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平曾说:“我画画是由我生活的态度决定的”,而影响他生活态度的并非某位艺术家,而是张中行、汪曾祺两位作家。“我画画是为了好玩,如果有一天我找着一个比画画还好玩的事儿,那我就不干这个了。”但现在,他还没找到一件比画画更好玩的事!
我问王玉平如果不画画你会干什么?他绕过这个问题,给我讲了个他曾经做的梦:“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进了监狱,我还说怎么跑这儿来了?但是在监狱的院子里转了一圈,发现景儿还不错,大门口好像是古建的,远处台阶拾级而上,还有一个像是天坛里的祈年殿的地方。人家说你可以在这儿画画,我觉得这也还行,只要还能画画,应该还不会太难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让王玉平画画了,那就等于将他囚禁,他天生就该画画,唯有画画才能真正成全并证实他的全部才情。
低调,温和,没有架子,与人为善,王玉平习惯于待在自己认为合理的范围内,做他的事,这也使他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超然姿态。但也因为不肯跳出自我设定的区域,老说没有多余的能力设计自己的生活,他对商业合作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所以直到今年,在朋友的推动下才促成了他和画廊的第一次合作,这家画廊也是曾经给同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同事刘小东举办过个展“金城小子”的诚品画廊。开展前,他在台北度过了一个月的边吃喝玩乐边画画的美好时光,彻底满足了这位王玉平“贪图舒服”的欲望。他捕捉了淡水、台北街头在绵绵冬雨中的样貌,记录下繁杂朴素的街景,以及他事先并没料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小吃。“台北的小吃不只味儿好,通常还有个样儿。每次进到一家小店,总喜欢东瞧瞧西看看,觉着有意思,我就掏出水彩盒,展開水彩本,接点儿清水或是順手倒点儿茶水在我的小水盒裡,手边有什么就画个什么。点的饭菜要是还没上来,就随手抓过桌上的醋壶、調料罐,先抹一张过过癮再說。有時候饭菜端上來,又没特別饿,就先画一张,完事儿再把它吃了。每次吃着台湾的美食,才知道自己来的真正原因。我喜欢画画,但更愿意吃舒服了画画。画舒服了,也更有享受美食的心情。”就像那些微博控一样,王玉平用画笔代替了手机,记录下日常琐碎,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的包中随时都放着三样作画工具:水彩本、笔和水彩颜料。科技没有改变他与自然、城市的相处模式,他享受着写生的新鲜感无法被任何东西取代的乐趣。
刚从台湾回来的第二天,北京的春意还迟迟未见,王玉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拎着画具奔向北海公园写生了,虽然公园里的白塔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笔下,但他总觉得没画够,“大自然真是太丰富了,总会让你有意料之外的喜悦和感动”,就像抽烟的人,瘾上来了,不抽一根就觉得难受。画画能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快感,当支开架子,沾上颜色,小色儿一调,看看白塔和尚未发绿的树,心里才顿觉踏实了。这样的情景令我想起他2011年在《画北京》中写的那段文字:“我拎着画具,在城里瞎转悠,像初学画画的孩子,不必有思想,也没有负担,哪儿都能画,怎么画都行,画好画坏无所谓。只是用这个方式温习着过去,打发着现在,又晒了太阳。”他的文字也如同他的画,简洁明快,却饶有回味。
相比王玉平户外写生中平和但充满温情的画面,他提供的人物形象却打破了传统肖像端庄的角度,看似轻松随意,却是对乖张情绪的现代人的写照。细看他笔下的人物,都隐含着一种独特的个人趣味,这种趣味往往透过人物面部的阴影部分散发出来。而阴影正是特别让王玉平着迷的部分,阴影的边缘线、阴影的面积、阴影的颜色正是凸显那些平头百姓个性的关键所在。王玉平回忆起自己对阴影着迷的原因大概源自上学时见过的一张法国画家波纳尔画的水果盘:果盘上的东西很概括,但下面是一个圆圆的投影。也许正是波纳尔对描绘对象的主观处理所达到的一种随心所欲的艺术境界与王玉平内心产生了共鸣。所以在他眼中,波纳尔的一个小静物要远远超过列宾极为写实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的震撼力。强调画画就是因为它好玩的王玉平其实在他淋漓尽致的色彩、自由驾驭的形式中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观。当所有的人都日复一日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迎朝阳、送晚霞地过着日子的时候,他只凭着一颗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对“凡人小事”的审视,绘出唤醒人们内心温暖的画面。无意感人,于是感人至深。
王玉平曾说:“我画画是由我生活的态度决定的”,而影响他生活态度的并非某位艺术家,而是张中行、汪曾祺两位作家。他们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们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正是他们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境界触动了王玉平。在风起云涌的艺术界里,王玉平一直都像个局外人,不太愿意靠近。他也曾试图去做观念,去告诉人家他很有想法,但在做过这样的尝试后,他发现自己很不开心,还是觉得把自己整舒服了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