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墨脉：中国五代宋元翰墨魂脉探析[图文]

南宋赵昀行书秋深雨过联句页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五代宋元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发展时期，因此，不仅解析中国书画艺术流派风格与时代精神特征的相互关联尤重五代宋元墨宝，而且对中国三大绘画专科——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转承起伏的深探也以五代宋元为最关键。不仅如此，藏于美国各大博物馆的中国书画也尤以五代宋元时期的作品最为精粹。

正值上海博物馆甲子华诞之际举办的“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首次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典藏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于一展。主要特色：一是珍品的年代倾力聚焦五代、北宋、南宋和元代，着力演绎中国古代书画史中继往开来的发展与辉煌阶段。二是名家巨制济济一堂，技法题材和墨韵样式既显时代魂脉而又和而不同。三是除上海博物馆出展7件外，其余60件(幅)均来自美国著名的文物典藏机构，为世界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交流掀开了新的篇章。

继往开来的千年墨脉

中国书画艺术可谓源远流长、大家辈出、巨制无数。纵览中国绘画发展脉络，史前时期已有岩画彩陶，商周的青铜纹样已是图文并茂，战国的帛画漆绘已然寓意鲜明，晋至隋唐已分绘画专科，五代宋元已定繁盛乾坤，明清近代已为气象万千。“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之所以把出展珍品的时代定为五代宋元，一是因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中国书画尤以五代宋元作品最为精粹，二是深探中国三大绘画专科——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转承起伏尤以五代宋元时期最为关键，三是解析中国书画艺术流派风格与时代精神特征的相互关联尤以五代宋元墨宝最为突显。五代宋元的跌宕起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前承奠基开拓的秦汉晋唐，后启沉稳凝练的明清近代。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定都开封(又称汴京、东京)，国号为“宋”，史称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徽宗之子赵构(宋高宗)南逃，后定都杭州且苟安于江南，史称南宋。两宋虽以汉人为主，但仍饱受辽、大理、西夏、金和蒙古等边界民族的前后袭扰，在民族纷争与妥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背景下，宋人已无唐人的荣华、张扬和高调而更显平实、儒雅和理智。

元朝，蒙汉兼并，互为牵制，游牧农耕，相克相生。

在“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有五代作品3件，两宋作品37件/幅，元代作品27件。这些珍贵墨迹包含了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这三种传统科目以及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书体。在五代、北宋、南宋和元代的大气开合与民族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从公元907年到公元1368年的长达460多年间的中国书画，开始走向南北兼容和并重发展的艺术新时期，朝代虽不断更迭，而画脉则依然沿袭。

宋元时期的中国人物画有着浓厚的前代魂脉：从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宋《摹捣练图卷》(赵佶)和大都会博物馆藏南宋《仿周文矩宫中图卷》(无款)上，留有明显的唐代宫廷侍女画的遗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元代《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张渥)依然存有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唐摹本《女史箴图》(顾恺之)的痕迹。波士顿美术馆藏元代《姨母育佛图卷》和《维摩不二图卷》(王振鹏)带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唐代《高逸图》(孙位)的基因。

在相传有绪的中国山水画脉中没有晋唐崇尚自然、吟咏自然的士大夫画山水画，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宋元文人画。唐代李思训、李昭道优于工细巧整、青绿重彩的技法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代《山居纳凉图轴》(盛懋)和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松轩春霭图轴》(张羽)上依稀可见。北宋初期的山水画在五代基础上长驱直入。当时荆浩、董源已经谢世，关仝、巨然、李成等进入宋朝。荆关山水画影响深远，在宋朝继续“流长”。“文人化于元代”，是元代山水画的基本特征。元是13世纪后半叶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导致了一大批遣民画家的崛起，文人画的发展更为迅速，以至成为画坛的主流。文人山水画的基本特点在于十分突出山水画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以书入画，追求用笔用墨的书法化、写意化，同时重视绘画中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代表性作品可见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老松图轴》(吴镇)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筠石乔柯图轴》(倪瓒)等。

中国花鸟画源远流长。唐代动物画已趋于成熟，画马名家辈出，为五代花鸟画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他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却为北宋晚期的花鸟画创作则引来多姿多彩之风，代表作品可见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宋《五色鹦鹉图卷》(赵佶)。南宋院体画的兴盛，进一步促进花鸟画的发展，大幅巨制被册页所取代，重于清疏淡雅、工致秀润。元代文人画的勃兴，使花鸟画在前人的基础上得以由注重形神描写发展到寓意兼备。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如同人物画、山水画一样，也是在传承前辈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现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九马图卷》是元代任仁发花鸟画的力作，无疑仍然带有唐代动物画的余韵。

此次展出的法书珍品均为宋元草书、楷书和行书。宋元书法无疑传承了晋唐法书的真谛，出自大都会博物馆藏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北宋黄庭坚)、《草书天山阴雨七绝诗页》(南宋高宗)、《行书右军四事卷》(元代赵孟頫)和《草书石鼓歌卷》(元代鲜于枢)等珍品无不是在汲取前代精髓的基础上而臻于巅峰。

中国书画艺术绵延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五代绘画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人物画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山水画、花鸟画以及结合诸画种技法的风俗画均趋成熟，为宋代绘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汉唐向两宋的时代变迁，中国政局从汉人一统江山到多民族割据和文化交融，汉唐的大国华丽霸气转为两宋的平实儒雅和气;中国哲学在兼容佛道思想的基础上，立于程颐传于朱熹的儒家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在统筹经济上实施了“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贸易经济得到发展;中国文化因印刷术的突起而书院倍增，科举盛行，散文与词成就宋代文学，淡雅温和的瓷器色调诠释着宋人的审美哲理，清脱的水墨书画演绎着宋人的淡定情怀。

由此，以真实反映自然风貌气质为特征的两宋水墨山水已成为画科主流，出现了表现不同地域风貌的画风，形成南北有别的时代风貌。北方画派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代表，是五代、北宋山水画的主流。江南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主要表现平淡翠润的自然峰峦。五代的花鸟画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实现转型发展，形成“徐熙野逸”和“黄家富贵”的时代新特征。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宫廷的提倡，皇家画院制度的建立，山水、花鸟、风俗画均获新的发展，并涌现出不少著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人物画也出现了新的创作方法，同时文人画的出现为中国画的转型首开先声。

元朝疆域辽阔，蒙古族统领天下政治，汉人转注地方书院，通俗文化应运而生，文人士大夫潜心笔墨研究实在是顺应了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变迁的时代导致艺术思维的变迁，创新的画论导致绘画样式的创新。元代文人画勃兴，表达文人意趣的“士人画”有了很大发展，同时继承宋代写实传统的经典力作相继问世。

总之，五代宋元书画已在晋唐恢弘坚实的翰墨魂脉滋养中，凝聚起发展后劲，继往而开来，勃发而洋溢。五代宋元的时代意义在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和引领拓展。五代宋元独特的文化墨脉源于独特的文化环境、文化理念与文化哲学，同样书画艺术在大气谦和的“继往”的时代背景和转型发展的“开来”的时代特征背后必然有属于那些时代的书画巨制与传世精品，那些书画墨迹及其折射出的千年墨韵又深深引领或影响着明清两代，乃至今天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轨迹。

和而不同的千年墨韵

此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共展出五代宋金元名画67件/幅，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画科齐全，楷书、行书、草书有机组合，每一件展品都堪称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之作，每一位作者都是中国书画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零距离”研读这些稀世名迹，其机遇尤为难能可贵。67件中国书画名迹托起了恢宏的中国五代宋金元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和法书的历史。此展将67件名作按“山水画的典范风格”、“文人山水画的兴起”、“人物画和宗教画的兴盛”、“寓兴移情的花鸟画”和“讲法和尚意的宋元书法”五个分题进行陈列展出。

“山水画的典范风格”此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5件，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3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5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1件。

代表山水画典范风格的董源画作有大都会博物馆藏《溪岸图轴》，绢本设色(220.3×109.2厘米)、波士顿美术馆藏《平林霁色图卷》(旧传董源)，纸本设色(37.5×150.8厘米)和上海博物馆藏《夏山图卷》，绢本设色(49.4×313.2厘米)。

“文人山水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7件，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1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1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1件。

倪瓒珍品2件，为大都会博物馆藏《江渚风林图轴》(59.1×31.1厘米)，纸本墨笔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筠石乔柯图轴》(67.3×36.8厘米)，纸本墨笔。两幅均为山水画，描绘太湖一带疏林坡岸，近水远山，意境清远萧疏。他的画被认为是“疏体”，以淡泊、萧疏的意境取胜，体现出了作者的修养和性格。

“人物画和宗教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5件，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6件/幅，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3件和上海博物馆藏题跋1件。

赵佶珍品2件，《摹张萱捣练图卷》(37.1×145厘米)，绢本设色和《五色鹦鹉图卷》(53.3×125.1厘米)绢本设色，均来自波士顿美术馆。

梁楷(生卒年不详)珍品有1件，为大都会博物馆藏梁楷的《泽畔行吟图页》(22.9×24.3厘米)，绢本墨笔。

“寓兴移情的花鸟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3件，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2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1件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

“讲法和尚意的宋元书法”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7件，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1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4件。

其中有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33.7×1840.2厘米)，纸本墨笔，可谓其草书的代表佳作。

展出的高宗(1107-1187年)书法墨韵为大都会博物馆藏《草书天山阴雨七绝诗页》(23.5×24.4厘米)，绢本墨笔，如果说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宗《行书赐梁汝嘉勒书卷》是其中年佳作而遗存“黄字”墨韵的话，那么这件草书团扇的字里行间在得“王字”墨韵之上，更显开朝皇帝处世的那份自信、独到和圆滑。

展出的孝宗珍品为波士顿美术馆藏《行楷苏轼诗句页》(23.9×25.1厘米)，绢本墨笔。

旷世瞩目的千年墨魂

上海博物馆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举全国之力、集世界之智，先后推出八个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大展。

晋唐宋元，千年墨迹，传诵的是中国书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年墨脉;提炼的是中国书画空间营造、用笔遂心的千年墨法;推崇的是中国书画师法自然、天地人和的千年墨韵;凝聚的是中国书画环境与心境、想像与隐喻、和谐与凸显、客观与主观、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千年墨魂、辩证哲理。仅从此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的作品中就可感悟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多维演绎：

其一，五代伊始华北、江南和四川地域性的确立——三足鼎立。

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赵幹、卫贤异军突起。南方绘画领军人物当推南唐董源。他对江南山水画派有创始之功，在元明以后的文人画中影响深远。董源画风秀润，善画树木苍茂的江南景色，画风淡墨轻岚，重视点染，密皴、点簇、渲染并用，使水墨渲染和点线融为一体，画面效果十分浑厚华滋、幽润清深。

其二，五代宋元水墨画强势地位的确立——水墨设色并重发展。

水墨画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盛唐至中唐时期的吴道子、项容和王墨等画作，随着五代、两宋山水画的崛起，尤其是宋人崇尚平实、儒雅和理智的世界观的逐步确立，注重黑白阴阳互补的水墨画大放异彩。元代文人画的兴盛更使水墨画得到空前发展。墨笔技法较设色技法更加灵动、流畅，同时对整体布局、构图、寓意和时空的表现力要求更高。至此，中国绘画开启了水墨画、“水墨+设色画”、设色画、“设色+水墨画”的对立与统一的时代新特征，水墨画与设色画同时并存、同步发展的势态延续至今。此次展出除去法书8件墨笔珍品和上海博物馆出展的7件外，五代设色珍品2件，宋代设色珍品22件/幅、墨笔珍品7件，元代设色珍品9件、墨笔珍品12件。宋代绢本设色大作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传为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波士顿美术馆藏范宽(传)的《雪山楼阁图轴》、波士顿美术馆藏赵佶的《五色鹦鹉图卷》和大都会博物馆藏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页》等，绢本墨笔有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巨然(传)的《溪山兰若图轴》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夏圭的《山水十二景图卷》等。元代墨笔珍品有大都会博物馆藏吴镇的《老松图轴》和倪瓒的《江渚风林图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张渥的《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和赵孟頫的《竹石幽兰图卷》，以及大都会博物馆藏王冕的《墨梅图轴》等，设色珍品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盛懋的《山居纳凉图轴》、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任仁发的《九马图卷》等。如果说晋唐绘画设色多为具象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的话，那么五代宋元水墨画的强势崛起就是墨分五色、阴阳互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得以大放光芒的结果，也是从具象到意象的绘画理论的创新表现。宋元乃至明清，水墨画和设色画的并重发展，又重塑了中国绘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和“阴阳互变”的千年墨魂。

北宋赵佶（传）摹张萱捣练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其三，五代宋元山水人物画的新样式——“山水+人物画”。

中国山水画于东晋而滋育，于南北朝而确立，“隋唐山水定乾坤”。进入五代宋元，更多前朝官僚、南下文人或隐居人士大多已无心政治，他们要么专注花鸟，要么迷恋自然。此时，中国画的主题已由人物画为主悄然转为山水画，人物逐渐走入山水间，形成以山水为主，人物与建筑点缀其中的新局面——“山水+人物画”。代表作品有此次展出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后赤壁赋图卷》(乔仲常)、《赤壁赋图页》(李嵩)、《山居纳凉图轴》(盛懋)、《春游赋诗图卷》(传马远)和大都会博物馆藏《月下赏梅图页》(马远)等。同时，隋唐时期以“人物+室内/庭院”的人物场景画开始转向人物由山水作为背景的“人物+山水画”。此次展出的人物山水画代表作品有波士顿美术馆藏周季常的《五百罗汉图轴》等。至此，晋唐盛世以及华丽宫廷中的煊赫人物画题已趋淡化，两宋从帝王到文人，尤以元代汉人墨客更加敬畏自然或推崇佛道，将渺小的人物融化到宏大的自然山水之间，自然环境与人物心境、敬畏自然与超越自我的和谐互补的书画墨魂再次得到释怀演绎。

其四，宋代花鸟画在宫廷画院独树一帜——细节至上、以物拟人。

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既得益于宫廷画院之内院体画的延续，又受益于画院之外文人画的发展。所谓“画院之内”是指自西蜀、南唐首设画院以来，北宋“翰林图画院”、南宋画院和明代画院兴盛对于中国花鸟画的积极影响;所谓“画院之外”，是指画院墙外各种文人笔墨、“野逸”之风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有效促进。中国花鸟画的丰富多彩和中国花鸟画史的深沉跌宕，正是涵盖了画院内外之辩，宫廷画与文人画的争妍与互补。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谓孔雀登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此次展出中波士顿美术馆藏赵佶珍品有《五色鹦鹉图卷》等。从中，人们可以再次捕捉到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灵光——客观形状与主观意愿的和谐互补、造型细节与精气神韵的辩证掩映。

其五，南宋院体画的时代特征——以简代繁、偏安情怀。

在政治南迁、南北有别的时代特征下，绘画艺术以“南宋四大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摒弃了北宋以来大山主峰为中心的高山瀑布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对角、远近、黑白的对照方法进行构图，使画面的中心偏离正中。主体坐落在半角一边，开阔画面空白，留有暗示空间，形成边角情怀，多少映衬出半壁江山的惋惜之意。另外，相对北宋而言，南宋的书画以团扇、册页或小幅画面为主，由此创造出又一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简代繁的艺术风格。此次展出的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品有大都会博物馆藏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页》、梁楷的《泽畔行吟图页》和马麟的《兰图》，波士顿美术馆藏夏圭的《风雨行舟图页》，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李嵩的《赤壁赋图页》等。以简代繁、偏安情怀明为构图特色，实是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又一具体呈现——情景交融、以人为本。

其六，两宋文人法书和皇帝法书个性化的趋势——传承与超越。

宋代文人法书尊重性情，遣兴抒怀，但是最核心的法书价值观是先传承后超越。宋代书法，虽苏黄米蔡四家并称，但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影响为最大。黄庭坚，字鲁直，号清风客。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最后形成自己的行草书法风格。综观两宋文人法书和皇帝法书的变迁墨脉，不得不折服于中国书画的千年墨魂——传承与超越。

其七，元代文人画的发足——移情寄兴。

“文人化于元代”，是元代山水画的基本特征。元朝特殊的政治氛围导致了遗民画家的崛起，文人画的发展更为迅速，以至成为画坛的主流。讲得概要一些，“文人化于元代”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元初士大夫的文人山水画，二是以在野文人为主力的文人山水画。文人山水画的基本特点在于十分突出山水画的文学性和笔墨的韵律性，以书入画，追求用笔用墨的书法化、写意化，同时，重视绘画中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总体说来，元代山水画与前代相比，前代山水画强调山水的内在结构和韵律，而元代山水画则把它当作移情寄兴的手段，借以表现画家的自我人格与个性。这一分野，直接影响了元代山水画的笔墨技巧乃至时代风格。元初士大夫的文人山水画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唐棣等为代表。赵孟頫的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他的山水画继承晋唐五代和北宋的优秀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为“元四家”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展出中赵孟頫的代表作有《竹石幽兰图卷》(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等，再次体现了中国书画的千年墨魂——借景抒情、推陈出新。

总之，借鉴中国书画的千年翰墨、魂脉持续，期待上海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能够继往开来、文化功能能够和而不同、文化力量能够不断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