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思潮中的理论反省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愈渐强盛，一个东方大国正在重新崛起，文化强国的问题也自然地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甚至还有向国外宣扬中国文化的要求，现在在世界各国正在推行的孔子学院也算在宣传中国文化。要以文化强国，以什么文化去强国？或强国文化该是什么文化？当然应该是中国文化而不应当是西方文化。想美国在强国之时，其两百多年历史太短，美国尚且要去创造确立出一个美国文化来，而我洋洋五千年文明之文化大国，却硬要打倒、抛弃或漠视乃至蔑视自己的文化，而让西方文化来作主导！国人今天的尴尬，的确是强大的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力量，和无自信也无自觉的民族文化形成的巨大反差。形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很多，至今仍在流行的公理般的理论影响应是其中最深刻的原因。

一、主导文化的西方化倾向

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一百多年来从来未成立国之主导。一国的国人各行各业崇奉的都是西方的文化。仅以美术自身为例。理论界流行的多是洋理论，我们的美术理论、批评理论，标评标准大多也是西方的。看看今天理论界之理论文章中断章取义瞎子摸象般充斥无尽的洋引文，看这些年来自美国的“当代艺术”火得政府都跟着起哄，就可明白今天现实之严峻了。如果如美国那样历史太短，几无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要生造出个东西来装点门面也情有可原。但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有世界上唯一没中断过的五千年文明，有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成功地支撑过中国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在近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段中成就过一度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显然可证明这种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但近世的国人挨了打，却朝老祖宗身上出气，把中国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把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也拿来为今人的落后挨打负责。所以一百多年来，说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国人自己都害羞。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民族文化已等同于传统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焉有拿来作主导的资格。

二、社会进化论已成公理

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反感与蔑视直接受到社会进化论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社会进化论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风靡全国，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人不信奉这种学说。按此学说，历史社会是阶段进化的结果。在这个进化的阶段序列中，进化至前列的阶段当然比后面的阶段先进，历史总是在进步。故此种理论又称进步论。而所有这些进化论观念又都是以西方走过的道路作为划分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按照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比之西方要落后。例如大家普遍地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阶段，而中国社会则在“前工业社会”或干脆在“农业社会”，在“前现代”阶段。这种进化论观念直接对应到艺术阶段，则以西方艺术史之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当代艺术作进化之阶段，而让中国艺术与之一一对应。比较的结果则不言而喻，中国人理性地心悦诚服地从理论到实践上承认自己的社会阶段和艺术阶段在进化序列上统统落后于西方。按此史观，在文艺史上，中国人亦自觉地按西方的文艺发展阶段去对号入座，以为自己的文艺阶段落后西方两三个阶段序列。亦如1920年徐悲鸿认为的“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千年前八百步”。（1）如与法国比则更不象话，“以高下数量比，……逊法一二百倍”。（2）今天不少中国文艺史家则认为中国仅在社会进化之“前现代”，而西方已越过“现代”进入“后现代”。这种让中国人自我作践的理论至今还在流行。而对“现代”、“现代性”、“当代性”的讨论此起彼伏，“现代”、“当代”的前缀词语时髦之极，如“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当代设计”亦都源于此。然社会进化论史观在今天的国际学界已受到普遍的批判。但在我国，仍属主流的史观。从西方流入中国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以先进的“前卫”的姿态占据着艺术史发展的理论制高点，而民族艺术先天地矮人一等气短一截，就与这种理论有直接的关系。

三、“整体反传统主义”的反传统思潮流行

在社会进化论的流行当中，在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之中，自然地产生了对中国自身民族文化的蔑视。从“五四”运动，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画衰落论，到五十年代初对中国画的取缔，再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整个二十世纪都流行着强大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对二十世纪初的文化精英们，此种民族自残风气更多的不是一种对本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的彻底漠视和弃置不顾，而是根源于一种被称为“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按这种看法，由于社会是以阶段进化的方式在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已成一个已经过时的落后的有机整体而当全盘否定。二十世纪流行的“全盘西化”即此种观念的产物。相反的，“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斥。因而，坚持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迳——当它演变成一种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时——是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当然，他们的全盘否定论并不是在对中国过去的一切，经过详彻的研究以后，发现一无是处，才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仔细研究中国过去的一切的工作，并不值得考虑”。（3）从“五四”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反自己的文化传统竟反了一百多年。在这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的“牢不可破的观念”影响下，还能有半点文化自觉得以产生的土壤么？

四、国际崇拜的时髦

国际崇拜又与国际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从二十世纪初引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下形成的国际性思潮。在当时的“国际”化状况下，按《共产党宣言》的描述，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国际资产阶级则又“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尽管马克思主义并未彻底否认民族的存在，但那种国际主义的高度强调，直接产生了统一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1864年的由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由李卜克内西等领导，列宁等介入的1889～1914年期间的“第二国际”和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几个“国际”真正是国际性领导机构。在“无产阶级无祖国”（《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下，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仅仅是该组织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直接受命于斯大林的领导，直到1943年。可见“国际”对中国人诱惑与习惯大到什么程度。

而今天对国际的崇拜，则直接把“国际”当成西方当成美国。即国人所称之“洋”。这国际崇拜与民族主义又是对立的。洋气大张，民族的文化自然此长彼消。民族文化无法抬头，亦是时事之必然。今天对国际的崇拜可谓已深入国人之骨髓，在学术会议、评奖制度、用人制度、学位制度、科研制度、展览机制、论文发表，直到楼房买卖、品牌宣传、商品营销、广告制作……国际崇拜已无所不到！

三、民族主义被否定

国际崇拜的必然结果就是民族主义的消泯。“民族主义”，本来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考虑的思想倾向。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民族内部成员的向心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在我国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首要内容，更是增进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思想倾向。从今天世界各国的倾向来看，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置于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但在我国，由于国际崇拜的倾向过份强大，同时伴有政治性的国际主义观念的影响，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否定，使我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消泯，而使民族主义逐渐与狭隘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划了等号。这种国际化倾向的极端发展，使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干脆出现否定中华民族存在的堪称准汉奸的文化倾向，和对爱国主义的否定性倾向，今天出现的前所未有之“爱国贼”一类虽有几分玩笑性质的用语，亦与此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在这种思想倾向下，在中国知识界，全球性、世界性、国际性、人类性、普世性成为时髦。今天，敢于公开使用或标榜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精英几乎消失殆尽。这种思想倾向对民族文化的伤害显然是相当巨大的。

四、对西方化的现代性的热衷

由于有上述社会进化论观念，西方社会发展之“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特点，也就当然地具有世界性阶段标准之普世性规范。按此理论，则全世界各国之社会发展，均得以西方社会阶段之特征作标准，以确定在这个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并据此定其先进与落后。中国在这种普世规律中没有什么特殊。亦如郭沫若在1929年时就说过，“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4）因此，什么是“现代性”或“后现代”特征，就成为非西方世界最为热衷的问题。在我国，这个问题的讨论也热烈而普遍。照西方“现代”的格局，“现代”往往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后的社会，这个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形成，有工业革命、现代科学、民主价值倾向，及相关的哲学、艺术等等内容。中国人也拿西方的这些东西来套中国社会。例如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现代艺术”引进，“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等等来判断中国社会的现代与否。由此得出中国社会“前现代”、“前工业”或“农业文明”等等负面性质的结论。其实，每个社会都有各自发展的各不相同的基础，都有各自的发展与演进的独特方式。西方以契约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社会有着文化渊源上的重大区别。即使明代中期作坊出现，与资本主义萌芽也当无关，中国从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式官僚社会，与西方中世纪的若干小公国式封建社会也风马牛不相及。同样的，中国今天的社会与艺术发展模式也不要与西方的“现代性”去硬套。但这种对现代性的讨论，又往往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对立面。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从现代化和西化角度指出，“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5）所以，对现代性的热衷牺牲的又是民族传统文化。

五、全球化观念的泛化

若干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往来增多，世界格局中出现一个假象：好象全世界真的一体化了，全球真的变成“地球村”，世界大同的日子已经到来，此之谓“全球化”。今天画坛流行一个堂而皇之的观点“国际语境”，亦有“视觉图像世界化”之说。有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创作艺术必须考虑这个“国际语境”的现状，亦如沿海的出口商品生产一般。这种混淆精神作品的创作与非精神商品的生产的观点在国内还颇具市场。“798”的性质已纯然义乌小商品市场或北京秀水街专门外销！有关部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以为文化强国之典范。

所有以上各种势力相当强大而普遍流行的理论，其所反对与打击者几乎都是民族文化，或者说，民族文化受到各种近乎于真理与公理的时髦的流行理论的全方位夹击。在这种浓烈而错误的世纪性理论迷雾中，中国要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强国倾向似乎也还是主要指文化产业的兴旺，至于这“文化”是些什么文化，则少有人关心。这或许也是世界上这个历史最悠久文明最绵长文化最独特的中国，其国人何以不仅不骄傲自豪，反倒憎恨与仇视自己的民族传统，欲“打倒”欲“革命”而后快的深刻的原因。在上述理论氛围中，喜欢民族文化的国人自然有限，喜欢研究民族文化的人当然就更少。久而久之就更弄不清楚民族文化的究竟了。在这种理论氛围中，要谈文化强国也是不可能的。前些年“国学”刚热一小点，就有人在呼吁警惕封建文化残渣泛起。国学热最后出头的几个标志性人物竟有几分明星感和娱乐性！天安门东侧孔夫子像之安放与搬迁也属上述氛围之结果。看来要恢复民族文化之尊严实在太难！但硬要抛弃让世界羡慕的五千年文明而以外来文化强国，又岂非国际之笑柄？难道中华民族真对世界文化贡献不出什么东西吗？如真要以中国文化强国，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恐怕就是对本文所说的多种错误理论的清理与反省。

注释：

1、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北京大学《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

2、徐悲鸿1926年《在大同大学演说词》，载王震《徐悲鸿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5。

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卷《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5、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