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伟河边
1839年8月19日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后电影、电视、电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从宇宙宏观到分子微观,从摄影到三D造型,最新的科技手段正力争满足人类视觉对真实体验的要求。科技手段虽然能记录事物的瞬间和发展过程,但视觉真实却无法呈现事物对人的真情实感,这就为绘画的发展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绘画与摄影摄像的区别在于绘画中蕴含着画家浓浓的情感。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他解释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会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在当代中国画坛上,画家们用艺术语言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表达出来,胡正伟先生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数十年来专注于西北边塞题材创作,以浪漫主义情怀,娴熟的笔墨,为画坛吹来一股清新强劲的“西风”,对当代写意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纪录电视(影)的进步,我们能够领略各地优美的风光,旅游业的发达使我们能够去到想去的地方。西部风光无疑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他(她)们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西部的各个景点,在拍照、吃当地特色大餐、购买旅游纪念品,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各自的家乡以后,发现自己旅游除了部分体验了纪录片中的美景之外,似乎没有获得别的体验。不是纪录片欺骗了人们,也不是旅游不到位,而是我们缺少对当地风俗的深刻理解,就无法深刻体会美景的独特之处,因为美景是人的美景——“人化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适应自然,而人改造自然,使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胡正伟先生扎根甘肃几十年,他行走在西部的城镇和农村,体验过戈壁大漠的寂寥死寂,冰山大川的荒寒冷漠,对西部地区人们那种特有的乐观、坚韧、善良的性格深有体会,由于对西部人民生活的深刻体验,他的作品中西部的荒凉风景充满了坚韧温情。画家非常强调对人物情感的塑造,他说:“了解观察他(她)的生活、地域,从中挖掘出内心的气质、神韵,既要‘形似’更重要的要‘神似’,通过笔墨抒发感情,塑造人物的心灵。”在《回乡集市》图中,画面上回族大爷的善良、中年男子的乐观、回族大嫂的淳朴以及汉族姑娘的美丽融合在一起,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以及肥羊、摩托车等背景的描绘,将回乡人们生活以及风俗刻画得淋漓尽致。《河边》一画描绘一藏族妇女在河边梳发的场景,结实的身体,微笑的表情等细节的描绘,将人物内心对幸福生活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充分表达出来。而《温暖》通过头戴头巾的回族妇女怀抱一幼儿,周围是肥硕的公鸡和母鸡围着她们觅食,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充分表达了改革开放以后宁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改革开放发自肺腑的歌颂。
人是生活在文化历史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个体,他的行为,他的所思所想,既是他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胡正伟先生的作品不仅表现西北人民的现实生活,还把目光回溯到遥远的历史深空中。在《关山月》一图中,画面上半部的率意笔墨勾勒皴擦出的雪山冰峰,高耸巍峨直插云霄,月亮在烟云的掩映下悬在山顶,夜月若隐若现,似乎是风雪将至的感觉,更显出“关山”苍茫、悲壮的氛围,引人遥想边塞的荒寒与艰辛,有一种“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的氛围;画面中部为大量空白,喻示着无限丰富与难以穷尽的边陲情境,尽在无以复加与不著一墨的空白之中,这是一种“虚写”,都是最为丰富的表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下部,近景的丘陵中表现了跋涉于万重关山中的行旅者,他们沟通中西交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画家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在笔情墨韵之中既有生命的粗犷与剽悍,野性与阳刚渴望,又有粗犷与精细,阳刚与阴柔的赞美,从而在风尘仆仆中透出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绚丽。而在另一幅《天山行旅图》中,采用条幅的构图:近景处描绘一驼队载着货物和商人行走在天山脚下,远处是白皑皑的雪山,画面上人物戴厚厚的头巾,尤其是女人红色的头巾与男子帽子上红色的帽饰就像朵朵火焰,在画面上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勃勃生命力的象征。
宁夏曾经是西夏国的首都,西夏是参照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建立起来的王朝,其风俗既有中原地区的内容又有自己独特的塞外特色。胡正伟先生的许多作品就穿过厚重的历史经纬,直接描绘古代塞外风情,使我们对西北边疆风俗有一个历史的纵向体验。在《西夏风情录》中,画家以条幅构图,画面上胡杨林隐约显出白色的帐篷,在胡杨林边的场地上是整装待发的驼队,有挤奶的妇女,有担水的妇女……驼队、胡服、胡人……将异域的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晨练图》中,胡杨林边男子骑着奔驰的骏马,射击远处的目标,女子骑着雄赳赳的骆驼,张弓搭箭,尽显英雄豪情,将塞外民族不畏艰险、英勇抗争的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另外,像《只识弯弓射大雕》、《驼乡涉猎图》、《牧归》等此类题材的作品,产生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邃感。
就画法而言,胡正伟先生的绘画属于写意画法,他显然从继承了传统绘画的优长并适应当代精神地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写意人物画风格。笔墨成为中国绘画的核心载体。从王维的“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传为王维《山水诀》)到近代黄宾虹:“古人于用笔之外,尤重用墨,画中三昧,舍笔墨无由参悟”(《虹庐画谈》),都非常强调用笔用墨。胡先生的写意人物画以泼墨为之,画面上墨色浓淡干湿,线条徐驰穿插,皴擦点染,一股奔放的豪气扑面而来。应该说,胡先生将花鸟、山水的某些技法应用到人物画中来,形成了自家气象。在《八大山人》一画中,画面上粗看以松树、怪石、水鸟构成典型的八大山人语言风格,仔细观看品味,画家将八大山人肖像变形为怪石,整个画面造型概括,笔墨浑厚老道,将八大山人国破家亡后寄情笔墨“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心情表露无遗。在《梅妻鹤子》中北宋处士林逋的造型与山石类似,而《东坡诗意图》中老渔翁的造型也绝类山石,都是胡先生运用传统笔墨对人物造型的改造。
胡先生在笔墨运用上更强调笔、墨之间的协调与构成,在人物画《苏武牧羊》一图中,画家运用旋转的笔触塑造出大风中的苏武形象,被风吹起的头发胡须,显示出暴风雪中苏武坚定的信念。光秃秃的节杖与苏武的身体就像被风高高吹扬的旗帜,正是中国人坚守的“威武不能屈”的信念的显现。而《昭君出塞》一图中,画家描绘昭君被大风吹起的“头发”,以泼墨的手法表现被风吹起的头发遮住了昭君的半边脸和整个身子,也可以看作是风把昭君的披风吹起。这种表现手法既表现风大、荒凉的自然景象,透出一股悲凉之意;又与现代绘画的构成观念相契合,赋予一种现代绘画气息。而在《赛驼图》中,画家更是放松笔墨的“缰绳”,画面上是斑斑驳驳的墨块,自上而下呈现“S”型,非常富有动势,在墨块中以流畅的笔法勾勒骆驼的头和四肢,一匹匹生龙活虎的骆驼在纸上奔跑起来。骆驼上的人也用墨线勾勒头、四肢,使人、骆驼融合成一首雄壮的笔墨大合唱。《踏歌行》也采用了这样的表现方式,尤其是画面正中穿红袍的男子,他挥舞的双手与红色的袍服,构成了画面的最强音。
综上所述,古人早就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观念,告诫人们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现代人们更是提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主张,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但实践中人们往往将生活简单理解为对生活现象,没有看到生活的本质,似乎只要我们能像照相机一样抓住生活现象就能抓住了生活本身。事实上,对生活不了解的前提下生活现象只是生活的躯壳,只抓住现象就会使艺术表面化、碎片化。胡正伟先生怀着深沉的情感深入生活,防止了对生活观察的表面化、主观化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情感放到历史的经纬中,使其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丰富感。纵观他的艺术,对生活的认识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对生活的切身体验。胡先生从生活中攫取素材,并将自己对生活的丰富情感融入艺术创作中,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特色的艺术风格,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生于1942年,祖籍安徽,现居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任甘肃画院原副院长、宁夏文史馆原副馆长。现任北京现代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宁夏书画研究院院长。作品参加全国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美术作品展,并获“黄宾虹”学术成就奖等奖项5次。1975年进修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1982年研修于中央美术学院卢沉人物画班。曾在《美术》、《国画家》、《中国美术》、《中国书画》、《荣宝斋》、《艺术界》等报刊发表作品近1000幅。作品先后在10多个国家展出,并被国内外美术馆收藏,出版画集8种。作品《苏武牧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塔塔尔族》2005年搭载“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作品《大漠驼铃》2007年搭载“神舟七号”遨游太空。
近年来,胡正伟的西部风情主题作品为画坛吹来了一股清新、强劲的“西风”,他笔下的作品笔墨淋漓、苍劲,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的作品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胡正伟是我国当代中国画坛具有潜力的写意实力派著名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