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搞了几年篆刻的朋友,有一次私下里跟我探讨:“都说篆刻以汉印为宗,为什么我对明清流派印的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而汉印究竟好在哪里,却始终不得要领?”
这位朋友是真诚的,因为他说了实话。其实根据我的观察,看不懂汉印的,在篆刻的人群中,甚至在成名的篆刻家当中大有人在。
平正端庄、质朴浑厚,是汉印、汉隶和汉金文的共同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时代气息”。走平正一路容易出现什么毛病?板滞。所以,汉人的心思才华,都用在破除这个“板滞”上,采取手段,惨淡经营,力求于平正中见流动、出变化。
一种风格的树立,如何能站得住脚,能为观看者所认可、接受和欣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每个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风格意味着个性,同时也意味着局限性。米元章在《海岳名言》里说,“……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但这是一个主张,是对理想状态的追求,反过来理解,也就是稳则易俗,险则易怪,老则易枯,润则易肥。孙过庭在《书谱》序中亦云:“……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
因而,欲表现一种风格,必先认识其弊端,能将“病处”化解,则事过半矣。学习前人,不但应注意其面目鲜明处,更要看到在风格的背后,对个人习气的控制和调剂。欧字方严,然亦有其圆厚处;米字跳荡,然亦有其沉着处;赵字秀丽,然亦有其雄健处。再打个不恰切的比方,一些名家作品之所以“动心骇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是挑战风格的极致,可以视为“悬崖勒马”。世人艳羡“悬崖”风光,却忽视了“勒马”功夫。金农的漆书,陈巨来的圆朱文印,再往前一点,就是工匠者流。倪瓒的淡,八大的简,龚贤的黑,髡残的浑,学之不当,即堕入魔道,掉下“悬崖”。
风格即是人。真正的艺术成长过程,就是人格的养成,也就是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所谓人品如画品如书品如诗品,这里的“人品”并非狭义的道德评价,而是包含了“真我”的全部。
朱子曰:“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孔子并不满意。子路追随孔子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勇”还是“勇”,只是这个“勇”变得更有分寸和层次感,变得更为“高级”,更合于“道”。艺术家常常挂在嘴边的“突破自我”,也并非丢掉自我,走别人的路,用别人的鼻孔呼吸,而是通过从文化传统的“共性”中汲取营养,纠偏导正,使“自我”得以提升。柏拉图早就提到艺术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认为艺术创作只有获得“共性”的时候才得到更大的生命力。共性是源,个性是流;共性是本根,个性是枝叶。“为学当先求其同,后讨于殊”,离开共性一味强调个性,只能是从表面到表面,从样式到样式,无法登堂入室,窥见“堂奥”。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急功利,抄捷径,试图“直奔主题”,往往欲速则不达。袁中郎的《随园诗话》里有这样一段话:“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譬如大贵人,功成宦就,散发解簪,便是名士风流;若少年纨绔,遽为此态,便当笞责。”
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读图时代”、“注意力时代”,艺术家们对于风格面目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前代大师多重传统,却能别开生面。今人每言创新,放眼望去,流行画风流行书风中反而千人一面,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