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女性 千种主义

中国很多女性艺术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艺术家，这个词语的指向有时候显得狭窄，有时候又显得激进，似乎携带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过于超前了。她们更愿意谈论“女性”而非“主义”。我们的艺术史，也常常以“女性艺术”为视角，串联起一个个成名的女性艺术家。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梳理工作被“女性主义”的学术系统纳入进来。

中国很多女性艺术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艺术家，这个词语的指向有时候显得狭窄，有时候又显得激进，似乎携带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过于超前了。

或许，艺术家会以其本能的自由精神抵制一种大杂烩似的“主义”将其收编，特别是当她们经历了一个高举“主义”的整齐划一的时代之后。因此她们更愿意谈论“女性”而非“主义”。我们的艺术史，也常常以“女性艺术”为视角，串联起一个个成名的女性艺术家。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梳理工作被“女性主义”的学术系统纳入进来。而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女性艺术家创造的未必就可以说是女性主义艺术。“说到喻红，我只能说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正在上海举行的“WOMEN我们”展览的策展人陈畅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这么评价。

然而，当女性主义的策展人试图以“主义”来整肃“女性艺术”的时候，实际上她们反而可能是拓展了这一门类的界限。因为，关于女性主义是什么，一千个人也许又有一千种不同的看法。不论其中哪一些是否更接近真理，为各种声音提供成长、探讨、融合、区分的土壤，或许就是女性主义本身的意义所在。

上周末复旦大学举办的“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召开的时候，两场会议指定展览也同时在上海东北近郊和市区西南拉开帷幕，一场是3号线北延伸段的上海EMG大石馆里举行的“WOMEN我们”群展，另一场则是在复兴西路博雅珊画廊的刘虹个展“妥协”。两场展览呈现了现代女性主义两极的面貌，也体现了女性主义本身丰富深入的内涵。或许，考察参与此次活动的各色女性艺术家，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女性主义多样的视角和丰富的肌理，可以一觑所谓女性自觉意识的集体图像尚处混沌期的一幅心灵的拼图。

女性历史：

宏观图解vs个人体验

历史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人书写的，女性主义者钟爱的一个例证就是“history”一词——“历史”只是“他的故事”（hisstory）。因此，女性需要书写“她的故事”。然而在业已形成的繁杂的历史资料中，如何寻得真正的“她的历史”，而非“他”凝视下的“她”的图景，或许需要一番更为艰难的考古和严苛的拣选。

女艺术家刘虹在上世纪90年代从电影制片厂翻出一堆老底片，照片中是大量底层的妇女、劳动者的形象。她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呈现另外一种历史的途径。刘虹利用这些照片，把底层劳苦者的形象放大绘制在画布上，其中包括逃难的母亲、制鞋的妇女、卖唱的姑娘，也包括参军女子、摩登女郎、风情妓女……自摄影术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记录了她以上两代妇女的故事，而她将之重新呈现在画布上，并装饰以中国风格的纹饰和个人的标记。1948年出生的刘虹于上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去往美国，她将个人移民的历程同样记录下来，补足了老照片之后她们这一代女性的历史。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女性主义学者王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刘虹的一系列历史题材作品，梳理了女性的历史，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来说是有意义的。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刘虹作品“叙事性”太强，对于事件的反思不够。一位学者告诉记者，刘虹画作的原型，即那些照片原本是从西方摄影师的视角拍摄的，西方人这几年也已经开始反省自己在殖民语境下这种猎奇、观赏的视角，她却以一个东方女性的身份，将之放大，加上中国元素进行呈现，反而合法化了西方男性的这种凝视。这种对于画作的处理只是迎合了西方市场，满足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东方的想象。

在大石馆“WOMEN我们”群展的现场，同样有两位女性以作品谈论着历史，然而，她们选择的是曲径通幽的私人感受的小路。

47岁的林敏仪曾是一位公司高管，直至近几年开始全身心投身艺术。她的作品《蚕茧》以老家顺德的自梳女为灵感，反思自己一辈子的经历，质疑一名女性在当下文化模式中是否拥有真正的选择。“顺德一带的女人在几百年前就可以拥有经济能力……（她们）可以选择独身，而不嫁到陌生人家做二等公民。”艺术家如此陈述，尽管这些女性以养蚕为生，打破数千年封建制度的定则，但却依然逃不脱传统价值观的五指山，“她们要终生守在独身的茧里面，牺牲掉男女关系、生儿育女的机会，一生劳动赚钱，死后不能进宗祠。”反思生于现代香港的自己，在现代商业规范约束下，劳动一生赚取经济独立的能力，却同样是困在了自己编织的网里。一段视频录像播放着她在空间内织网、作茧，最后钻入其中，脱下一身套装的过程。

与林敏仪智识性的反思不同，何成瑶的作品也许更多是本能使然。本次参展的作品是她的行为艺术《妈妈和我》的记录。何成瑶2001年在长城上一脱成名，立刻也饱受质疑。《妈妈和我》或许可以看做是《开放长城》的注解，也是理解她作品的关键。何成瑶逐渐公开了她家族的疯癫史和她本人的身世：她是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在上世纪60年代，她的母亲也因为社会压力患上了精神病。她一系列关于身体的行为，既是对于个人和家族伤痛的抚慰，也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

何成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福柯，如果历史中没有记录“她的故事”，我们也许只能在庞杂的文化废墟和遗迹中进行性别知识的考古工作。她认为男性艺术家喜欢宏大叙事，喜欢“向外看”，而女性更倾向于探索自身、个体的感受。凭着自身的细腻的敏感，也许可以在深入挖掘中遇见彼此，也许只是南辕北辙。然而，在这种细枝末节的探索中，女性主义艺术家或许可以逐渐编织出一场成型的大网，绘制出女性艺术的图景。

抵抗策略：

一股戾气vs一些玩笑

“我想在中国的艺术界做女权主义的启蒙工作，因为很多人将女权主义作为洪水猛兽，主要因为对它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艺术。”在研讨会上，艺术家和批评家李心沫讲述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几乎是一部女性艺术家遭遇性侵犯和精神创伤的历史，“伍尔夫小时候被兄弟强奸过……翠西·艾敏也是，她曾经受到过强奸……布尔乔亚也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她的父亲有外遇……”

“很多女艺术家，她们开始的经历，往往和身体的被侵犯有关系。”李心沫总结说，然后她又举出了80后女艺术家陈哲的自残记录作品和自己遭受男性的感情欺骗和身体侵犯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女性主义流派千差万别，但是所有的理论书都会总结出一个共性，就是要改变男权局面，实现男女平等。而在女性常常受欺负的情境下，一群女性主义者聚在一起，难免就会变成对男人的控诉大会，或者至少，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戾气。女性主义的研讨会是如此，女性主义的艺术亦是如此。

何成瑶对于这样的气氛有些不能适应，她告诉记者，这个活动“太有针对性”，人生并不只有性这件事情才重要，而且，“在这样一个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里面，实际上男性也是受害者”。她心目中更理想的男女状态是一种融合，而非敌对。

陈畅谈到了参展艺术家张爽的作品在美国的遭遇：她以统一纯净的白色创造出一个和身体及性有关的世界，却被质疑是否遭受过性的侵犯和伤痛。在一些言论的鼓吹下，似乎创伤和女性主义艺术结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月经到生育，女性对自身的敏感引发了她们关于身体的创作，这当中必然会有苦痛，也不会缺少幸福。在“WOMEN我们”的现场，艺术家以白色织物遮盖了墙壁、柱子和天花板，仿佛将参观者纳入了一个巨大的身体里面，而在织物连接处还可以看到褶皱的细节。一名男孩子告诉记者，感觉很舒服。

陈畅提到一些画廊不喜欢女艺术家的原因，女性艺术家往往可能因为生活的种种变故而中断创作，比如失恋、结婚、生子……但也正是这种和生活的紧密相连，让她们的艺术创作更为真实而生动。

年轻的艺术家梁丽婷也在寻找自己的空间和线索。在广州美院读书时，她的创作流露出一种青春的感性和伤痛，也不乏轻松善意的玩笑。美院毕业后，一时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她退回到家乡、退回到家中，却不期然在母亲的嫁妆——一个粉红色的陈旧皮箱中，寻获了重新滋养和生长的空间。她的作品展现了当下的状态，陈旧土气的皮箱内装着笨拙却自然的刺绣，讲述着这几年的故事，小乡镇的塑料水晶鞋装上代表梦想的滑轮，或许会被尘封，或许会随着皮箱一道打包离开。

与之相对应，上海的艺术小组LING&COMMA更爱逗趣。此次参展的《女泉》和《胸器》是专为女性设计的“站着方便”和“在地铁中反性骚扰”的工具。

愤恨、敏感，或者玩笑，女性可能面临各自处境，会因其各自性格而做出不同反应。陈畅认为在谈女性主义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男性的因素，一定要有男性在场，否则一场女性主义大会，最后很可能变成怨妇吐槽大会。有男性，甚至有点男权的男性的对立，能让女性保持清醒，也使议题更有现实性。

“女性”主义艺术&女性主义“艺术”

很多展览不会标明“男性艺术家”而全部都是男性参与，而“WOMEN我们”虽然意指“女性”却不乏男性艺术家的参与，比如跳现代舞的二高、画画的木西。对于这一点，陈畅认为女性艺术家和女性主义艺术本没有必然联系，就如同女性主义本身并非只是关于两性之间的对峙，而两位艺术家也对于与女性艺术的关系各有说法。

身为已经出柜的同志艺术家，二高此次带来的作品是自己的即兴舞蹈配上轻松的同志访谈视频。他告诉记者说，自己可以算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因为自己“心中有很阴性的一部分”，“我不强调男或女的性别问题，也没有刻意的身份认同感”。木西觉得自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女性主义，但也不妨做一个换位思考。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性别模糊的少年形象，而今，他为之加上了一些女性元素。

包容与接纳本身就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美德，而挑战既定思维定势也是其所坚持的内涵。因此，男性艺术家参加“女性”展也成为了一件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非艺术家”参展的一些作品则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性特征。

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运用艺术手段展示自己的理念，而另一些社会活动家的事业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壹基金志愿者高战的《乡村小银行妇女微型贷款计划》受邀参加“WOMEN我们”艺术展时，作者本人还有点懵，他从没想过这会和视觉艺术搭边。然而，策展人陈畅则认为，这可以算是“一个真正广义的、公众参与的行为艺术”。《10位女性的声·鸣》则是由多位进行女权研究的学者共同创作的一部复调作品，她们把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解读进行了视觉化的处理，并进行一些实验性的表达，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尝试。

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王政告诉记者，此次活动首次将女性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结合到一起，既是难得的互通有无的机会，也让女性主义理论和艺术有机会对社会有更多介入的功用。

这或许就是众声喧哗之后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