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研究讨论之会议也。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尤其是书法市场形成之后,研讨会就有了用武之地。开始,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齐聚一堂,就某人的书法进行研讨,或肯定长处,或剖析不足,或大大的褒奖,小小的否定,或小小的褒奖,大大的否定。
研讨会是现代社会之产物。当一个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或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公共财富时,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说。这是社会开放使然,是思想自由使然。
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媒体对社会生活广泛的介入,对每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研讨会需要借助媒体,把研讨会的纪要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人了解一种艺术创作,一种思想学说,当然无可非议。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学说。
书法市场的繁荣,成为当代书法家创作的动力。书法家相聚,不再谈经史子集了,那种对文化经典的评述,似乎是傻瓜愿意干的事情。功利,庶几成为现代人的聪明才智,书法家开始关心润格,关心收入,关心自己的消费。
研讨会的功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放大了,其世俗目的昭然若揭。
最近,看到一位牛人的书法研讨会。既然是牛人,还有必要开研讨会吗?还有必要请四方宾朋高谈阔论吗?也许牛人还想当精英,当大师,成为更牛的牛人。尽管精英和大师的名号从来不是自己封的。
果真是牛人,都不把平面媒体放在眼里了,而是借助电视传媒虚张声势,极大提高研讨会的传播渠道。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旦我们熟视时代特征,对什么样的表演都会习以为常。一系列的美言丽词算甚,没有三聚氰胺、地沟油的危害大,何惧之有呢?至于与会专家学者的溢美之词,我们也可以作“言论自由”论,这是个人的立场,是自己的判断。
研讨会是需要开的,关键是开什么样的研讨会。作为对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略知一二的读书人,我清楚地记得,历史的拐点,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息息相关。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也与一些研讨会相关联。研讨会是思想的“雅集”,只要我们本着学术标准第一,本着维护公理与正义的立场,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研讨会自然会对当前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从研讨会,我想起鲁迅的《立论》。鲁迅以他犀利、深邃的笔调写道——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似乎在指陈今天的研讨会。“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许许多多的研讨会,基本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于此,我不禁要问,研讨会的意义究竟多大?对这种研讨会,钱钟书一直警惕。上世纪80年代,在钱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有关部门要给这位著名学者、作家举行庆祝典礼。对此,钱钟书先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他的理由是“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书坛不能拒绝研讨会。如果是明明白白的钱,坦坦荡荡的人,讲真真实实的话,研讨会就有了理性的光芒,文化的深度,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