路医院至501艺术库间1.25公里道路两旁的陈旧建筑，该街涂鸦工作耗时150天，总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共涂鸦建筑物37栋，这一“涂鸦工程”出自800多工人、学生、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市长亲临参加舞台搭在四川美院内的开幕式并亲手涂鸦，伴有穿涂鸦服的武警乐队、川美师生集体、居民全家老少等“涂鸦方阵表演”，官民同贺“向重庆直辖十周年献礼”。对此，我在文中反复设问：城市的城墙，其实就是城市的“肌肤”，它们中哪些属于公共、哪些属于私有？谁拥有使用它们的权利？谁拥有管理它们的权利？那些可以使用哪些不可以使用？是使用权利优先还是管理权利优先？谁是其利益分配的获利人？是否应该通过立法等途径进行分类？……等等。再问：涂鸦艺术的创作者应该是谁？管理者是谁？他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吗？那些没有原创性的类似于“著名商标、图案”的东西能叫涂鸦艺术吗？我们理解、支持真正的涂鸦艺术创作吗？当一幅城市的“民主之墙”上昨天夜里突然展现出一张“呐喊”着的涂鸦面孔，审视它的人们接纳、宽容以致共鸣吗？……

现在，7个年过去了，重庆的政治生活早已改朝换代了，但我不知道那条响当当并立志要走向世界的“涂鸦艺术一条街”现在还好吗？……无论如何，我提出的诸多设问却仍然没有在时间递进中被解答：尤其是“行政”因素。

其实，全世界的大城市，应该说都不会无条件地支持绝对的“涂鸦自由”，特别是恶意丑化市容、蓄意破坏公物的涂鸦，涂鸦需要按照各自的地域特色和管理经验定规立矩。公共管理政策的订立涉及多层次化、自主性、多样化等原则。比如“艺术之都”巴黎，既有国家高度的立法管理，也尊重个地方、政区的管理自主，更尊重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在巴黎，法律禁止的特定区域、建筑物，艺术家不能进行涂鸦创作；但有的区域，区政部门、相关管理组织又以宽松的态度支持涂鸦创作，比如东区；不获得建筑物产权人授权，艺术家不能进行涂鸦创作，但若产权人授权，任何人(包括行政管理者)无权清楚涂鸦创作；所有临时性建筑物(比如工地围体)都支持自由涂鸦，但若是私人所有，产权人有权覆盖、清除；一般情况下，除非内容涉及暴力、黄色、种族歧视等内容，合法涂鸦不会受到内容审查、干涉；为了产生良性“艺术互动”，政府更会开辟专门“舞台”，鼓励甚或邀请著名艺术家进行涂鸦创作。因为这样灵活、多样、多层次的管理机制，巴黎出现了很多处长期保留以致要专门维护的“涂鸦地标”，成为巴黎的“美丽一景”，而鼓励自由创作的东城，据称出了很多有才气的乐手、小说家、涂鸦艺术家等。这样的管理、互动状况存在于世界很多发达城市，还有专门的涂鸦组织，比如推动涂鸦艺术发展的美国“活着的墙”团体、香港“战墙”团体等。灵活的管理机制，对应着富于生命力的城市肌体：城市有富人区，也有贫民区；有精英、中产阶层，也有下层民众；有老人，也有表达欲望强盛的青年，特别是边缘、缺乏舞台者……任何一种权利偏颇都不会是“个性城市”、“健康城市”。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涂鸦管理法规，零星规定散见于“城市市容和卫生”的管理法规中，而且基本以对“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的禁止为取向，“涂鸦艺术”可能基本归入这个取向所笼统定义的“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等行为，其行为定性是一刀切的“不美”、“不雅”，管理以简单的处罚、清除代替。我认为，这是一种粗陋的以堵代疏的、非民主开辟城市多元表达渠道的做法，这只会催生更多公共艺术领域的“公地悲剧”。

更重要的是，“涂鸦艺术”及其生长空间的生态状况，可以提高到“创新”高度来认识。从世界范围看，“涂鸦艺术”被视为一种民众、特别是青年自发性、内生性的艺术表达、言论自由行动，即使它身处非主流、亚状态，但却被称作陋街僻巷处的“文艺复兴”，是文化创造力释放的源泉之一。民族、文化复兴的动力出自民间自发，这种动力不应该、恰恰不认同简单的行政驯化，而反过来需要权力认真倾听。

世界杯开幕前夕，我国领导层在一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值此“甲午之年”特别提到：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关于“创新”、“创造力”的话语，将目光聚焦巴西，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据称，世界杯赛场上有很多“中国制造”，比赛用球、队服、吉祥物等等，但高科技产品等高端领域却绝少“中国创造”的身影。最遗憾的是，中国男足缺席！中国足球技术上学过巴西、德国、法国甚至身边的韩日，但长期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队员、团队缺乏“创造力”。技术可以学，但创造力却是内生性的，跟个人从小到大教育、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正如受邀到巴西跟前巴西主帅、球星邓加参加活动的孙继海现场所言：中国男足要想再进军世界杯，必须要按照规律来改变，否则就算里约著名的耶稣基督像倒下也进不了世界杯。是的，即使对比“涂鸦艺术”在两个国家的不同生态，也能知道“按照规律”何以促进“创新”。

从文化的角度，艺术和足球，都可视为观察国家、社会开放和现代程度的窗口，其民众素质也与此关联紧密。现在巴西街头艺术家的涂鸦，一般不会收到来自政府的警告，相反，被保留跟世界杯共同亮相，艺术家的行动和民众的抗议，还促成了一些改变——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答应了抵抗者们的部分请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政府还是一个宽容的政府”。这一点，从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因民众抗议压力“低调”出席开幕式、不在开幕式发表讲话、直播不给画面的妥协可见一斑。

给这样的“政治态度”以依托的，巴西绝不仅此“涂鸦方式”。比如，巴西于1950年代初就承袭威尼斯双年展的组织模式创立“圣保罗双年展”，成为国际上推介现、当代艺术的主要展会之一，为双年展设计展馆的巴西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数年后再设计的新都巴西利亚建筑群，同样成为为数仅有的以现代建筑为表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像巴西利亚那组闻名建筑的“H”字母造型的人文含义和“开合半碗”造型的民主/集中、开放/收合象征，巴西能在经历不算太长的军人威权统治时期之后快速民主化转型，成为拉美民主国家的经典案例，证明艺术、足球跟某种政治的关联不是偶然的。

在巴西，除了总统、政府，世界杯开幕式因为“艺术表现”也广受观众无穷吐槽，如果接着巴西队不能完美地在本土捧杯，全民都是教练的巴西也不会平湖无声。尽管如此，足球抑或艺术，都只不过是民众“玩”的权利之一种，尽可自由表达、尽情发挥，一个自信的社会不应该惧怕批评、监督：巴西，您仍然会出品贝利、罗纳尔多、内马尔们，巴西，您仍然那么可爱、热情、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