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社会的纠结之谜

任何的理论讨论和批评观察，都离不开现实的语境。这是我们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艺术状况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说“当代艺术”的核心是其当代性？当代性与当代艺术并不是同义反复，而是互为证明。中国的“当代”也具有当代性的问题，虽然与西方的“当代性”不完全相同，但共同追求对当下时代问题的探讨与思考是无二致的，但问题是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当下性，我们不是有意回避，就是语焉不详、不愿深究。

今天的中国既有历史的大问题，也有生存环境的具体小问题。第一，我们缺少了应有的历史观，对于历史不能从容地应对，对于历史总是在遮蔽、遮掩、曲解、美化、神化，因为对历史真实性的缺失，导致历史观的迷误和扭曲。

第二，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形成对现实的迷误，而现实是在压力与曲解下形成的现实。虽然时下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在展示现实，但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依然受到语言的制约，在表述时，总是有语言的恐惧，对于言论总是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就不能得到讨论和思考，这几乎已经成了大家的自觉共识。

第三，因此在中国形成了混合的艺术观，一方面，人们期待艺术能够作为一种意见的表达方式，但又担心被工具化、政治化；另一方面，极力将艺术自身化，限于就艺术而论艺术。这其中，又形成艺术性做何解释的不同。艺术性或艺术本体论是一个开放的论域，而不是局限在一种方法或模式的问题，但在中国的不同艺术领域中，对艺术性的解读分出楚汉界限。中国的传统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往往将绘画（现在是“艺术”）样式化、模式化，不能将绘画的多样性作为一种常态。在今天，大部分的艺术创作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为了娱乐、为了消费，但对于异想式的艺术实践往往不能宽容，特别是在某些部门或体制中对当代艺术还抱有抵触之意。如果用保守与非保守来划分，似乎又失之简单，对艺术观念的理解的差异导致艺术行为的不同，其背后折射着社会公民权利与现实利益权力之争，使得价值观在利益与权力面前显得微弱或微不足道。

在今天的中国的困境是，很多人失去了为什么做艺术的思考，或者失去了判定自己的立场的基础。有些讨论可能是泛泛而谈，但一进入艺术这个论域，我们都被困扰，都以为艺术是高高悬浮的一种东西。本来艺术的发展已经证明艺术走向开放，它不再是以技术的高低来判定艺术性或水准，但会以技术的变化来考量。关于如何再技术化、技巧化或回归到艺术性的判别上，是非常需要认真思考的，但前提是艺术家自身能否感知自己的存在不是以技术来衡量的，如果限于技术至上、唯技术论，就恰恰落入到狭隘的艺术理解上，与艺术存在的理由背道而驰。

应约写此稿时正好在艺术国际上有一个微访谈，博友提了很多的问题，非常中肯和切实，因此正好针对这些问题再进行讨论，来申说当下非常纠结的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艺术与社会

在当代社会，因为高度的信息化和媒介化，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对于作为一种特殊表现物的艺术有了自身新的功能和意义。如果我们对这种艺术自身的变化没有认识，还停留在艺术的技巧层面上，可以说，仅仅是一个把艺术孤立出社会的人——在中国的语境里，因为曾经的艺术被过度国家化和意识形态化，所以导致了人们对于艺术被政治利用为工具的深恶痛绝，谈艺术政治化到了谈虎色变的境地。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中国也不鼓励、甚至反对艺术的政治化，将政治化的艺术视为非艺术、视为反社会的破坏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在这里的关键是，随着艺术在社会中的发展，它的定义、功用以及价值都被割裂。在艺术最初发生时，它只有表达人类需要的功能和意义，随着学院的体制化，对于技术的锤炼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技巧凌驾于表达之上。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其规律，盛衰阴阳之道还是逃不掉的；艺术也是这样，当艺术过度学院化之后，其背后是僵化的体现，而现代主义出现，正是要打破这种僵化。当现代主义被接纳为一种模式后，又变得通俗以至媚俗，变成了无所意义的技术手段，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不足以显现它的时代性以及和社会的相关性，所以才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其反动，就是再次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功用关系，只是这样的关系不是一等于一的直接关系，而是隐喻与象征的关系，是修辞的关系。当艺术在传统社会里受到政治权力压制的时候，艺术的现代性是以其对专制的对抗而显现其革命性的，从毕加索到达达，无不如此。但是当艺术遭遇到消费社会（无论是民主的消费社会，还是传统制度下的消费社会）时，其问题就变得艺术是否是消费品的问题，而似乎失去了它的时代先锋性与思想性，艺术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复杂。

由于惯性的作用，也因为社会有意将艺术的表达功能降低，所以特别强调它的视觉愉悦性，也就是审美性和艺术性，似乎这才是艺术的功能所在。这是消费社会对它的降低，但在另一个层面，艺术的叙事性特点，如绘画、雕塑，依然被用作宣传的手段，其长期形成的宣传味道的主题模式、构图模式都已经植入学院教学与社会众多创作上，让人很难从精神感染力上感知到它的力量。

这就是对艺术的工具化之后造成的对政治化的艺术的不信任。但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的突出特征是它从此被赋予了批判的新功能，这个功能至今没有绝迹，相反它的政治性表达成为艺术当代化之后的显著特性。如果不承认艺术具有批判的作用，那么，相当多的艺术表达和行为都难以划入传统的艺术范畴里。这是在今天申说艺术是否可以有效地成为一种意见表达方式的焦点，如果不是建立个人价值叙述之上，那么这样的艺术的政治化就是取媚的意识形态，就是丧失独立意义的一种工具；而发生在当代社会里的当代艺术则不同，它的政治性倾向以及政治化表述，是以个人价值得以被肯定为前提的，是以个体权利的最大诉求为基石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主社会大谈艺术的政治性，并付诸实施，不认为这样以政治为目标的艺术不是艺术，而在非民主社会里却大谈艺术的艺术性，似乎只有艺术性才是艺术的属性，如果沾上了政治的话语或诉求，就不是艺术，或这样的东西被降低为非艺术，仅仅是政治活动，并且最后还没有有品质的艺术物来留存。民主的社会并不认为自身的社会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才有艺术作为意见去表达其批判性或问题的针对性；而传统的非民主社会却极力修饰自身的社会体制好、完美无缺、拒绝批评，所以也就导致对艺术的要求就是它要美化、要以表象的完美来掩饰实质的不完美。结果是，大量画家、艺术家都跟着认为艺术就是修饰的美化图像，而非批评的思考和修辞的批判。

人们纠结艺术是否与情感有关，以为批评艺术没有情感，其实，关注情感也是关注社会，只不过是什么的情感，与时代悲欢有关的情感是那么感人、不能自己，这样的情感当然具有共性，如果是把玩小情趣的情感，仅是一种趣味，与尖锐性不能相比。也许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大唱赞歌的时代，我们的内心都有很多的思考和际遇，特别是历史的悲剧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追诉或深思。

艺术的方式

艺术的方式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当具有一种态度，方法就有了选择的自由，即便它不是艺术习惯的方式，也可以看做一种表达。这里强调表达，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懂艺术，而是我们不懂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能睁开双眼不回避现实的严肃性，那么，社会层面的分野是非常严重的，而艺术家之所以钟情于一种江湖情结和实在的状态，就是因为“笑忘于江湖”是一种境界，是无拘无束的一种可能，但多少人能够真正获得，并不是浪迹天涯便天然获得。在中国，也许内心的江湖自由更需要，更需要守护住内心的真实。中国的环境是：在体制外被认为是江湖，但体制并非天然铁桶，只有思考是自由的，这也是以艺术的方式的内涵，“艺术”到今天已是一种象征。

在当代的艺术界，之所以有“艺术将让位于哲学、让位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实际情形，是由今天的时代所决定的，今天的世界遭遇非常多，中国同样是，我们每一个在其中的人都有感受，自不待言，对于思考的需要远远强烈于对于虚假的麻木的形式的需要，当然这里同样纠结的是形式也是武器，关键在于社会现实决定了什么形式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被许可的，有此针对性，问题就有了当下性的意义，即便是现代主义的方法也是针对僵化的艺术观念的一种反驳。在中国，当代艺术带给人们巨大的纠结，但现代主义艺术解决了吗？今天不是如何地了解现代主义美学，而是要理解其现代主义观念的重要性。现代艺术是一种申诉，它的批判精神作为遗产融汇在当代艺术里，而且现代主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和对创造的强调。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完整和全面，我们缺失很多该有的东西，如表达的可能、不受恐惧胁迫的安全感，这都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缺失，现代主义才显得在中国依然是一个事业，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地去终结它，但中国又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弥散没有张力，所以中国是面对诸多问题的挑战，其难度超出想象很多，关键不在于是否现代或后现代，而是失去了对艺术的价值的认知。

今天的艺术已经被转化，成为不同理解力的角斗场，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艺术从此不再定于一尊，而是多样多元矛盾地共存，艺术作为方式是被允许的，这也是现代民主的社会的一种权利，艺术最能检验出是否民主，看艺术的态度最能显出是否现代。

“以艺术的方式”是一种态度和思考，有人担心艺术是否会被冠以功利主义或政治艺术形态的倾向。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没有理由害怕艺术的功利性。它不同于功利主义，后者是投机，自然要遭到真诚的艺术的反对；如果“以艺术的方式”是表明一种媒介和表达的方式，自然有其功能和功用，否则我们不需要“艺术”。艺术在今天本来被分裂为不同的种类，所以不要担心被认为是政治的艺术形态，现代主义的发生就是政治性地打破了学院的僵化和对艺术的桎梏。

表面上，以艺术的方式听起来很简单，但真要说一句“以艺术的方式”去表达什么，又非常困难，并不容易。它需要和历史有关，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智慧和一种真诚。世界上本来没有艺术，是人创造出来的，今天依然可以被创造。创造了，就是“以艺术的方式”来展开了艺术的表达。

艺术的方式不仅仅是一次行动、一次方案、一次简便的想法，而是一直思考与行动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了这一点，从人的知识共性来讲，已经是一直常识，作为常识的以艺术的方式，应该被接纳和认同，即便不喜欢、不去做。艺术本来就是个体性的方式，艺术是有和无之间的一种东西。

任何的已经被艺术史使用过的方式都是艺术方式，以艺术的名义展示出的某种态度就是方式，在这里肯定是争议不断的，以艺术的名义被多少人批判和责备，这是现代主义到今天的中国都有的事情，所以才纠结。很多时候，是此一时彼一时，这要看做艺术的人如何借用和使用，如果他有想法，为什么不艺术一把？艺术是思考，以艺术的方式就是多一个自由的角度和非利益的角度。以艺术的方式就是一种功能主义，是还给艺术本来有的东西，或者说本来没有艺术这样的东西，是我们的表达欲望决定了一种艺术的东西的出现和命名，今天需要倒过来去应用，先方式，再艺术。没有主流，主流只在个人中；个体越强大，所谓主流才出现，只有影响而已。对于实践，反向思考则成为艺术的方式。

三、为中国看、看中国、让中国看

艺术与社会的特殊关系问题不会因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至当代而终结，它总会以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反映出来。2月份应邀参加上海当代美术馆的“中日韩当代艺术”研讨会时，我在提交的发言提纲里提出“为中国看、看中国、让中国看”（LookingforChina,lookingatChina,andletChinalook）。这是针对当下中国的变局与世界的关系而希望艺术在中国能起到的作用。

这“三看”都与中国有关，突出中国并不是地域主义或狭隘主义，相反是强调中国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前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甚至对峙的状态并没有消失，看中国实际是也是看世界，让中国看实际上也是重新认识中国，进而思辨何为中国。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现代艺术模型，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国看就更重要，这样我们会看到我们严重缺乏现代艺术的教育和真正的实践。现代主义与当代主义之间没有截然的鸿沟，但有先后的秩序，这种秩序对于中国成为同时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要有强大的胃口消化这么多的观念冲击，否则就会出现以传统观反对现代主义，而又以现代主义反对当代主义，几至于我们永远纠结在艺术的封闭里。

为中国看，是我们应该放眼看世界，中国需要看，需要让中国看到世界，也要为了世界看中国，也是为了未来的可能性去看。看中国，是凸显中国的变化，以一种今天的立场来观察、反应中国，看看中国如何变化，看看中国的现实，也许悲戚，也许喜悦，也许无所谓；让中国看，是表达没有的、创造没有的、带有前沿的、以新的方式出现的，看到自身，看到自己忘记的东西。

艺术与社会这种纠结的状态时时相随而在，也会永远纠结下去。如何解开它、解释它，全在做艺术的人怎么思考、怎么行动，要思考中国何以为今天的中国、何以是未来的中国，做艺术的人完全可以做如此想、如此做。在今天，艺术作为一种人类的创想和创造，时时在警示世人，它不是僵化的模仿，也不是没有变化的顽石，而是充满激情与奋斗的智力显现，抵抗也好，颠覆也好，批判也好，都是人的不可遏制的精神的显现。在今天，只有再次激发艺术的思考力，才能创想充满活力和深度的艺术，它不需要假大空，只需要解放思想，真正让艺术成为自由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