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
我出身的家庭可以称是教师之家。我父母一生都在教室岗位上辗转,虽生涯波折,颠沛流离,却始终诲人不倦。大约三岁的时候,我已经会背唐诗百首。那时有客人来,常拉我当场测试。幼年的强记与模仿,总是父母脸上的光彩。但和许多少年一样,我对这类读书并无多少兴趣,唐诗百首很快忘却,读书的习惯也未养成。直至我11岁那年,正值“文革”大批斗时期。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正被红卫兵查抄。我低头站在一旁,目睹蓦然而至的劫难,发现地上有两本小书,是“朝花文丛”一类的小读本,一本是中国的短篇小说集子,一本是都德的《柏林之围》。我抬脚把小书踢到床底。待红卫兵走后,我把书找了出来。
我跑到山腰的竹林中,独自把书读完。这两本小书正是日前父亲让我阅读的,我却懒得动,但此刻我充满着渴望。家为什么被抄,我不知道,但这两本几乎失而复得的小书却让我的生命第一次懂得珍惜。抄家的羞辱令我伤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成“坏人”,唯有这两本书却成了灭顶之灾来临时的渡筏。我开始读这两本小书,如同饥渴者吮吸着甘露,一边带着现实的感伤,一边又被书中的世界所感动。清代名儒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地阅读,竟是这般万不得已。那两本小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小战士和都德的《柏林之围》中的老军人。两个受过战火洗礼的人最有故事。多少年后,我在柏林碧塔尼亚艺术中心驻地创作的时候,每天晚上行走在柏林的大道小街,我都会想到那位固执而骄傲的老军人。这是我关于世界想象的初历,它让我在那场风雨中多少都获得了一丝信心。
“文革”催生了我初次的阅读,并赋予某种传奇的色彩,同时,也让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书的力量。我把书看得很高,把写作看作一份了不起的心灵工作。所以,尽管我在“文革”中(尤其在知青之时)读过大量小说,尽管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我也写过不少自由诗,尽管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进行美术创作并不断争取参展和发表,但我从未想过要出书。这主要是因为我内心的怯懦。初次阅读的万不得已让我从此把书看作一份拯救,把阅读看作一种自救的历程。我始终怀疑,自己可能写好这样一本书吗?
2000年,我在筹备上海双年展的过程中,遭遇诸多上海往事。那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海上上海”,正逢上海美术馆迁往过去的上海跑马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给上海打上国际都会的沧桑烙印,作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移民之城,上海充满了传奇。往昔殖民者的马会俱乐部成为城市的美术馆,那历史的记忆思痕斑驳,格外令人揣想无限。那几年,我画了一系列的大上海的历史风景。我仿佛从历史的苍穹俯望这座大城的往昔,从曾经的城市地标和肌理中感受岁月云烟,并用硅胶制作的手掌与手背表现某种历史的博弈。双年展过后,我把绘画和阅读的感受写下来,自费出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上海蜃景》。我写下了对于上海今昔的扑朔迷离的感受,那文字也同样记录了我书写的怯懦犹豫之感。直至今日,我都怀念这本小册子。那时黄浦江东岸的楼群远未如今日这般稠密而高耸入云,浦西的高楼也未能在外滩的天际线上重构一道城市轮廓,上海世博会更是遥远之事。筹备双年展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登上南京路和外滩的几座名楼,从窗口亲见过去在老照片中反复看到的景观。我仿佛站在历史的上空,见证这座城市历经磨难的气息,并从那里重复和反省曾经的目光。我领悟到真正的写作与绘画一样,永远是个未竟之事。我们一边书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总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并把每一个人描绘其中,让我们从中领悟历史的命运。
后来几届上海双年展都与城市母体的命运变化相照不宣。持续十数年的双年展如若书写,它一边描绘这个世界,另一边又被世界的变迁所描绘着。作为双年展的策划者,我始终站在双年展中,我已然在这种历史的写作中。
于是,我有胆量出书。从2005年《一米的守望》和《视觉那城》出版至今,我已经陆续出了8本文集,《葵望》已是第9本集子了。这本集子分6个部分:“说葵”选辑了我数次个展的画册前言,倾诉一代人的心结;“葵殇”收录我以绘画感受力为核心的数篇文字,忧患与挑战兼备;“致葵园”则专门刊出我作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从2009年开始每年毕业典礼与开学典礼的讲话,所讲俱是肺腑真言;“远望者”辑集数篇文化思考的文章,尤以上海双年展的反思为主;“藿风”选用了几篇随笔,希望全书的笔性有所轻盈,调子不至太重;最后的“群葵”,是我为众多师长师友所写文字的甄选。葵在我的画笔下是一代人的化身,我把诸多文字系在葵园之上,正是以葵心自许。葵望,葵园大地的远望,正可以借喻一代人的心灵瞻望,也可比兴一个绘画者的精神守望。
《葵望》会是怎样的一本书呢?这本身就是一份扰心的瞻望。无论如何,写作作为未竟之事,总让我们与世界之间从这里不断地出入往返,交相眺望。葵的收获与担当只在寄望未来,这是葵园大地年年岁岁的真消息。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本文为其新作《葵望》序,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