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中国各大学来说,建造一定规模的大学博物馆并不是难事,而且从体制上来解决一些编制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大学博物馆不只是简单的部门和编制的设置,或者是简单的盖楼。
现在有的大学博物馆,建筑颇具规模,可是最为欠缺的是藏品。有一些大学因为没有藏品而四处寻找,这就出现了“碰到了什么就是什么”的问题,根本不考虑有些收藏与大学的关系,也难以辨明收藏的真假问题。
各大学博物馆因为经费有限,都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来获得藏品,偶尔几件可能,更多的藏品或成系列的收藏几无可能,因此,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捐赠。
然而,我们必须要正视中国当下的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以及收藏的现实。
近20年来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那些遮遮掩掩在古玩城中的文物市场,尽管高度的发达,却良莠不齐、真赝不分,这就说明了在这方面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文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见与不见的沟壑,很难逾越。
大学博物馆的异军突起,使得它在接收捐赠方面可能会迈出很大的一步,因为大学有很好的社会名声。基于大学的学术形象以及场馆的优势,需要去填充具体的内容,而接受捐赠就是重要的努力。
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大学往往没有很好的鉴定专家,尤其是大学博物馆在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方面往往是举棋不定。
显然,依靠社会捐赠来确定自己的博物馆专业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下文物造假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普遍展开,包括很多公立博物馆在征集过程中也屡有上当受骗的事例。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物鉴定很多是基于经验而非科学的依据,而一旦科学成为一种依据的话,仍然会有人去依靠一些科学的方法来重新制造新的故事,包括推出新的具有科学含量的赝品,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量子鉴定”的问题,而一旦说“量子鉴定”,整个圈内就集体失声。因为这一“科学的鉴定”首先否定的是经验判断,但科学的依据在哪里,有没有人去说明。
避免收藏乱象考验高校决策层
那么,这些问题的屡屡发生显然是与大的社会环境相关。大学要洁身自好,又不能完全摆脱当代比较混乱的文物收藏的现实。那么,如何去避免?又如何去规避?这显然是在考验大学的决策层。
综合性大学的决策层与某一家所在城市的公立博物馆相比,他们的经验缺乏,人才缺乏。但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专家,懂得规程。可是,当代的专家队伍更是良莠不齐,有的所谓的“专家”连基本的专业伦理都已经丧失,心术不正。更为严重的是,一说“专家”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懂点瓷器的,也对青铜器和书画指手画脚;会做雕塑的,也就成为塑形的陶瓷器、青铜器的“专家”;在博物馆工作的自然就成了博物馆或博物馆学的“专家”,如此等等,其结果大都是上当受骗。
如果大学博物馆中已有的一些论证会、鉴定会的资料公开,那一定能够说明现实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实际上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博物馆藏品的可信度的建立,正是因为其藏品的来源、获得藏品的途径、决策的机构以及决策的人。
所以,现在大学博物馆的高度发展正在考验我们的社会良知,也正在考验我们的专业伦理,考验我们的专家队伍。因此,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方法来遏制赝品流入到大学博物馆中,并杜绝一些人利用大学博物馆的薄弱,趁虚而入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声名,用大学博物馆来洗白自己的那些赝品,从而堂而皇之来显现自己捐赠的崇高。
目前这种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有关政策去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不管怎么说,大学博物馆不可能真空存在于国家的法规之外。首先,大学博物馆应该到当地的文博机构去注册,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5年2月9日发布、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中明文规定的,大学博物馆不能游离于国家的法规之外。
让更多文物资源充实大学博物馆
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的一面镜子,我们来对照就能看出我们的大学的状况和综合实力,以及我们称之为大学的这样一个教育机构所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们的很多大学还没有一个与大学相称的大学博物馆。虽然,国内现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博物馆,比如像中央美术学院(微博)、中国美术学院都已经建立了与大学相应的大学的美术馆,而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新建的大学博物馆初具规模。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这样的老牌艺术院校,依附于自己长期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收藏,而且他们的藏品与学校的教授、著名画家等等相关联,显现出学校美术馆的特色和特点。
而过去的一些老大学,如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为1914年开始筹建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葛维汉博士到成都接任馆长,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辟为陈列室,这就成了“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1952年,因华西大学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该馆现共有各类文物53000余套,合84000余件。还有南京大学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藏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是其唯一的传世作品,其他收藏也很丰富。
这些收藏都是基于长期的积累所形成的,尤其是他们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开始就累积了许多藏品,这些藏品的重要性也在中国的文博界享有威望。和西方很多国家的大学博物馆一样,依附于考古的累积和捐赠所形成的藏品体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物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大学博物馆通过考古来获得藏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虽然大学中依然有历史系、考古系,文博专业也非常发达,他们也参与了各地的许多考古发掘,但是,发掘的成果往往归之于地方的文博机构。
如此来看大学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法规或者国家政策来协调文物资源,让更多的文物资源能够进入到大学博物馆。
大学博物馆作为一面镜子,也能映照出国家文物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现在,一方面是很多的文博机构库房中的文物堆积如山,库房远远不够用,很多藏品长年累月不见天日,很多藏品难以与公众见面,而国家如果能够协调这些文物的库藏,让它们进入到大学博物馆之中,充实大学博物馆,让大学博物馆能够在地区的文化建设,或者在培养新人方面有积极的作为。这样的文物政策的调整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