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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水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渗透在中国传统经典艺术的各个方面。犹如中国人使用筷子用餐一样,笔墨书写几乎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状态。即便在计算机逐渐取代书写的现代化变迁中,笔墨渐渐淡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笔墨依然是中国艺术家们汲取养分,立足传统的根本源头。在当代艺术空前多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及东方美学经典的继承、挖掘与创新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立足于国际艺术舞台的底气。聚焦来看,对于水墨的传承、探索、实验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抽象水墨就是近十年来在这样的探索与实验中产生的最活跃的现象。
邵岩与兰正辉正是在这场长达20多年的探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个案。同是水墨抽象最前沿的探索者,两人对于艺术的缘起却很不一样。
从汉字出发——邵岩
邵岩196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与书画结缘,其父邵炳山写一手好颜体,伯父邵炳岩善画白描人物。邵岩幼受祖训,跟随父亲研习书法金石,临伯父白描人物。邵岩对于传统水墨具有天资禀赋,24岁便获得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金奖。同时好奇心十足的他喜欢随处涂鸦,拆卸和组装各种器械、家用电器。又极爱西方艺术中抽象表现主义、波普精神的活力与创造性,激发了他在水墨这条传统道路上的出离与独立探索。
90年代末,邵岩开始做水墨抽象实验,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对艺术的敏感直觉是他水墨实验的起点,邵岩极力主张艺术创作的当代性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文脉”贯承其间。一步步从传统书法、现代书法、汉字艺术、当代水墨、行为艺术走来,邵岩的创作无不紧贴着传统并无限打开并放大开来。
作品《气结》(LOT512)正是邵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后与2011年开始的“水”与“墨”的艺术实验作品〈射墨〉系列的典型作品。该系列在2012年4月今日美术馆的邵岩个展中给人带来震撼性的当代水墨体验,展开了抽象水墨的无限可能性。
〈射墨〉系列的创作源于艺术家一场突如其来的生命体验。2008年1月,一场突发的急性心脏病,将邵岩送进医院,心脏因此放入了7枚支架,注射器是他每天最常见的用具。经过这一劫,对于生命的无常,“注射器”成为一种象征,从此“注射器”取代了毛笔成为其新书写与绘画的重要器具。他以“注射器”射在宣纸上的墨线为底,将“射墨”作品经水浸化数十小时甚至几个昼夜,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墨与水自然的融合状态。这项艺术实验使“水”仿佛活了起来,是一场上演于宣纸之上的关于“水生命”的纪录片。邵岩摒弃了传统书法以水为稀释剂的做法,而是将水作为绘画的主体,这极大颠覆了传统艺术中的笔墨关系与书写性,提升和展现水在水墨艺术中的原生态属性,将“笔墨为零”推至极致。
走进展览副厅,而墙上对应展出的21幅作品,则是2011年邵岩对这种活的“水”墨艺术的运用所创作的极具视觉冲击力、想象力的水墨作品。在今日美术馆,呈现在观众眼前是铺满整个展厅的长达30米宽15米的巨型纸上“射墨”草书,人们需要登上由脚手架搭起的回廊,借着架设在12.5米的展厅顶部的探照灯才能来回“扫视”眼前的巨大书法作品(附图1),同时,观众还会看到在地面上“一”字排开的20台电视所吸引,那里同时播放同样的“射墨”线条在经过水浸化后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20种变化。无论是书写还是观赏方式都是对传统书写模式的极大颠覆。(附图2)
体量的意义——蓝正辉
蓝正辉生于四川,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不同于邵岩的东方私塾式熏陶,蓝正辉接受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下严谨科学的教育培训,给了他一种更为理性分析式的研究及创作方法,在学习以客观的方式来表现真实世界,并试图在其作品中表达深层次的自我。80年代以后,自由文化的新思潮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传播开来。年轻的蓝正辉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85新潮”的运动中,以艺术的革命者的心态参加了1988年黄山会议和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但他很快厌倦了艺术运动的政治性氛围,开始对于“迎合”西方品味和政治观点的被命名为“中国政治波普”的艺术形态的反思,于是选择离开南下广州,在那里他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构成中国文字的基本符号的研究,并整理出目录,对于传统内容进行了“挖地三尺”的工作,同时对“线性结构的意味和可能”进行研究,多年不辍,积累的基本线性结构图像近数百类,展开结构数万种,这些研究成为他今天大体量表现性书写的重要前期准备。这为他日后的创新---体量的书写表现性绘画艺术打下了文本及研究性基础。
蓝正辉对于水墨书写的选择源于他认识到水墨作为民族的身份象征是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国际对话很好的方式。在表达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解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之间的矛盾,体会二者之间更深层的密切关系:既在中国书法和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中,都有经过一段专注的沉思之后出现突然爆发,通过较持久的最初能量积累后的释放。正是基于这种有着共性的“能量”,蓝正辉得以将中西方的技巧和表达方式相结合,来创建他的风格。蓝正辉生于四川,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不同于邵岩的东方私塾式熏陶,蓝正辉接受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下严谨科学的教育培训,给了他一种更为理性分析式的研究及创作方法,在学习以客观的方式来表现真实世界,并试图在其作品中表达深层次的自我。80年代以后,自由文化的新思潮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传播开来。年轻的蓝正辉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85新潮”的运动中,以艺术的革命者的心态参加了1988年黄山会议和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但他很快厌倦了艺术运动的政治性氛围,开始对于“迎合”西方品味和政治观点的被命名为“中国政治波普”的艺术形态的反思,于是选择离开南下广州,在那里他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构成中国文字的基本符号的研究,并整理出目录,对于传统内容进行了“挖地三尺”的工作,同时对“线性结构的意味和可能”进行研究,多年不辍,积累的基本线性结构图像近数百类,展开结构数万种,这些研究成为他今天大体量表现性书写的重要前期准备。这为他日后的创新---体量的书写表现性绘画艺术打下了文本及研究性基础。
蓝正辉对于水墨书写的选择源于他认识到水墨作为民族的身份象征是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国际对话很好的方式。在表达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解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之间的矛盾,体会二者之间更深层的密切关系:既在中国书法和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中,都有经过一段专注的沉思之后出现突然爆发,通过较持久的最初能量积累后的释放。正是基于这种有着共性的“能量”,蓝正辉得以将中西方的技巧和表达方式相结合,来创建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