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海对陈介祺的影响考绎

刘喜海与陈介祺的关系，依陈介祺本人在同治癸酉年(1873)给鲍康手札中所云应为“至交”。其原话为：“弟(陈氏自指)于燕庭丈至交------吾兄当亦同。”须知，鲍康自二十九岁认识刘喜海以来，即与刘喜海交往十分频繁，而且在提及与刘喜海的交往时，其语气常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跟刘喜海的关系天下第一。因此，论与刘喜海的交情能跟鲍康相比，已非寻常之举。而此话由出言一向非常谨慎的陈介祺说出，而且是在写给鲍康的信中坦率直言，且云“吾兄当亦同”，大有讲与喜海交情还略胜鲍康一筹的气概，就更足以表明陈介祺与刘喜海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起码是与鲍康在同一个层面上。

刘喜海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陈介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刘喜海长陈介祺二十岁，可谓陈氏长辈，因此陈介祺所言的这个“至交”，准确点说，应是“忘年交”！以喜海出道之早，术业之精，应是介祺师长辈，介祺称喜海每以“燕翁”、“燕庭丈”等尊称，亦足明此。

陈介祺与刘喜海同出山左，具乡谊，因此关系较之他人又当不同。但因二人之间没有往来手札传世，故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没有多少第一手资料可资证明。然而陈介祺所以成为咸同以来金石学第一人，除了本人天资过人以外，师长辈对其产生的影响，绝对不能低估。而由陈介祺在与友人信中，深以隐居故里，远离师友，无人面质学问而苦恼，可见，陈是十分重视师友间相互切磋这种学习方法的。由此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喜海这位对陈介祺来讲，既有乡谊，在道业上又有师长情份的至交给他这位后来居上的小同乡的影响到底怎样？对他的鉴古、藏古、传古事业以怎样的启发？这恐怕是我们解密陈介祺人生业绩时无法回避的重要线索。以此，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本文的考绎。

一、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刘喜海对陈介祺可能产生的影响

1、从家族的角度看

刘喜海出生于山左望族，而且是大官僚兼书香门第家庭。刘喜海曾祖父刘统勋位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是乾隆皇帝的股肱之臣。伯祖刘墉清廉正直，克绍家声，位至体仁阁大学士，与统勋齐名，被呼为小诸城。又在民间享有清官盛誉，成为历史上与包公、海瑞齐名的三大清官之一。同时还是有清一代帖学大家。喜海父亲刘鐶之位至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因刘氏家族人才辈出，乾隆皇帝在赠刘墉诗中曾称誉其家族为“海岱高门第”。在民间甚至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刘氏家族是“天下第一家”的传说。见贤思齐，是凡有上进心的个人与家族概莫能外的共性。作为同是鲁中且为邻县的陈氏家族对刘氏家族的盛况肯定耳熟能详，羡慕不已，并会以之作为自己效仿的典型。更何况统勋、刘墉父子在陈氏驻地潍县皆有直系亲眷，父子二人甚至包括喜海皆有到过潍县的纪录。这样刘氏家族的流风意韵就更容易使陈氏家族感到亲切并激励他们更加成功地效仿刘氏家族给他们提供的榜样。陈介祺之父陈官俊嘉庆五年(1800)中举之际，正是刘墉因助嘉庆皇帝除去和珅，而备受荣宠，其侄刘鐶之因刘墉受重用也被连连超擢之时(详见本人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刘墉》史实卷)。在刘墉还健在人世的这个时刻，北京的民间就到处上演宣扬刘墉父子除暴安良事迹的《刘公案》(如车王府鼓词曲本(残本)今日以铅字排版仍达四百九十多页之厚)。由此不难见出刘氏家族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备受时人仰望，为乡人引以为自豪的时候。而陈官俊又是在阮元门下中举，阮元既是统勋门生、门下士，又是刘墉房内所取士，与鐶之关系十分密切，又在恩师家乡执持文衡，其对刘氏家族盛名的推扬自会竭心尽力。可以想见胸怀大志的陈官俊在此时会怎样看待刘氏家族！而八年后，已登进士第，且被点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陈官俊，亦可谓与刘氏家族杰出人物的距离已愈来愈近。他如效仿，已经有了完全的可能！自嘉庆十三年(1808)陈官俊中进士以来，除偶有学差外出外，刘鐶之基本在京为官，且在陈官俊中进士后不到三年时间已官至兵部尚书。其后历任刑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要职，作为同乡晚辈，陈官俊肯定要经常到刘府走动，从而近距离地感受到刘氏家族的风味，正因这层关系，陈介祺大概才能与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刘喜海有机会结成至交。而从张集馨等时人对陈官俊为人声情仪态的描绘上，也不难感受到他与统勋、石庵做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从其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职位来看，他的学习已是十分到位。而自己擅书且支持独子介祺酷嗜诗文、书法、金石、收藏，就显示出明显地模仿刘氏家族的痕迹。刘氏家族几乎人人能诗，除能诗，统勋是书法家，刘墉是书法大家，鐶之既是书法家又是收藏家、鉴赏家，比陈官俊年龄略小一点的喜海的爱好几乎成为其独子陈介祺爱好的翻版。于此，我们不难感受到陈官俊父子两人这样一种人生选择模式：父亲刻意模仿政治上曾大有作为的乡贤刘墉父子，儿子在爱好上亦步亦趋的趋同于名门贵公子刘喜海的嗜古之途。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刘喜海通过家族这一条纽带，不自觉地给与陈介祺以志向选择、爱好选择上以较大的影响。

如果至此，我们仍然于刘喜海对同里的陈介祺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的话，我们可看一条旁证材料，揣摩一下其中的道理。在《钟丽泉农部泉币拓真序》一文中，鲍康谈及钟氏为何取得泉币不俗收藏业绩的原因时，曾这样讲到“近之集大成者”的刘喜海对钟的影响：“丽泉与燕庭丈同里，故见闻富而抉择精。”由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与喜海为至交且为同里的陈介祺于喜海处沾溉之沃。

2、从身边与自己相处的朋友来看

刘喜海身边的朋友，多是接受他的影响。如苏兆年、苏亿年兄弟，在喜海告知他们识别青铜器价值大小的标志不是花纹色泽及是否完好之后，他们“重趼百舍，求之荒村古冢”，最善搜抉，终有毛公鼎之重要发现。而后陈介祺方有购藏毛公鼎之举。完全可以这样讲，陈介祺的藏古以毛公鼎为极品、释古以毛公鼎考释最获盛誉，如果没有在毛公鼎方面的作为，他的金石学成就将会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喜海虽未对陈介祺收藏毛公鼎有直接的言语影响，但是他对苏氏兄弟的影响，虽间接但却是极其重要地影响到了陈介祺对毛公鼎的收藏，并进而影响到了他的藏品的品味及其在金石学上的地位。海丰吴式芬是刘喜海的乘龙快婿，在封泥、金石等研究上受到刘喜海许多有益的教诲，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自然保留了较多的喜海思想。而陈介祺在其《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自序中云：“余于既弱冠后从子苾六兄游，论古文字，考订金石，始稍稍有吉金之蓄”。可见吴式芬对陈介祺而言是有启蒙之功的人物。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吴式芬及其儿子与陈介祺的合作，陈介祺在封泥上就难有《封泥考略》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现，而根据著名学者孙慰祖先生的考证，《封泥考略》一书吴氏父子出力较陈介祺为多，就更加有力地从侧面证明刘喜海有关封泥的想法不会不间接地触动陈介祺这方面的学术思想。再进一步来讲，如果没有吴式芬两千多方古印的加盟，陈介祺的万印楼恐怕也就名实难副。由此可以想见，通过吴氏这一渠道，陈介祺肯定会或隐或显地接受了刘喜海有关思想的碰撞或洗礼。再如与陈介祺经常交流的鲍康、李竹朋，都曾受到刘喜海的亲炙，尤其是鲍康，所受影响更大。在他们学术交流时，刘喜海给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很可能会毫无障碍地传播到其他两位。陈介祺能从中受到影响亦当毫无疑问。而在陈介祺的思想体系中，传古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他曾经说过“藏而不传，与未藏同”这样的话。而要传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传拓不能失真，在陈介祺传拓时所雇用的好手中，名列第一位的就是陈畯。而陈畯在给陈介祺服务之前，早已与刘喜海合作多年，相信在陈介祺心目中收藏、摹勒均极精审的刘喜海在指导陈畯工作时的许多做法肯定会被陈介祺本人有意无意地借鉴。

二、从刘喜海在同道心目中的学术地位看刘喜海对陈介祺可能产生的影响

刘喜海嗜古极深，发蒙甚早，据其自称：“余束发受书，即嗜古泉”，似有宿慧者，而终以嗜古罢官，可谓以嗜古终其一生。而其对古物的一生投入，也验证了业精于勤这条古训。刘喜海在泉币、铜器、金石拓片著录、造像、封泥、古籍抄录与收藏等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今分而述之。

首先，他是当时泉币方面集大成式的人物，鲍康对此曾给予多次论定。在《泉说》中他说：“泉币之好萃于山左，同时如初渭园、刘燕庭、吴子苾、陈寿卿、李竹朋极一时之盛，当以燕庭为最。”在《李氏古泉汇序》中他更明确地讲到：“集大成者，厥惟刘丈燕庭。”在《钟丽泉农部泉币拓真序》中，以与“当代之嗜古泉者无不相得甚欢”的业内通人的身份对近代有代表性的泉币大家列举比较后，仍推刘喜海为：“近之集大成者，惟刘丈燕庭”。刘喜海在泉币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其藏品及著述的量大质优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在当时整个金石的收藏事业当中不自觉地承担了导师的角色。在藏品上，他“所得之奇不下数十品，而宦蜀所收南宋铁泉，出奇制胜，至三百余种，尤昔人所未见未闻”。在见到刘喜海的藏品时，鲍康追述自己当时的感受云：“得遍观所蓄，汪洋惊叹，如穷子之入宝船”，由此可见刘喜海藏品在时人心目中的位置。在著述上他有为他博得创例之誉的《嘉荫簃咏泉二百首》，还有被时人公认为摹刻俱精的煌煌巨制《古泉苑》。前者使鲍康阅后日慕喜海，并使介祺日后催促鲍康刊刻；后者则使鲍康在比较自宋以来的泉谱后大发感慨：“他日刊布，海内将宋以来诸家之谱，皆可束之高阁。余知世之览者，其望洋兴叹，欢欣倾倒，当更有倍蓰于余者，而不若余之先睹为快也”。喜海卒后，《古泉苑》被陈介祺收入囊中，从他同治癸酉年(1873)给鲍康信中对自己出借的《古泉苑》所作特别嘱咐“千乞勿汗损，勿为他人有，切切！”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到他对此书的高度重视。而由他给鲍康的建议——以《古泉苑》为正本，以《泉汇》为辅本，亦不难看出他对《古泉苑》的认可程度远在其他泉谱之上。由此我们不难感受到介祺对他至交“燕翁”在泉币学上权威地位的认同。作为晚辈，其中所汲取的营养自不待言。而刘喜海被时人默认的导师角色，使他拥有笼罩当时收藏风气的能力。在《泉说》中，还是鲍康给我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史料：“秦中古帝王州，铜器时时出土，无款识者居其半，当日只以花纹色泽及完好者是珍也。自燕庭宦秦，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从此古器几无完肤。虽寸许铜像，亦必于背上补镌年月。有苏氏兆年兄弟，最善搜抉，重趼百舍，求之荒村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张氏精于镌刻。虽尊彝腹中深处，亦能以长削随方就圜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复使锈蚀，经年取出，巨眼亦难辨矣，时人呼为张二铭。余谓燕庭曰：‘苏张之害，流毒至今，丈实启之’燕庭亦大笑”。虽然喜海对铜器价值标准的确定，造成苏张之害，让他本人也哭笑不得，但他有转移风气之力的能量也于此事当中昭显无遗。此时喜海尚年轻，而小刘喜海二十岁的陈介祺年仅十几岁，其在金石界之地位根本与刘喜海无法相提并论，只能单方面接受来自刘喜海方面的影响。而刘喜海这方面的见解直接影响了陈介祺，也是有案可稽的。在《簠斋尺牍》中，陈介祺曾讲：“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也”。从陈氏本人夫子自述中，我们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刘喜海重古文字，不重花纹色泽的思想在陈氏思想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陈介祺对于叶志诜所买遂启祺鼎铭文真伪判断，最后是靠刘喜海《东武刘氏款识册目》一书所收该鼎原文，方使争议尘埃落定，并使自己学术地位大大提升的。由此我们亦不难体会到当时学术界及陈介祺对刘喜海的信赖程度及刘喜海在当时所具有的定鼎真赝的学术分量。而后来陈介祺在光绪二年写给吴大澂的信中云：“执事(吴)好古之勤，上迈欧(欧阳修)赵(赵明诚)，近仿阮(阮元)刘(刘喜海)”，则最为直接地表明了他对刘喜海学术地位的认定，即在他心目中刘喜海是整个金石学界仅次于阮元之后的二号人物。

其次，刘喜海在青铜器收藏上，也具有相当的地位。虽鲍康说喜海《长安获古编》以未能收入大孟鼎、虢季子白盘这些国之重器为憾，但亦有资料讲此两件重器皆曾经过喜海之手。而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刘喜海至京时，曾赠陈介祺虢季子白盘拓片，似亦表明起码虢季子白盘曾为刘喜海拥有过。我们讲，即使喜海未收此两件铜器，他所收藏的重器仍然是一流的。四件编钟(邢仁钟、兮仲钟、纪侯钟、虢旅钟)、四枚秦诏版、武周龟符等皆为罕见之珍。

其三，刘喜海在金石拓片著录方面堪称时代翘楚。鲍康在评价其《长安获古编》时，先对同类古籍评价如下：“夫古人考证图书博采金石谱录，不下千百种。率裒辑诸家所有汇而成编。藏不必一人，出不必一地，真赝参半，踵误袭讹。掇拾琐细者，摭星宿，遗羲娥；研精考据者详碑铭，略彝器。后之人或因以垢病。”然后又评价《长安获古编》云：“今先生审订之精，搜罗之富，允推近代第一”。而从陈介祺在与吴大瀓信中至少七次催还《长安获古编》(仅在光绪四年一年内，即五次写信催吴大瀓还书)一事，不难看出《长安获古编》一书在陈介祺心目中的位置。在与鲍康信中，他讲：“《长安获古编》已校过，人来即与原稿本并呈”。这说明陈介祺在原稿之外还有校稿。需知《长安获古编》乃煌煌巨著，粗看一遍，即需耗费许多时光，而晚年的陈介祺竟然能在仔细阅读之后，对此巨著写出校稿，说明他认为自己为《长安获古编》这样的好书费此心力价有所值。由此不难看出他对《长安获古编》刘喜海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绝非是一般的重视。对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他持十分佩服的态度。给鲍康的信中他讲：“燕翁录碑文，乞访之。《海东金石苑》，甚精，亦且访刻之。”而在给吴云的信中他评论道：“古碑以录文为要，刘燕翁《海东金石苑》极精，惜未刻。今不知所在。昔见其录文大纸稿片，多于萃编，亦无存矣。”检索陈氏尺牍，我们会发现，陈介祺因眼力极高，心气亦高，对于评论对象往往颇吝赞词，“捧杀”这种这种现象完全与他绝缘。而象“甚精”这样的字眼，出现频率已低，“极精”就更为少见。可见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海东金石苑》，他是如此看待，《长安获古编》、《古泉苑》应该说在喜海著述中的位置高于《海东金石苑》，那么由他出巨资购藏的喜海这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他当如何重视，我们就不难想见了。

其四、在造像收藏上，刘喜海有开拓性的贡献。他对唐善业泥造像收藏的过程与意义，鲍康在《题唐泥造像拓册》中讲得比较全面透彻。他讲：“唐善业泥造像，前人未经著录。道光己亥，刘燕庭丈游慈恩寺，始于雁塔下拾得。或全或缺，大小凡八具------六朝以来，铜、石造像有纪年者不知凡几，率皆阴文。而泥质阳文惟此为最緻，乃二百余年迄不传。非遇好古留意如燕庭，则是象终晦。”喜海对唐善业泥造像的重视，使鲍康对此倍感兴趣，还是在此拓册中，他讲在喜海收藏此造像后十年，他亦有缘收藏此类造像：“福寺老僧桂真为余作缘，亦于礼王村之真性寺乞得一具。盖其大者。上二层复有小佛七，均坐莲花台。文则并同其字画，如出一模。”得宝高兴之余，他还“拓墨装册，乞同人题咏”。而陈介祺则在给鲍康的信中说：“唐善业泥造像，自当补入(指《长安获古编》)。燕翁所藏完者已在弟处，弟亦有完者一二，当并拓附。又有一种泥像可入。其字多质似瓦者，陕伪也。”可见陈介祺在此追步喜海前车之辙的痕迹远过鲍康。

其五、刘喜海在封泥收藏上的开风气之先，可谓众所周知，完全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刘喜海几人对四川出土的那批封泥的敏感，没有他对封泥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对封泥名称、身份的确认，可能封泥的被重视与被收藏还要后推许多时日。陈介祺与吴式芬能否合作完成《封泥考略》亦会变成未知数。

其六、刘喜海组织亲友手录多种古籍，今皆藏国家图书馆。刘喜海对海源阁书目的抄录整理亦贡献良多。而其所拥有的宋版孤本图书，亦当让收藏界不敢小觑。这类收藏与工作，陈介祺虽未倾力为之，但随缘而收、而为者亦小有积累，只是不如金石专门而已。在此其中，相信喜海的理念大概也会给陈介祺这样那样的启发。

三、从刘喜海藏品为陈介祺收藏、使用情况及陈介祺对喜海收藏所带有的模仿痕迹看刘喜海对陈介祺的影响

首先刘喜海嘉荫簃藏品与著作有多件被陈介祺收藏、使用，在与友人信札中，亦有他代人购买嘉荫簃故物之语。这些皆证明陈介祺的收藏与学术研究皆与其师长辈的至交刘喜海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喜海封泥百钮，收入陈介祺《簠斋印集》。

至于喜海故物，在鲍康的《泉说》中有这样的记载：“燕庭藏泉------惟其家不知珍惜，率为都门大力者以重资购之去。”鲍康是著名钱币学家，他在《泉说》中当然主要是说泉，但是据理推之，喜海家人既不重泉，肯定也不会特别在意泉币以外的古物，因此只要付上高价，有志者必可得意而归，这也并非喜海一家如此，收藏家去世后其藏品命运大多如此，故未可厚非。

喜海故物，为陈介祺所得者有：1、著作：《长安获古编》、《古泉苑》，为喜海最主要的代表作。2、藏品：四件编钟(邢仁钟、兮仲钟、纪侯钟、虢旅钟)、四枚秦诏版、建中唐泉“元”字、“中”字两枚、齐刀范奇品等皆为罕见之珍以及唐善业泥造像完整者。这些珍品的购有，极大地提高了陈氏的收藏品位。陈介祺有两个最重要的号，一为“十钟山房”，一为“万印楼”。“十钟”，是他所收十一钟的约数，而在他这项非常重要的收藏品中，来自刘喜海的藏品就占三分之一还多。秦诏版四枚，亦是令陈介祺醉心之物；建中唐泉“元”字、“中”字两枚，李竹朋评为“绝无仅有之品”。鲍康则誉之为“奇绝”。而获齐刀范后，他禁不住诗兴大发，赋诗以记重获。

他不仅自己购藏喜海藏品，而且还受鲍康之托，为其代购喜海故物。在信中他是这样讲的：“燕翁至正权钞可值若干，示知，当为购求。钟氏所得十布以托人，如何？当有以补尊藏”。

其次除对喜海故物以购买方式直接传承外，陈介祺的收藏、研究在有些方面显示出刘喜海对他影响的蛛丝马迹。

对此，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如下事实，就不难理解到这一点。

刘喜海开封泥辨识、收藏研究的先河，陈介祺则与吴式芬父子将此事业做大；刘喜海收藏泉范，陈介祺也紧步其后，在喜海已有二十多枚创获时，他仅一枚，多年后，他却后来者居上，藏品数量竟高达百有十枚；唐善业泥像在喜海之前没人发现，更谈不上收藏，在喜海收藏之后，陈介祺不仅将喜海藏品中品相完好者购归己有，而且自己又访求了一些；武周龟符稀有流传，喜海藏有最珍贵的一枚，腹有二十七字，陈介祺虽再求绝品难得，然亦收有一枚价值不菲的此类龟符入帐。

当然，单独来看，这种前后相继，似是巧合，但如联系起来看，则显示出志趣的趋同，而这种趋同，以喜海知、行在前，介祺学习在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自不待言。

四、从陈介祺治学精神与刘喜海的诸多相似之处，看刘喜海对陈介祺的影响

在陈介祺的学术思想中，与刘喜海有若干相似之处，这应是刘喜海给与陈介祺以影响的最明显的证据。

其相似之处除前面提到的判断铜器“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也”，几乎是喜海思想的直接翻版外，尚有如下几点：

1、做为近代两位具有转移风气之力的大收藏家，刘喜海与陈介祺皆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刘喜海开风气之先的事例我们随便即可举出几个显例：我们先说收藏，众所周知，封泥最早由刘喜海等人辨识、收藏；唐善业泥像最早由刘喜海发现并收藏；小唐碑最早由刘喜海收藏二十余块，从而诱发“都下近时嗜古家亦多收其石”的后发效应；蜀地南宋铁泉研究的拓荒者是刘喜海，鲍康讲“自燕庭宦蜀，始一发其奇”。再说刘喜海的著述，其《嘉荫簃论泉绝句二百首》，首开论泉诗歌著作之先；《三巴子金石苑》为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蓄之第一部著录；《海东金石苑》是海内第一部著录朝鲜金石的著作。而陈介祺的开拓领域虽不如刘喜海广阔，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他是陶文的第一个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学术成果的作者，著有《陶文考释》。在封泥上，他与吴式芬父子合作，写出了封泥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封泥考略》。

2、有足够的底气做集大成式的人物。刘喜海是当时泉币方面集大成式的人物。陈介祺则为古印收藏及青铜器收藏方面集大成式的人物。

3、刘喜海与陈介祺收藏时都非常注重藏品的质量，在这一点上，陈介祺有后来居上的超出之力。

4、刘喜海与陈介祺都非常注重在收藏的同时，开展学术研究，二人学术成果也都非常丰厚。刘喜海有《三巴子金石苑》、《嘉荫簃论泉绝句》、《长安获古编》、《古泉苑》、《海东金石苑》、《泉苑菁华》、《四川访碑录》、《燕庭遗稿》、《嘉荫簃集》、《燕庭金石丛稿》等传世。陈介祺则有《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尺牍》、《封泥考略》、《陶文考释》、《毛公鼎考释》、《说文通释》、《诸经训释》、《簠斋金文考释》等著作。在给鲍康信中，他曾经对刘喜海手稿未能完成、刊行，略有微词，但让陈介祺想不到的是他的书稿在其生前也大部分处于手稿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当时印刷条件限制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同喜海一样，对书稿的质量要求太高有关。而在喜海，情况又略有不同，六十一岁的享年，无乃过于短促！故鲍康曾议论如果刘喜海有阮元之长寿，自会著作等身云云。

5、刘喜海与陈介祺都非常注意藏品的摹拓与书稿刊刻时的监刻。经他们刊刻的书稿，在体例与器物的摹勒、用字乃至整个图书的装祯设计上皆属于精品工程，以致被时人啧啧称叹为“极精”、“甚精”。甚至他们所雇刻书、传拓之人都皆极考究。从中也不难看出年长二十岁的刘喜海给与陈介祺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讲，被陈介祺尊称为“燕翁”、“刘丈”、“燕庭丈”的刘喜海无论在家族背景上，人际关系上，还是在收藏上与治学精神上，都对作为晚辈同好的陈介祺以多种多样的影响。也正是在金石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刘喜海这样的前辈扶持、启发下，奋发努力的陈介祺，才能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金石学大家与金石收藏大家的。他的成功再次证明牛顿所讲一条社会定律的无比正确，即任何后起之秀对前人的超越，都不能忽略前面那些巨人肩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