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聊唐俑中那些“波斯胡商”的造像[图文]

多年来，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背行囊弯腰者较为多见，海内外学术界许多研究者都将他们定名为“波斯胡商”或是“大食商人”。但定名的根据是什么？如此形象造型的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长久令人不明就里、一头雾水。

从目前搜集到的几十具这类胡商陶俑造型来看，相似相近的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且每一类形象都基本雷同，姿态常规不变，究竟是因视角单一偏窄与题材开掘限定，还是暗中藏匿着让人殷殷可感的新意？作者通过考证认为，他们不是丝绸之路上骑驼牵马的贩运行商，只能是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镇活动的小贩。

多年来，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背行囊弯腰者较为多见，海内外学术界许多研究者都将他们定名为“步行胡商”或“波斯胡商”“大食商人”，凡是向人们展示丝绸之路商贸时，就会摆出这类胡商形象的陶俑。他们重压下的驼背姿态仿佛是艰辛勤劳的定格，绷紧的带子紧拉着背囊，似乎随时会倒下。雕塑艺术就是能创造出这般魅力，将一些不可言喻的意象实物化、实体化。

但定名为“波斯胡商”或是“大食商人”，根据是什么？如此形象造型的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长久令人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实际上，这类胡商形象俑长期没有被仔细探究，笔者也曾盲从随称。近年来笔者开始考虑这种胡人造型为唐代雕塑工匠钟爱的原因。从目前搜集到的几十具这类胡商陶俑造型来看，相似相近的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弯腰负重者，二是端立不动者，三是手持包袱者。每一类形象都基本雷同，姿态常规不变，究竟是因视角单一偏窄与题材开掘限定，还是暗中藏匿着让人殷殷可感的新意？这需要我们重新审定研究。

左：胡商俑，大英博物馆藏 右：胡俑身后背囊打结图

胡商形象造型的考释

1.弯腰负重者

由于这类背负包囊而被压成驼背的胡俑，作躬身行走状，所以被形容是穿越茫茫丝绸之路的商人，即“行进于沙漠之中执壶背囊的大食人”，还有人把他们描绘成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的波斯商人，是不畏艰辛的“行旅商人”或估客，“模仿原型肯定是千里迢迢长途贩运的中亚胡商”，但这样的判断令人生疑。为了揭示胡商造型背后的隐秘，我们选择十余具胡商陶俑，从“点”概观成“面”，仔细观察其特点：

其一，单独一个胡商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囊，根本不可能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戈壁，远途行走即使跟随驼帮或马队、驴队，也不会自己过长时间背负沉重物品。从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太原出土的隋虞弘墓，河南出土的隋安备墓以及日本美秀美术馆藏北齐石榻屏风画来看，写实性很强，都是成群结伙、结党连群的商队，牵驼或骑马、赶驴，不管是哪个族属，商旅驮运都没有个人背囊跋涉的形象。

唐彩绘胡商俑，戴尖顶翻沿胡帽，香港文化博物馆藏

其二，漫漫路途没有护送是极不安全的。如背负贵重货物，遇到劫匪强盗会白白损失自己的财物，正像刘驾《贾客词》所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而他们很少携带任何可仗恃的刀剑、弓箭等护身兵器，敦煌莫高窟45窟盛唐壁画“胡商遇盗劫路图”就是明证。突厥等游牧民族曾屡次袭击商路沿线行进的商人，胡商即使佩带弓刀，也无法抵抗大队寇盗的袭击。莫高窟第420窟顶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绘正是商队遭遇穿盔戴甲强盗骑马冲杀，抵御仓促，全部被俘掠的情景。

其三，胡商俑没有携带必备的生活用品，除手拿波斯造型的执壶外，一无所有，只可能近距离沿街吆喝、游走叫卖。出土的骆驼陶俑背上驮袋装载有丝绸等各种物品，帐具、胡瓶、水囊、食品、干肉等个人物品非常丰富，即使是随商队首领前进的奴仆及被雇佣的“作人”，牵马赶驴也不会背负如此沉重的行囊。

胡商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陈列

其四，长途沿线自然环境变化不定，一个人势单力孤无法抵御灾害侵袭，若无商队串联“结党连群”，甚至携带犬猴之类预警动物，即使没有遇到盗匪抢劫，单独行走的胡商也不能防御或克服自然灾害袭击，而一个人无法携带帐篷等临时栖身用具，必须依靠结伙成群集体行动，否则很难安全到达目的地。

其五，所有的胡商陶俑，造型上都穿一样的长及膝盖的夹衣皮袍，似乎永远是寒冷季节，通常很少有束腰单衣长衫。皮袍下摆均被风吹掀开一角，颇有风餐露宿的样子。胡商都穿粗糙的长毡靴，而不是精细的短皮靴，其裤筒常常扎进鞋履。靴鞋是他们最重要的装备之一，不仅暗示他们比较寒酸，亦意味着他们身份较低。

其六，胡商全都戴帽子，尽管帽子形状各异，有尖顶的，也有平顶的，但都是常见的典型粟特人白色高帽，种族特征明显。偶有个别胡商头戴唐人幞头，身穿圆领紧身长袍，这是胡商适应汉地贩卖环境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社会，穿衣戴帽并不完全是个人自我选择的问题，而是有着身份符号的意义，服装明显可以展示身份。

从左到右依次为：唐代大食商人俑，西安出土；胡商俑，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藏；胡商俑，西安博物院藏；胡商俑，西安出土

从艺术上说，雕塑工匠细致入微地状写了胡商的形象：一种是面带莞尔微笑，风尘仆仆中露出善良本分的特征；一种或是低头俯视、气喘愁苦，有种迷茫而机警的眼神，似乎是迷失了方向的贩客，细腻的心理刻画呈现在动人的饱满形象上。这种胡商流动广泛，属于小商小贩无恒产者，甚至属于社会底层“游民”行列的“贩夫走卒”，地位肯定不高。他们流落游走于城乡之间，渗透在乡里草根和市井平民中间，无法与那些粟特富商大贾相比。这类胡商全身粗糙衣服的打扮已经说明了他们的身份。有钱财的胡商绝不会自己背负沉重的行囊步行。

从左到右依次为：黄绿釉执壶男胡俑，洛阳市郊区马坡村出土；初唐彩绘男胡俑，洛阳市偃师城关镇出土；传说波斯人俑，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唐黄釉男胡俑，洛阳出土；传说唐阿拉伯人俑，西安出土

从社会身份上说，他们只能是地位卑下的弱势群体，独立的小商贩身份不会很高。在雕塑者眼中低头、压弯腰的佝偻形象并不美好，曾有人谐谑佝偻驼背人“出得门来背拄天，同行难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闲窗下，恰似箜篌不着弦”。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胡商都不是年轻人形象，从史君、安伽、美秀美术馆等粟特商队图像上可以看到，商队的主要成员应当是青壮年的男人。

2.端立不动者

这类陶俑全都是站立者，双腿恭恭敬敬站直，一律右手手握执壶，其范式没有变奏，仿佛是听从主人的命令，或是恭顺地讨好主人的神态。然而，胡商为什么被塑造成如此谦恭顺服的形象，令人纳闷。笔者曾认为这类站立端正者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细脚胡”。

“细脚胡”大概原指体形细瘦、地位低微的胡人，后引申为那些携带轻便而易于步行运输货物的胡商，明嘉靖《河州志》记载过甘肃东乡族“脚户哥”即赶骡驮运的“负贩”，指那些用脚丈量千里长路的吃苦人，他们往往有着“驯走驼”“压走骡”等训练驼马骡驴的拿手绝活。《北史·儒林传》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此西州指凉州，河西重镇，商旅辐辏，流寓于此的中亚胡商聚族而居，直到唐朝凉州仍有大规模的粟特人聚落，并形成了以安姓(安兴贵、安修仁等)为代表的左右当地社会民众的累世豪望。然而，“细脚胡”事例仅此一则，很难使人定性。

传说唐阿拉伯人俑，西安出土

唐代被商人(包括胡商)雇用运输货物、驱驮驼马的“作人”又称为“赶脚”“脚夫”，他们是商业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劳动力，从吐鲁番过所文书来看，往来西域沙碛长途贩运的“行客”，必须雇用有“根底”、认路而又强壮的作人赶脚。然而，这样的赶脚往往只是装货卸货的搬运工，不是行走的小商贩，他们与驮队雇主有着不能脱离的依附关系，不会是自来自往、孤苦伶仃的形象，也不会手持波斯式胡瓶，所以“作人”与单独背负行囊的商贩应该有区别。

唐粉绘胡商俑，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另一个疑惑是胡商身上为什么不背钱袋呢？有的胡俑背着钱袋，这就是很典型的商人形象。据说粟特商人是“仅仅为了要多赚一点点而心甘情愿跑到世界尽头”的民族，“甚至于穷困到大部分时间只能以植物饱餐”，“通常可能都是一些往来于各个市场之间买入卖出小数量的小贩积极地从事着这种繁荣的行业”。

一般说来，胡人商队都互相牵引，结伴而行，攀缘队伍。《周书·异域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商队在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瞿潘密亲自率领下，与北齐进行大规模交易后返回，结果被凉州刺史史宁(粟特后裔)劫获，计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汉人也是聚党成群。《太平广记》卷二九《李卫公》记载，代宗大历中，常熟道士去嘉兴，上船后“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从吐鲁番过所文书可知，小商队经常是10人左右，多者结成50人左右的群体。商旅结伴而行是当时的通例，他们甚至在唐后期乘割据混乱成群结队避“官道”而走“私路”以少纳商税。胡商穿越戈壁沙漠的商队一般都使用骆驼，而赶路的商队除了骡马运输外，至少会使用毛驴驮运货物，因为牲畜运载比肩挑背负大为省费省力，近年出土的墓葬石刻连幅画中清楚地记录了商队牵驴马行走或驼群相连的状况，由此可见当时粟特人、突厥人和汉人混合商队的规模。

客观地说，出身小商贩的胡商肯定地位低微，他们要饱受地方官府的管控，交纳衙署关口的赋税，经常遭受掮客牙人居中的盘剥，以及孤单上路面临商旅沿途风险等苦衷。仅从4世纪粟特商人之间所写的书信可知，他们经常由于时局危机而陷于困境，没有什么乐观的消息。而且信件显示出那种“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地理区域内活动的小商贩”的典型特征。在唐代社会中，民间商人被视为属于“杂类”“贱类”“杂流”等社会阶层，从贵族士大夫到一般市民都爱把他们视为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入仕做官的。即使在一些博戏玩乐场所，属于贱类的商人也常被人驱逐出去，不得与良人平民共嬉同戏。

3.手持包袱者

手持包袱的陶俑出土较少，这里根据形象仅举三例：

其一，故宫博物院收藏定名为唐代大食人的陶俑，头戴卷檐高帽，故宫研究者推测包袱内包裹的物品是丝绸，大概是因为丝绸可以卷成包袱。实际上这位胡俑左手夹持包袱，右手似乎在振臂挥手、吆喝叫卖或捏码交易。

安伽墓胡商图石雕原件及线描图

4.唐东都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与西京长安相比，商业世俗气氛更浓，武周时一度是商胡聚居的首选之地，南市及附近诸坊则是商胡聚居之所。延载元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用铜铁铸天枢，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天枢高90尺，作为一座巨大的标志物，是洛阳“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洛阳胡商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展品和各种图录中对粟特商人形象不断复制，经巡回展出，造成了一个假象，让人们以为粟特人都是商人，似乎他们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生，用金银货币的光亮送走逝者的成就，赚钱是他们人生的最终目标，从而长期掩盖了粟特移民流向农业或其他行业的真相，并使许多研究者忽视了粟特人入华后职业多元化的特点。对敦煌和吐鲁番粟特人聚落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新来的移民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粟特人本身并不是想以商人面貌出现，他们时不时地表露自己原来的身份，夸耀自己“本贵族种”“本国王姓”，所以粟特人并不是个个都为商人，更不是现代学人判断的一个所谓纯粹的“商业民族”。

我们现在看到博物馆里展出的两个唐代胡商陶俑，一个头戴唐人常用的幞头，一个头戴着丝绸之路上常见的尖帽，穿着同样的高靿靴，右腿一边的衣襟都被掀开。他们都弯着腰，身体前倾，证明货物不轻。他们右手都紧抓背囊带子，左手拿着波斯风格的有柄小口水罐，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丝绸之路上的外来商客，不是坐在骆驼上悠然自得的阿拉伯商人，也不是骑马牵驴的西域胡商，他们是步行的形象，这绝不会是能够穿越沙漠戈壁的胡商，他们只能是兜售货物的“单帮客”商贩，应该翻译成为Pedlars，意思是挨户兜售的小贩，或者是沿街叫卖的商贩、货郎。

有学者依据《太平广记》中对胡商的描述，认为在中原内地的外国商人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推测胡商俑也是来自遥远的波斯、大食。这可能还是一个误会。中土内地出现的胡商俑，更多的还应是入华后活跃在北方地区的中亚粟特人，甚至是已经生活了几代的粟特后裔。荣新江、魏义天等学者近年已指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几乎被粟特人垄断，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人的足迹。由于波斯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们更多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同样，在唐人传奇中出现的胡商番客似乎“大都富有”，也只是一部分突出事例罢了，“穷波斯”也不会是少数。

搞清楚了上述背景，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胡商陶俑的形象了：他们不是丝绸之路上骑驼牵马的贩运行商，只能是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镇活动的小贩。这种胡商走街串巷、进坊入曲，是出卖异地商品的小买卖人，不像“坐商”占邸店、营质库、开商肆进行大宗贸易买卖。为了谋生他们四处游走，可能更愿出入达官贵族高门，以便背负的货物交易更快、出手容易。《隋书·宇文述传》记载其势倾朝野，“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所以在有地位、有官品的人的墓葬里出现小商小贩的胡人俑是毫不奇怪的。这并不是雕塑工匠独具慧眼，而是符合墓主人生前喜好、死后留恋的享受要求：映入眼帘的是胡商把珍稀异物、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送来。

饶有意味的是，胡商陶俑原型的“粉本”一直来路去向均不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二月回鹘“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笔者曾怀疑这个“囊橐”称谓是否就是墓葬里塑造的背囊弯腰的胡商形象呢？商胡与“囊橐”的区别是什么？可惜目前无法明了，笔者只能推测胡商陶俑浓缩的形象是“背曲腰弓汗透怀，沿街叫卖苦生涯。抬头直脖争时价，计量毫铢贩宝翁”。在儒家为主导的汉地文化中，商人无疑被视作下等阶层之人，故隋唐墓葬中从不塑造汉人商贩形象陶俑，而唯独对胡人商贩有种特殊“情结”，而且固守着这类“雷同化”形象题材，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社会实际决定艺术形式这一根本原理，真正还原胡商形象俑的历史真相。

总之，胡商群体是一个分为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既有流动的“行商”也有入市的“坐贾”，既有长途贩运的“队商”也有挨门串户单干的“贩客”，既有家族式的“商团”也有行会组织化的“商帮”，他们通过贸易、宗教、婚姻、家族继承等各种关系不断弥散到各个区域，而且胡商之间即使陌生也会彼此认同，足迹广涉欧亚大陆，这就构建了4世纪至10世纪从中亚到中原的贸易网络。

传大食人陶俑，故宫博物院藏

其二，满脸胡须的胡商俑，左胳膊手夹卷裹的纺织品，右手举起作交易捏码状，似乎在侧身讨价还价。美国博物馆研究者称其为闪族人，即阿拉伯人或犹太人，认为是来自喀什的卖小地毯或是小毛毯的商人。也有人认为是来自伊朗东部的商人。在唐朝控制中亚时类似形象和衣着的人多是闪族人。

胡商俑，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其三，头发中分的胡商俑，美国私人收藏家判定是西亚商人。胡商的头发被梳成突厥式的，但穿着波斯胡服，右手夹拿物于腰间，左手举起胳膊，仿佛正在市场上吆喝叫卖。但我们不能肯定他手里拿的是毡毯还是包袱。

头发中分的胡商俑，美国华美协作社藏

依据唐代笔记小说描述，用毡毯和骑瘦马、牵毛驴一样都是被人嗤笑的形象。当时胡商的出现相当频繁，他们拥有巨资，博见多闻，善于识宝。为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往往选择经营价值高的“珍异”“宝货”。有的经营罕见贵重的药材，有的做珠宝玉器交易，物小价高，特别是从事珠宝业的胡人在当时城市中已形成规模。有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一文专门探讨，此不再赘述。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手持包袱的胡俑，显然不是大商人，只是市集上叫卖的小商小贩，他们流动性极大，哪里有利就去向哪里。胡人擅长擀毡制毯，这是他们的传统手工艺绝活。毛毡为高寒地带所必需，种类较多，有春毛毡、沙毡(山羊毛)、绵毡(绵羊毛)，又以大小分为单人毡、四六毡、五七毡、拜毡等，并分为不同花色。用柔软的毡可以制成毡帽、毡靴、毡鞋、毡垫等，因经久耐用而驰誉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