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辕北辙的分书
第一节分书的来源
分书又称八分。在古文中，八与分两字的意义完全相同，《说文解字》都训作“别也”。八分之名，就是由这种字体的点画和结构像八字分别相背之形而来的。
据说它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篆书正体，二是隶书草体。蔡邕的女儿蔡琰说：“臣父造八分时，割程邈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就是说，分书八成来自篆书，二成来自隶书，是在篆书与隶书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王情说王次仲“以隶草作楷法”。萧子良说“王次仲饰八分”，认为分书的主要成分来自隶书。分书与隶书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后来也有人把分书叫做隶书。南宋时，高宗《翰墨志》云：“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自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笔意不同。”这个隶就是八分。在封建社会，皇帝的看法是绝对权威的，南宋以后的书法家都把以前的分书改称为隶书。陈同的《负暄野录》强调指出：“隶书波磔皆长，而首尾加大。”隶书之名取代分书成为五大字体之一，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之后，分书之名就逐渐消失了。
第二节分书的发展
正体字的发展、演变落后于草体，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落后长达200年之久，则是分书发展的特点，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一，王莽复古改制政策的影响。西汉是篆书的蜕变期，尽管发展缓慢，但到西汉末期，石刻篆书的结体逐渐方正，转折处由圆变方，回环缭绕的线条也被切割成一段一段或横或竖的短线，已经面临分书的发展期。但是新莽摄政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政策，对书法界影响很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受书，八曰隶书。”八体中最主要的是大篆、小篆和隶书。到了王莽时代，情况发生变化，《说文解字叙》云：“新莽时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书，四曰佐书，五曰缨篆，六曰鸟虫书。”此时，秦书八体被改为新莽六书。比较两者的区别，我们发现改动的核心内容是保守与复古。秦书八体但曰大篆，不言古文，照段玉裁等人的意见，“古文在大篆中也”。这说明秦代人给字体取名以今摄古，表现了厚今薄古的政策。而在王莽时代，“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定古文”，古文特别得到重视，因此成为“六书”之首，而且还把古文中的异体字也专门列作一书，名曰“奇改字”，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代字体的崇仰心理。从厚今薄古变为厚古薄今的心态表现在书法创作上，《张掖都尉荣信》和《嘉量铭》等作品都类似秦篆，明显带有复古倾向，西汉末期正体字的发展势头被王莽时代的复古政策遏制了。
第二，古文经学的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先秦典籍被烧的烧、毁的毁，仅有一部分被人冒死藏匿了起来。到汉初，这种政策有所改变，惠帝刘盈在即位的第四年，下诏明令“除挟书律”。到汉文帝时，又派晃错向当时还活着的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自东汉中后期开始逐渐融合。郑玄曾入太学攻读今文《易》和《公羊》学，又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从马融学古文经。最后，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两汉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一体，基本结束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从此以后，篆体古文的经典较少被人注意，郑玄注的隶定之本得以广泛流传。人们在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来抄写经典的同时，又对隶书加以修饰和规范，促进其分书因素的增长和进一步完善。最后得到社会上层对它的普遍承认，在石刻正体中大量吸收，将它推向成熟。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蔡琶等建议正定经本文字，用分书字体镌刻了《诗》、《尚书》、《周易》等经典共46块石碑，立于太学，这是古代典籍经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之后的定本，同时也是分书字体成熟以后的标准楷模。史书记载：到太学前抄写刻经的士人络绎不绝，分书字体由此广传天下，成为流行的正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