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要有开放的意识和开放的空间

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不仅仅源于顺应民众“共享”文化遗产的愿望，而是民众本来就是博物馆所藏文化遗产的真正拥有者。

其实，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不仅仅源于顺应民众“共享”文化遗产的愿望，而是民众本来就是博物馆所藏文化遗产的真正拥有者。

博物馆的开放具有双重涵义，第一层是“物理”意义上的，即博物馆向一切人开放，开放的条件在人的种族、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等面前没有任何区别；第二层则是“化学”意义上的，即博物馆在观念的层面上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公众进入博物馆，促使博物馆进入社会，并以两者的化合作用，形成新的思想、新的气象，推动社会的进步。

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社交圈的博物馆面向公众的开放，是科学的进步和社会民主化进程双重力量推动下形成的产物。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对古典世界艺术珍品收藏的热潮。此后，新航线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等扩展了收藏范围，大量动植物标本和民族学资料进入了宫廷和各种研究团体的资料库，同时催生了大量的私人收藏，这些都为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兴起，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传播了唯物论、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也有力推进了现代博物馆形成进程。最后就是革命的力量的“临门一脚”，促使博物馆切实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而“开放”要素的具备，就意味着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诞生。

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卢浮宫，原为13世纪以来法国数十位国王居住的宫廷，其间所藏大量艺术珍品均为王室所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统治，宫廷所藏艺术珍品转为国有。1793年，共和国政府顺从民意，下令在卢浮宫建立中央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随着法国大革命影响，欧洲各国宫廷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纷纷开放，从而揭开了博物馆重大变革序幕。博物馆开放的所谓“民意”就是前面所提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等对民众的熏陶。

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及早期博物馆的建立亦与卢浮宫相似。14世纪来的六百年左右，紫禁城一直是皇权的象征。辛亥革命后，清废帝根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相关条款，仍居住在紫禁城。其后十多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皇帝坐龙庭”、袁世凯称帝等复辟活动与反复辟斗争，最终国民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皇权政治，共和思想、平等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末代皇帝搬出紫禁城，才有1925年10月变成“故宫博物院”的现实，紫禁城从“民不得入”的禁地变为人人得以昂首而入的乐园。据当时报章记载，“故宫”开放第一天，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

其实，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不仅仅源于顺应民众“共享”文化遗产的愿望，而是民众本来就是博物馆所藏文化遗产的真正拥有者。在1793年现代博物馆诞生200年之后，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93年颁布了《博物馆伦理规章》(CodeofEthicsforMuseum)，规定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义务，指出“博物馆还是一个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保管人类财产的机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生活基本上是服务性的”。并在博物馆所藏财富的产权归全社会所有的前提下，规定了博物馆在管理中“扮演公共信托(publictrust)的角色，负责对整个社会做机构性服务”。“博物馆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与之呼应”。

我们说，美国博协的伦理规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厘清了博物馆典藏的产权归属以及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的问题。提醒博物馆人，博物馆向社会的开放、博物馆为公众的服务，不是博物馆对民众的恩惠，不是博物馆放下身段为民服务，而是博物馆作为“受托人”职责，在为社会、为公众尽其所应尽的义务；在尽义务的过程中，博物馆人可以要求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但绝不应存有任何得到其“感恩”的心。

在卢浮宫博物馆向社会开放后的二百多年来，博物馆在社会的推动下，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从最初的人类集体记忆的保存机构、学者的研究机构走进了社会生活，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紧密相伴的场所。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没有博物馆。

当代的博物馆人是这样表述自己开放意识的：

2008年3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四届文化讲坛暨全球博物馆高峰论坛上，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代表凯瑟琳女士在向公众介绍该馆时指出，卢浮宫“从1793年来向所有公众开放，开放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应了博物馆的一项使命，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藏品以及内涵，开放从广义上说是文明对话的同义词也是相互了解的同义词，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再仅仅是欣赏藏品的地方，必须是思考自己的使命以及这些使命的边界，21世纪的博物馆……同时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博物馆是争论和发现的场所、是参与和讨论的场所、是倾听和理解的场所，因此它理应处于城市生活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当代博物馆对自己的使命已经有了新的理解，以及在“开放”上的基本特征。

其一，藏品的欣赏固然是博物馆一项传统的使命，但博物馆的活动已不止步于此。而是在提供藏品供人欣赏的基础上，深入阐释藏品(即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将观众的视野引导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并帮助观众建立必要学术精神。这种意识从根本上改变了博物馆对外活动的格局。

在展览方面，博物馆赋予其深刻的、有意义的主题；在展览的表现形式上，则更加细腻、更加生动，更加注重展品与观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并将文化活动引入展览之中，使静默的展览变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引人注目。

上海博物馆在“日本藏宋元绘画”展览中，就充分利用了教育读物和专题系列讲座的多种形式，深入阐释该展览的文化含义。在中日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画中的某些流派、某些题材和某些画家原本在中国本土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传到日本之后，经日本皇室、贵族、幕府将军与佛教僧侣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趣和生活方式而作的选择性收藏，在“积淀”至今的作品中俨然成为主流；绘画的装裱形式亦与他们的观赏方式相关，例如中国的长卷常常是展开供人欣赏，但日本的欣赏习惯却是张挂在茶室的“床の间”里供人欣赏。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任何思想观念和物质均会产生文化变异，成为某种“亚文化”。因此，该展览中的画作虽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从中却能读出日本的文化味道。为此，上海博物馆在为此编辑的教育读物《千年丹青》中，约请高居翰等国内外一流的中国画研究学者，撰写了20余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向观众/读者阐释这一文化传播中的现象，引导观众/读者从全新的角度去赏读作品。展览期间，上博还举办了特展讲座10余场，通过主讲人的“讲”和现场听众的对话，启发观众关注“文化”的问题，开阔观众赏读的眼界。

展览之外，当代博物馆还开展了大量独立于展览之外的文化活动，如音乐、戏剧、电影欣赏，公众讲座，博物馆体验活动，以及将博物馆与馆外文化遗迹连接起来的专题文化考察活动，这些活动与博物馆“物”有一定关联，但更加关注文化的整体性，使博物馆的“物”有所归依。这是当代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向。

其二，博物馆并非只是利用文化遗产发出信息的信息源，其所追求的是双向的“开放”，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的间离，你是你，我是我，而是相互进入彼此的世界；博物馆也不再满足于“宁静的辉煌”，而请各个领域的研究者，甚至民众走向博物馆的讲坛，将博物馆办成了“争论和发现的场所”、“参与和讨论的场所”、“倾听和理解的场所”，在博物馆、学者、公众三者思想、观念的交流、碰撞中，产生形成新物质的“化学反应”，即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以及文化创造的能力。博物馆与双向开放的个案比比皆是，俯拾即得。日本的大阪市历史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例。

该馆位于大阪市中心，是2005年新建成的博物馆，因其新建，故深受国际博物馆新潮流的影响，将自己定位为“市民学习大阪历史的课堂”，活动设施既新颖时尚，又便于互动使用。在该馆面向观众开放的10个楼层中，观众学习用的“难波历史塾”(难波，大阪曾经的名称)学习情报中心、讲堂和研修室、儿童体验考古学的“难波考古研究所”等占据了约两个半楼面，占开放面积的25%左右。2010年，该馆面向市民的活动主要有：(1)讲座，分“难波历博”、“周六历史”、“古文书”、“电影鉴赏会”、“建筑鉴赏”、“邪马台国研究巡礼”以及“特别展览”等7个专题系列，平均每周一场。(2)展厅专题解说，讲解主题有“难波迁都——大化改新带来的难波的变化”、“新发现！2009难波考古”、“水都的景观”等等。(3)遗迹探访，组织历史爱好者考古现场参观考察。(4)“难波历史塾”学习情报中心，其主要活动有影视资料、开放图书阅览，并安排学艺员(研究员)现场值班，做现场学习指导。(5)学艺员派遣讲座或学习指导，2010年共进行了71场，派往的单位有：大阪的市和区政府、大阪市教育委员会、公司、财团、文化中心、文化团体、文化节以及其他博物馆。(6)面向学生的活动，主要有：馆校联手的馆外活动、教师培训，以及在馆内开展的“快乐的学生教室”活动。2010年，该馆观众为289000余人次，参加以上一至五项活动的观众约为8万余人次，占观众总量的28.6%左右。

大阪市历史博物馆的这种现象，挑战着传统的“观众”概念，逼得日本博物馆界频频使用“博物馆利用者”一词来取代“博物馆观众”。

其三，卢浮宫博物馆没有概括进去的是，博物馆除了在精神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还增强经世致用性。如艺术博物馆的“设计”活动，促进艺术与生活的结合，以博物馆的“艺术”丰富公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台北故宮博物院近年来积极推广中华文化，充分利用其典藏文物设计衍生产品，力图在深厚的文物典藏及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公众和相关厂商了解文化的精神，将文化的精神注入富有当代风格的文化产品中，促进文化与商品的结合，带动台湾文化创意产品的全面发展。2010年，该馆启动了“精彩100·国宝总动员”展览，以及配合展览的“文创商品设计竞赛和讲座活动。首奖奖金高达新台币12万元。讲座内容包含国宝展文物介绍、博物馆商品设计、开发、博物馆商品及营销等议题。台湾岛内数十所文创产业、设计公司、大专院校的相关系所的学生参加了竞赛，共评出金、银、铜奖及佳作8名。这种旨在将“国宝之美”应用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活动，促进了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并有利地推动了设计与艺术产业的发展，创造出一定的经济价值。

最后还应加上一句，博物馆在意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之后，并未使博物馆变得“凝重”而放弃应当给予参观者、利用者的“轻松”和“乐趣”，相反始终将这些要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