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1933年-),台湾彰化县人,作家、学者、翻译家。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等。林文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并于这三个领域中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曾译有如《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文学名著。著有《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等散文集。
前些日,她受邀到北大演讲,无论介绍者还是簇拥者,都喜欢把她称作传奇,她有太多资历适合被如此演绎。她却散淡着,把众人口中的传奇换成讲述中的顺其自然,一切和煦,平实,并无奇突和陡变。
不是传奇
这容易让人想起她在《读中文系的人》里讲述的自己弃写小说,专攻散文的经历。
大三时,她欣然写就一篇取材农村背景的短篇小说,去找恩师台静农先生过目指正,台先生看后直截了当: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她由此恍悟到自己的经历,向来优裕顺遂,对于外在的风雨,也只是想象与同情,并无深刻体验,就此,决心不再写小说。
她出身优渥,其外祖父连横系《台湾通史》作者,人称“台湾太史公”。连战是她的表弟,她却甚少提及此事。她是被称为台湾“林美人”中的一个,即便当下已近80高龄,依然优雅过人。在北大时,有人意图向她核实,台大女生宿舍中的望月楼,是否真是因为她在此就读而得名,她面呈尴尬地说:这是我所不知道的林文月。她那被称作林徽因式的星期五文化沙龙,是董桥、林海音、三毛等文人的聚集地,但在她的讲述中,淡极了。不过是嫁给一个从事艺术的丈夫,孩子又要得晚,所以会有些共同的朋友来往。后来为了方便,就统一到了周五。聚会自然要弄些吃食,做久了,就有了她后来的《饮膳札记》一书。
和很多民国的旧文人一样,她有着创作、翻译和学术三支笔,在台湾,是颇负盛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她是台湾最早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的开拓者,译有《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因为《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分别有丰子恺版和周作人版,所以她的译笔也时常被拿来对比。在面对太多此类问题的提问后,她以音乐做比,形容中文和日文的差异“它们一个像钢琴,每个键都有清晰的音,一个像小提琴,是那种混合的弦音。”
鲁迅、刘呐鸥与12岁的林文月
这次受邀到北大,她演讲的主题是“拟古:从《江湾路忆往》到《我所不认识的刘呐鸥》”。讲座是“鲁迅人文”系列的开讲。
《拟古》是她效仿西晋文人陆机的“拟古诗”所作的一系列模仿先人的散文合集。《江湾路忆往》则是其中一篇效仿萧红《呼兰河传》所作的一篇回忆童年在上海生活的文章,和普通以时间为主轴的回忆文章不同,她选择以生活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述。
也因这一写法,使得台湾中央大学的许秦蓁,在十年后,因为写作一篇《战后台北人的上海经验和上海记忆》的博士论文,得以“按文索骥”地重新寻访林文月笔下的上海。
在这一过程中,许先生发现林文月提到的放学后躲雨的“内山书店”也是刘呐鸥经常购买日文书籍的地方,而且他们所站的位置都非常相像。而那时,林文月对刘呐鸥还一无所知。
更让人称奇的是,一个日本教授看到这篇散文后,也同样告诉她,鲁迅也曾常出入内山书店。而鲁迅的学生台静农,去台湾后,成为了林文月日后的恩师。
因为这一发现,林文月受邀参加关于刘呐鸥的研讨会。当她翻阅刘呐鸥的传记时,在一篇日记里,发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日记中显示,1927年的元旦,刘呐鸥曾和几个朋友一起跳舞庆祝,这其中就有林文月的父亲。林文月也因此遥忆起童年的片段,父亲嘴中的刘灿波,原来就是刘呐鸥,而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父亲惊慌地告诉母亲刘呐鸥被害的事儿,当天,家庭气氛一片肃然。
一篇怀旧的文章,引出了很多离奇的交叠重合,也使得她最终写就《我所不认识的刘呐鸥》这篇学术研究与个人回忆穿插展开的文章。
谈台静农“台先生不讲鲁迅,因为这是他的禁忌”
新京报:在讲演中,你在开头特别提到了你的老师台静农先生,说如果他天上有知,该是欣慰的。
林文月:嗯,我跟着台先生读书,做他的学生,很多年。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其实,当时台大中文系也很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经常去老师家里,谈谈话,问问题,或者什么也没谈,就一起喝喝酒。他是很疼我的,我们也都非常景仰他。北大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我的讲座又是关于鲁迅人文系列讲座的一个,所以我想他应该会高兴。因为在过去,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新京报:有资料说,台先生到台湾后,对鲁迅是避而不谈的。
林文月:台先生不讲,因为这是他的禁忌,我们讲话时也避免谈到。我们了解到的内容也大都是从外面的资料上,这也是因为当时台湾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有两岸关系上的敏感。后来白色恐怖解除后,我们索性也不谈,因为不想让他为难。好像后来有人去找过他,问起这些事情,他也表示不愿接受。平时,偶尔讲些有趣的事情时,他会不自觉地把鲁迅带上,譬如当时他怎么到南方来接鲁迅,怎么传达一些消息等等,都是片段的。他是很敬佩鲁迅先生的文笔的,鲁迅也很欣赏他,台先生很多乡土趣味的小说,鲁迅很是推崇。
谈译作“如果知道丰子恺在翻译,我可能就逃掉了”
新京报:因为你翻译的《源氏物语》同时有丰子恺版,所以经常被拿来比较。两个版本很大的差异是对和歌的处理上,丰版更多是被翻译成唐诗的形式,你的则更多是一种兮字体,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林文月:我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两岸还不相往来,所以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翻译,如果事先知道,可能我就完全逃掉了,已经有伟大的作品,我不可能再去较劲。或者我在翻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会找来参考。那后果有两个,一个是解决了我的问题,一个是也跟着搞错了我的问题。毕竟《源氏物语》是千年以上的书,太多流派和解说,很难有定论。我在翻译的时候,最早参考的是英国人ArthurWaley的英译本,尽管它是很棒的英文,但却不是全译本。我有问题时去查找,发现他也规避掉了。我和丰先生都是全译本。他的风格偏向中国人对古文,对唐宋时代的趣味,我的则被评价为是和文的,可能这是批评我,但我却很高兴,因为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看外国小说,很希望看到的俄国文学有俄国味,英国文学有英国味。我不喜欢都是中国味道的。
至于和歌的翻译,我也曾考虑翻译成五言绝句,但是那样感觉用字太多,因为我们是一个字是一个字的含义,日文是一个字是一个音。另外我不想让读者有错觉,就是日本在1000年前有和我们一样的五言绝句或者七言绝句的两句。我希望读者能够体味到,这不是一个中国的、惯有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创造了个三句的,中间加兮字,这样一方面比较委婉,像日文的味道,另一方面,我让第一行跟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押韵,这样有点像诗但又和我们不一样。
新京报:做翻译,你是否有自己的一些原则?
林文月:做翻译是没有完美的,总是有不足。可是我觉得谈翻译,最好要知道原文是怎么回事。中文像钢琴,一个字一个音,可以分开的。弹得很好,可以连贯起来。日文像小提琴,是一种弦音的效果。我把文章弄长一点,绕来绕去,是想表现原文给我的感觉。我觉得翻译不单单是告诉读者一个内容,不是他跟她恋爱,所以就结婚了,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过程,怎样的表现,每个人都不同。《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相比,《枕草子》更像小提琴。我自己当然是想把钢琴尽量弹成小提琴,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啰唆,累赘。做翻译,首先要变成细心的读者,读出他的内容,也很重要的是,读出他的表现方式,他的声音,否则就是你替他讲故事。
谈人生经营“我是害羞的人,但推出去了也很勇敢”
新京报:你有篇文章叫《散文的经营》,那对于人生,你是否有自己的经营?
林文月:其实真的很奇怪,我常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真的可以了。我其实是个害羞、胆小的人,但是如果你把我推出去,我也会很勇敢。想想我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做事情很有系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另外,我是个认真、尽责、守时的人,起初在一个文学杂志翻译《源氏物语》,每期都发表,台静农先生很心疼,说你可以偶尔偷懒,缺一两期的,但我想那样可能就会更拖下去。
新京报: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人的文章里,会有种特别的心平气和的调调。
林文月:这和大环境有关系,物质生活好了之后,要很长时间才能有心平气和的氛围。台湾几十年前,也同样,到了一个地方就抢成一堆,吵吵闹闹的,很躁。但现在慢慢可以讲话,人文的东西也出来,就使得人更平和,更舒服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