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手织手纸NO.2》
在中国之外基本不用“实验艺术”的说法,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实验的逻辑中延展的。今天,中国被“提前”放到全球时空关系的焦点上,这关系前所未有且错综复杂、敏感多样。中国正处在对焦的过程中,这使中国成为最具实验性的地方,就必然需要和出现最具实验性的艺术,从而,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框架中,普遍性地自然生成了一处“实验艺术”的风景。
中国人谦虚,甚至一度的理想是与西方“接轨”,但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是在西方的逻辑之外的,这应该说是一种幸运。
说到学院的实验艺术,可能需要先讨论现在的艺术生态。今天的艺术生态和几年以前或者十几年以前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较大的关系的变化。30年来中国艺术生态的变化出现了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或者说实验艺术,再又出现了艺术市场。这导致了很多变化,涉及艺术教育等的诸多问题。事实上,现在这种市场和学院之间的关系,像磁铁般互相吸引和排斥。学院的实验艺术与社会的实验艺术,本质上都一样,都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实验性越强就越容易走得远,是因为它比较个人。
但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和思考,以及处理艺术的方式,能放到一个大的国际关系之中。这是对我们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局部的事情,任何局部的事情都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必须放到这么一个关系之中来看。由于我们的艺术家过分地学习西方,所以让作品本身变得不再有意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有意思”,只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信息。但这让很多艺术家误解,认为自己是大师,而且被国际关注,实际上别人对你的关注是对你的作品所提供的信息的关注。
中国艺术家缺少对作品的选择性和真正的对艺术语言提示的能力,提出真正有效的新艺术语言的能力。虽然一些中国艺术家开始懂得利用中国的资源,但在艺术方法上还是西方的。因此,中央美术学院在最具实验性这一部分的学科要非常深入,很具体地往下推进和往下走。这是学院比较主动的一种态度,一种客观、理性、学术的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思维跨度会很有效。其实很多东西解释清楚之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比如说靳尚谊先生曾说,中央美术学院有魅力,是因为它具有最坚实的训练和最活跃、最前沿的思维的能力,这两点是并存的。这里就涉及怎样把最活跃、最前沿的思维转换为有效的艺术语言,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完成的新的艺术语言。
这是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你光有最前沿的思想不行,因为有前沿思想的人很多,哲学家、理论家都是,但艺术家的本分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有能力,把别人没说过的话,用一种别人没使用过的语言说出来。探索这些新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必须为别人没说过的话,而准备新的语法和新的说话方式。我们现有的说话方式和现有的语言已经不够用了,艺术就是说过去没有说过的话,这是最基本的,也是艺术学院的责任。
当然,我们必须避免为了实验而实验的倾向。艺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法教,怎么调色等可量化的东西是可教的,那是技术问题;但创造性和灵感如何出现,或者说真正涉及艺术本身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无法叙述和无法教的。因此实验艺术首先是让年轻人扩展过去艺术教育没有的东西,但同时也很难避免一种样式化的倾向。这个暂时是很难避免的。
但实验艺术让我们必须去寻找不一样的东西,其中真正的营养,就在于我们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及我们与西方的关系之中。学院的责任就是要提供和找到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尝试从我们现实生活中获取新的艺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