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双年展之一,自1894年创见以来,持续不断地推出各种艺术潮流和艺术家,几乎成了世界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艺术大师,诸如毕加索、康定斯基、米罗、达利、蒙德里安和博伊斯等等,都曾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并藉此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正是因为威尼斯双年展在世界艺坛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走向世界”的时代宏愿中,对于急切地想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无疑也就成为了一个仰慕不已的艺术神话。我还记得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的情形,简直就像旧时的举子登第,让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界都为之一振,为之热血沸腾。当时国内仅有的几本介绍当代艺术的杂志,诸如《江苏画刊》、《画廊》等等不仅对此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大量报道,而且还专门组织了有关“国际身份”的专题大讨论,吸引不少活跃在当年的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家们介入其中,为此争论了很久;而带领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方策展人栗宪庭,也由此文名大噪,之后被外界冠予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之称;至于那一年接纳中国艺术家参展的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划意大利批评家奥利瓦,更是成为众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希望,以至于迫使国内的艺术批评家王林写下《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一文予以反拨,批评也好,仰慕也罢,都使其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发展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的确,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作用于对内的现代文化启蒙,那么之后便成了向外的市场营销与文化传播,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事实上,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上的那些当红明星们,大都是以民间渠道先后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几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比如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等等。也许正是因为中国艺术家参与国际交流已是大势所趋,而从民间渠道输送出去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异己之声,所以,2003年,中国政府在一些有识之士的荐言下,终于决定以国家身份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在水城威尼斯建立长久的中国馆。这一举措又开历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官方接受了国际当代艺术的游戏规则,在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的同时,也部分地接纳了原本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尽管这之后以国家馆的名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向世界推出中国艺术家,已少了昔日批判性的菱角与语言的锋芒,但仍不失艺术的探索性和试验性。比如2011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馆以“弥漫”为主题推出的一些中国艺术家和他们关联着中国传统智慧的作品,就很具东方神韵,令世人惊叹。不过,疏远于现实的疼痛,剥离开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以观念游戏与形式逻辑来推衍、生成艺术的价值,终就会因为社会批判与文化针对性的缺失,而缺乏语言的强度和精神的张力。所以,也遭来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与批评家的不满,从而又重新催生出了以民间渠道介入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热潮。
这些年,除了主题展和国家馆以外,几乎每届威尼斯双年展都有一些中国艺术家以外围展的方式参与其中,不过,大都是非正式的邀请。中国艺术家以正式受邀身份大规模参与到威尼斯双年展中,还是近两届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放宽边界,设立了一个所谓“平行展”的新项目。我一直不清楚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在主题展和国家馆之外设立这个平行展的动机。也许是因为受欧洲经济衰退的影响,威尼斯想以此来创收,因为据我所知,申报平行展要交纳一笔很高的费用;也许也并非我所想,设立这个平行展还是为了给更多的民间交流提供平台,打破以国家馆垄断的展览机制,为威尼斯双年展适应今天的多元与开放而不断创新……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平行展的设立确实给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带来了更多机会,使中国当代艺术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从不同角度进军威尼斯,登上世界当代艺术的中心舞台。据说,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除国家馆以外,中国还将有5、6个平行展在威尼斯拉开帏幕,而且每个展览的体量和规模都甚为庞大。一个国家在威尼斯举办如此多的展览,集中了如此众多的艺术家,恐怕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目前的国力,确实是今非昔比。不过,这么多的中国艺术展亮相威尼斯,虽然反映了今天中国的强盛,但无疑也削弱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权威性,使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事之一,却带有了某种中国文化年的意味。可以想象,届时中国艺术家趋之若鹜、蜂拥而至的情形,本来是抱着进军世界的宏愿,恐怕会因为铺天盖地满是中国人,到头来仍然还是变成了内部循环,自我消化。其实,可怕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游离。尽管这些年我们也有了各种名目的双年展,但却没有一个双年展能够像威尼斯双年展那样吸引我们自己,影响到世界。所以,中国艺术家情系威尼斯,最终破灭的并不是威尼斯双年展,而是我们围绕这个双年展建构起来的艺术史神话。如果这个神话不能落实到我们的文化自信中,那么永远都只会是虚拟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