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祥是湖南新艺术的肇始者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开始了新艺术的探索,并与贺大田、刘采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湖南最早的民间画会----磊石画会。可以这么说,湖南艺术界的思想解放,邓平祥立过拓荒之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湘籍年轻艺术家对他都倍加尊重。
我知道邓平祥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正潜心学画,满世界寻找学习资料,邓平祥就是在我如饥似渴地搜索中遭遇的。不过,我最先看到的不是邓平祥的画,而是他的文章,是他撰写的有关“第三代画家”的评论。之前,我虽然知道画家陈丹青等人,也很赞叹他们的画技。但对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以及艺术史的价值并不清楚。经邓平祥的理论分析,我这才幡然明白,在艺术家的感性冲动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理性文化背景。艺术的价值呈现,就是因为关乎着这样一个背景,并将其有意义的部分提升出来,成为了时代的象征。我由此感到,理论在艺术史转型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一个价值完整的传统社会,理论可以退而次之,艺术家的创作只要吻合那个社会形态,便总会有知音。那么,在一个价值动荡的年代,理论的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这种思想理路的铺垫,任何试验与探索都会给人一种“乱弹琴”之歉。这,就是我当年读到邓平祥对“第三代画家”论述时的感受,有一种醍醐灌顶似的开悟。
多年以后,我从艺术创作转到艺术批评,如果追究起来,邓平祥也是我的领路人之一。
我跟邓平祥认识,是通过中央美院的邹跃进,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此时的邓平祥,已是响誉国内的美术理论家;而我,只不过是个刚刚涉猎艺坛的后生崽,混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与邓平祥初识时的情况,就在邹跃进的宿舍,我们三个湖南佬席地而坐,用地道的湖南腔相互攀谈着,确有一种“久汗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感,让我一扫飘泊在外的凉意。
人生就是这样,虽然痛苦催人奋进,但有时人也需要知音,需要温暖的慰藉。所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东晋·陶渊明《咏荆轲》)可见,慰藉也可以化为动力,知音更是能够转换成创造历史的冲动……
后来的邓平祥,从海南转入北京,也跟我一样成了“京飘一族”。再之后,他在北京昌平区的上苑村购买了一户农舍,基本上把脚落在了北京。这使得我们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尤其是后来我也转到艺术批评,常与邓平祥一起参加某些学术活动,聆听他的思想报告,从而对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总的来说,邓平祥是一位忧患意识很强的理论家。这可能跟他出生的年代,以及经历的历史变迁有关。即作为解放前出生的人物,经历过二十世纪后半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经过“文革”浩劫,目睹了专制的残酷与黑暗,所谓生于忧患,也就必然会对此做出批判性的反映。所以,他的批评实践,不在理论方法,而在价值诉求,在于如何抓住人性、自由等普世主义原则。这使得某些侧重于方法论的后现代理论家颇为不屑,认为邓平祥的方法论缺失是知识老化,落伍于时代的表现。但我不这么看,知识不能等同于知道,方法也不是思想的终点。如果只是把知识当技能,将方法视为“圣学”。那么,我们永远只能徘徊于“实在性王国”徘徊,而抵达不了“价值王国”,也就不可能将其转换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了。
康德说过,人类有两个东西思考的越多,思考的越久,就越显得崇高:一个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是人类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这是康德沉浸在知识领域最后总结出的结果。他告诉我们方法不能解决一切,更重要的是仰望星空的能力与遵从心灵的召唤。邓平祥像康德一样向往这样的崇高,尽管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已愈显孤立。但我相信,他在星空下的仰望,还是一定会抬高历史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