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虾图。(资料图)
朱绍正(加拿大著名华人艺术家)
近日从老朋友处因获齐白石早年《白石草虫》袖珍册页而感,细观之下,不论草蜢、蜻蜓、飞蛾……无不大小与实物肖似,连足上的细毛、羽上的纹脉、身上的粉茸,无不纤毫毕露。难怪在北京展出时,画幅旁专门放置放大镜让观众仔细鉴赏:几可乱真,太似了!我的脑海中当即蹦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此乃白石论画名句,此论一直为画界所叹服。由此为准则评画,这些细微精巧的草虫,列为媚俗无疑。
话又得从头再议画中之“似”了。新石噐时代岩画彩陶,人头鱼体,人面太阳纹等以简略的形象而成稚拙画面,但都能捕捉到对象的形态特征,凝结着先民炽热的思想情感,是对吉祥幸福的无限向往。又从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人物御龙帛画》可见,人物形象准确,神釆生动;在造型及用笔技巧上,已从稚拙进入真正成熟的绘画时代。
东晋时期顾恺之画裴楷像加颊上三毛,传为画坛佳话。顾恺之不满足于外表肖似而要求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传神。《淮南子》已注意到“画者谨毛而失貌”。“形”要服从整体,要从浑然一体入手,已显示出宏远的艺术视野。汉画像、帛画正体现这种雄浑气魄。纵观中国画史,从人物画演变到山水画,从写实走向写意,“观物取象”使所观之物从外界走向内心,又能从内心情感来反映外界。
画家数十年的笔墨揣摩,长期修炼苦学,从似到不似,又向往不似之似,实质是螺旋式向上的质的飞跃。美术史上不同时期的艺术,也有不同的典范,而不同画种的审美要求又不尽相同:人物画重神态,花鸟画重神情,山水画重神韵。可以说,这已成为对艺术审美的共识。
花鸟画在唐代已形成独立画科。五代西蜀宫廷画师黄筌的花鸟画,以华美逼真称雄于世,其轻笔细描,着色不见墨迹的画法,令鸟之羽翎、草虫之翅翼、天牛之须足得到极致绝妙的表现,显示出他写生之精深功力。
把对象画似是功力的表现,而把形似画到极致,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都被大众吹捧!记得唐代的蜀僧梦林,曾画过枯木巨石形影逼真;后来戴嵩、刘松年也画过村童牧牛肖似至极,但这些画风都未能发扬光大。一般说来,画家都能“似”,这只是“巧”。如能洗练超脱者则高雅,否则只入流俗者则低俗。形似与神似,巧与拙,是审美性质上的分水岭。
谢赫品评画家优劣的“六法”,其中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使作品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气韵生动”列为首要准则。宗炳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以画山水知名的画家,他提出的“澄怀味象”及“神”说,就干脆不谈似了。此论影响至今。
山水画多强调写意,要求从客观现象到艺术意象,让自然物理服从画理,通过景物的神似以表达艺术境界。
山水画很少说似,而说是。正如收藏界不说物件真,而说对。因是识见眼界使然,眼前之物与心中的经验认可,感觉对路。而画说“是”,是追求“萧然淡泊”“古淡天真”的境界;是“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画面;是形象生动,气韵飘然的笔墨精神;是无法而有法,不为世俗所怵之清新自然。
远追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近到黄宾虹的“画贵神似”,说的不是似,而是事物之神。“画贵神似,不取貌似。非不求貌肖也,惟貌似尚易,神似尤难。东坡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黄宾虹说的正是中国画“形神兼备”的精神内质。
白石老人也自认:“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此中所说大变,应是改变“过于形似”。他55岁后定居北京时,幸得陈师曾知遇,劝其走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之路。他用写意笔墨向文人画靠拢,从笔墨中求不似之似,令其画风完成了从大俗到大雅的伟大转折。此后,见白石先生的虾蟹鱼蛙、鹰兔牛鼠都是形神兼备,独树齐家旗帜!他的诗、书、画、印样样精通。
(文章有删节,题目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