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吃饭,万宝龙首席执行官贝陆慈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公众讲明你的观点,让更多人重视这件事情,关爱你们的文化’。”许多80后从教科书上才能想起的人——冯骥才这么说。不过此次他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一位“民间文化守望者”。
他是曾经的作家,如今的“民间文化守望者”
冯骥才:有机会发出声音比获奖更吸引我
他说:“我这岁数对奖已经没兴趣了,生活中的风雨见太多了,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发出声音,做这样事情的人很孤单很弱势,别看我说话伶牙俐齿的,实际上外强中干,人家可以听你的话,也可以完全不理你。”
冯骥才这次在北京出现,是因为他拿下了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这个奖已走过22个年头,冯骥才也是今年的12位获奖者之一——中国内地唯一的获奖者。在我们的记忆中,他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文化小说几个阶段的代表作家,但这些年来,他更多的精力投在中国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文化界要做的,就是唤醒大众对文化价值的认识,这是浩大工程,不是仅凭个人能实现的。”
我这岁数对奖已经没兴趣了,生活中的风雨见太多了,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发出声音。
提问冯骥才
Q:冯老师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在您看来,大家的保护意识是否提高?
A:正面地说,有些应该肯定,国家开始重视,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民文化遗产意识也有了,很不容易。但从负面来说,仍然挡不住第二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比如开发,确定某个音乐、舞蹈或民间手艺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就等于给它定了品牌。于是很多人出于商业目的把手伸进来,按照商业规律改变它,这就造成了破坏。
比如,剪纸成机器剪了,皮影也是机器压,民间手工艺术成了机器的作品,改变了它的性质,它就不带有遗产的特征。最近湖南隆回县来了位民间文化的保护者,给我看东西,我去过那,当时那些姑娘还穿当地服装,她们的绣花图案非常好,每个都有其象征和寓意。而绣片也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当天他们拿来我大吃一惊,已完全改成动画式,原来很复杂的图案,这次干脆只有动物轮廓,旁边还注上字,比如天狗,就写一个“狗”字,完全变了!
另外,我们缺少专家。我见过日本一位木匠,他的发明和经典作品,所有东西都有模型、资料、照片和录像。我们呢,国家评完了往那一扔就等着开发商开发,“开发”这词很糟糕,世界上的文化遗产从来没有用过“开发”,都是保护。
Q:有一种观点认为,保护非遗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可能要靠一些商业品牌,比如广西苗绣就有国外品牌出钱帮助村落,您觉得这种合作方式有没有边界,是否可以妥协?
A:我不是不支持商业品牌介入到非遗,关键是介入为了什么?是要靠非遗盈利还是帮助和支持文化遗产,保持地域、民族、艺术、文化的本色,支持乡土经典能一代代保持原有的精神和审美,这是真正启发他们的。为什么要妥协?文化是有尊严的。
Q:您之前也提到,第二轮对非遗的破坏,城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A:城镇化的最终是人的城镇化,原有农民在农村生活是在农耕文明的环境里,他们跟农耕文明和文化是熟悉的。现在让他到城里来,他对于城市文化完全不熟悉,跟原有的东西是断裂的。但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只是城镇化不能只考虑商业经济,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怎么顺畅而不丢掉原有的文明财富。2010年前的十年基本一天消失90个村落左右,一年消失9万个村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9万个村落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没有村落史。
把全国村落筛一遍,现在还有200多万个,工程浩大,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我们是农耕大国,这些非遗带到城镇去怎么办?比如锣鼓,一个村子几十上百个人,人分散就没法做好传承,这个问题不思考而照样城镇化,恐怕麻烦。
Q:您说自己在保护上是“失败者”的形象,记得1994年对于天津老城的改造您筹资了几十万元。
A:曾有一位记者跟我讲“你做了件坏事,你觉得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破坏得最快”。当时我不服气,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挺对,老城我要玩命保,现在老城基本都光了,天津的“布衣街”最后一间房也被企业拿走了,现在变得不伦不类,那条老街如果还在非常美,不比巴黎的商业街差。每年我都去欧洲跑跑,但每次都只有悲哀和自卑,人家的民族对文化这么爱惜,我们却无动于衷。知识分子本来是个体,没多大力量。但思想就是最大的力量,思想可以穿越时代,权力却不能。所以我觉得自己得一遍遍说,才能被注意到。
Q:您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A:我现在努力做几件事,原有的非遗项目继续做完,比如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多年来调查中国的诗史、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到现在,最近这工作已结束,一共9.4亿字,印成书有5000部。这是中华民族口头文学最后剩下的东西。又比如唐卡,流派也很多,除西藏外还有四川、青海等省份,我们已组织最好的专家调查唐卡,目前已有两年,估计再有三年才能做完,我们一直在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