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旗花鸟画对当代中国画创新的启示

张书旂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著名的花鸟画家。抗战前夕曾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其创作方法和艺术精神对近现代花鸟画的影响巨大，在20世纪中前期张书旂与徐悲鸿、柳子谷并称为“金陵三杰”。张书旂的作品曾先后在法国、德国、苏联及比利时等地展出，为众多国家博物馆收藏，被视作东方瑰宝。尤其是他的旷世巨作《百鸽图》被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赠送给美国政府，并长期悬挂在白宫，被誉为“把中国画带到美国的第一人”。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张书旂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中国美术界却很陌生。学术界对其艺术的相关研究也非常薄弱，其艺术未能被提到应有的高度。

当前，正值我国倡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重新审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研究张书旂艺术并发杨光大，无疑这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与启示。

一

张书旂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他起初研习油画，后主攻中国花鸟画；最早追随吴昌硕，走大写意沉雄浑厚一路；不久，他又师法潘椒石、朱梦庐、任伯年，追求明丽俊逸、形神兼备的绘画风格；后又得高剑父和著名教育家吕凤子之亲授；除此之外，唐、宋工笔画的严谨、典雅，以及元、明写意的潇洒、率真都给张书旂提供了丰厚的养料；而且，张书旂还受到日本画风的感染(因其老师高剑父等人曾留学日本)。正是由于张书旂善于继承、吸收历代名家精髓，广泛猎取各家各派之优长，然又能立足自我，师法自然，有所突破，敢于创新，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绘画面貌与艺术风格。徐悲鸿在《张书旂画伯》中曾对其评价道：“……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之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还有人说：“水墨花鸟写生圣手第一代是任伯年，第二代则无疑应属张书旂。”由此可见，张书旂在当时的画坛享有极高声誉。

今天，当我们再次观赏张书旂作品，我们仍然被作品中所散发出独特、清新而典雅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作品中精湛而极富表现力的笔墨表现技术所折服！可以说，张书旂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他在发扬和继承优秀中国画传统基础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推陈出新，从而创立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形神兼备、明丽秀雅的中国花鸟画流派，由此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花鸟画新的审美空间，对中国近现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书旂的艺术不但有着极高的学术性，也有着广泛的人民性，雅俗共赏。其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造型生动笔墨传神

张书旂早年有过学习西画的经历，其造型能力非常强，基本功扎实。他一贯坚持写

生。在写生中去发现禽鸟的习性，去捕捉禽鸟及各种植物、花卉的动态和神韵。由于他用真诚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因而，其作品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非常生动、传神；在用笔上，张书旂一贯“主简去繁”，用非常凝练概括的笔墨，便能把对象的形态、特征、神韵表现得栩栩如生；正如他自己谓“一笔着纸，形神兼备。”其炉火纯青的笔墨功夫及其生动、准确的造型能力，是许多画家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在当代中国花鸟画领域，也无人媲美。例如，在他的作品《芦雁图》中，虽三只大雁动态各异，但在造型上是如此准确生动、顾盼有情，用笔是如此洒脱而充满灵性；作品中无论是羽毛的蓬松、轻盈，还是喙、脚爪的质感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富有生意，尤其是大雁的眼睛表现得如此传神！充分展示了中国画所特有的魅力；还有作品中对芦苇的处理，虽着墨不多，却把画面的空间层次表达得通透而幽深，使情与景达到了完美统一，由此而升华了作品意境，把传统中国画所崇尚的“诗情画意”的美学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另一幅作品《鹰》，在手法上勾写结合，笔触果敢、犀利而传神，充分展示了张书旂笔墨的精劲与过人的艺术才能。

2、设色典雅气韵生动

张书旂作品的设色虽受海派领军人物任伯年影响较大，但时人评价：“墨色的饱满，水分的滋润，笔意的洒脱，可谓不逊任伯年”。张书旂作品的色彩颇具个人特色，他善于运用艺术创作中的对比法则，根据作品主题的需要，加强画面色彩的冷暖对比、明度对比，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生机与活力，使作品看上去熠熠生辉。尤其是他喜好在仿古色纸上作画，鲜亮颜色的运用，非但不让人感觉浮躁与火气，反而使作品更有传统美学所倡导的典雅清新、浑厚华滋、明丽俊逸而又气韵生动；而且，在表现语言上，他善于将唐宋时期的工整与元明时代的写意完美结合，加之作品中自然质朴而又率意的用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他受留学日本的高剑父影响，喜用高丽纸作画，高丽纸特殊的性能对工兼写的表现手法特尤为适宜，因而，其作品色彩与水墨相互融合，非常完美，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象清新滋润，韵味无穷。在《桃花雄鸡图》中我们便可以发现：石头的绿色与鸡冠及桃花的红色形成对比，还有黑与白的对比搭配不但增加了作品的张力，同时也加强了画面节奏感，使墨与色相得益彰，从而达到“以色助墨光，墨显色彩”的艺术效果。

绘画大师潘天寿曾赋诗赞美其作品：“文通画法造化师，力能抗鼎色淋漓。照眼明我双眸子，不觉奇气沁心。”

3、以白代墨白分五色

张书旂作品的显著特征是善用白色，以白代彩、以白代墨。传统水墨强调“墨分五彩”，而他却与之背道而驰，以“粉分五色”而为之。在中国画里，用好白粉是很有难度的，很多画家不敢轻易而为之。而张书旂对白粉则驾轻就熟，情有独钟。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大量使用白粉，时人称他为“白粉画家”。白粉在他笔下不但没有“扳、结、腻”的通病，而且还有着不逊于墨色的表现力。从右边二幅作品《花鸟》|《白孔雀》中我们便不难看出，他用白粉不但能画出丰富的层次，而且还能画出光泽、画出质感，

画出神韵。后期作品，张书旂对白粉的运用，更加娴熟，以至达到出神入化之艺术境地。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白花、白雀、白孔雀、白鹭，还是白鹰、白鸡、鸽等，或双勾、或点写，无不写意传神，用笔苍劲秀润，典雅明丽，颇具现代感。张书旂曾说：“技无定法，凭心慧而得我法，创新也”。人谓虽有古法却远不能与之相比，我看就是在今天也无人企及。著名教育家吕凤子对张书旂的花鸟画高度评价道：“书旂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技法卓绝，当代无与抗衡者。”

二

张书旂是中国花鸟画的一块里程碑，他对中国画的贡献是卓越的。研究张书旂的艺术无疑给当代中国画创新带来很大启示。

1、对中国画优秀传统的继承是当代中国画创新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几代人的才能与智慧，从而才形成了中国画独特而较为稳定的程式化语言，它是中国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统中国画无论是在观察认识、意境营造，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宗教、道德、等方面的认识，充分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当代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尽管面临新的语境，但其创新与发展仍然必须以强大的中国文化为支撑。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曾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张书旂艺术成就的取得，就是最好印证：他把自己的艺术植根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在继承和发杨历代中国画优秀传统基础上，以大自然为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长，探索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从而成就了其艺术的辉煌。文化发展有一定传承性。传承性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进步的根本保证。倘若我们无视前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那么，也就等于无视华夏几千年文明，无视滋养中国发展、壮大的传统文化精神，这样做无异于割断民族文化的根，最终导致当代中国画创新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此，坚守民族文化品格，在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当代中国画创新与发展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2、生活是当代中国画创新取之不竭的源泉

艺术是彰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命在不同境遇中的一种精神文化。艺术作品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艺术家把生活中的所感、所想转化为可视形象的过程。因此，艺术家离开了生活，缺乏真情实感，其创作便会成为“无米之炊”。

中国传统绘画历来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谓“外师造化”，也就是指艺术家要以自然为师，深入地观察、体念生活，因为这是孕育艺术形象的基本要求。正如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李开先所说：“非胸中备万物者，不能为诗之方家，而笔端有造化者，始可称画之国工矣。”作为一个画家，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亲历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触发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只有当画家胸中有了真情实感，才会有感而发，创作出情真意切的作品，否则，便会落入人云亦云，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作愁”的境地。为此，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深有感触：“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张书旂花鸟画所取得的成就不正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积累，建立在大量写生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师古人、师前人固然很重要，但都“莫如师自然更生动”。

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有多种方式。但写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自古以來，中國畫就以能寫出天地萬物的生機、生意者為最高境界。中国画塑造形象强调“意象”，追求“神韵”，而“意象”“神韵”的获取，正是画家在写生过程才能体察、感受、捕捉到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似地体验生活是难以有新的发现，是难以画出“生动”、“传神”的作品。

当代中国画家只有投身于大自然，投身于现实生活，用心灵去感受自然界的鸟语花香、山川河流，去感受这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并进行大量写生、收集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获取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充满生机与活力、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中国画作品。

生活是当代中国画创新取之不尽竭的源泉。

3、精湛的绘画技术是当代中国画创新的根本保证

绘画技术，指绘画艺术创作中的各种绘画方法、手段、技巧，以及对工具、材料的发掘和最佳利用。一件优秀的绘画作品，是画家新颖观念、独特情感与精湛技术的综合体现。

当前，文化的多元带来了艺术的繁荣，但西方各种绘画流派的涌入，商品经济的冲击，

也让一部分画家失去了判断力。他们良莠不分，自以为“新奇”、“前卫”、“观念”的作品就是“上乘”之作，而其绘画技术手段却很拙劣，完全背离了绘画艺术的本质。

毫无疑问，优秀的绘画艺术作品，必须有优秀的绘画技术作支撑，二者是不能割裂的。正如马蒂斯所言：“我首先企图达到的是表现，但一个画家的观念不应该和他的表现手段割裂开来观察，因为这个观念只有获得各种手段的支持才有作用，而思想愈深，则手段愈需完备。”而且，现代艺术的发展还证明，描述性内容及社会伦理的价值判断已不再是艺术的唯一主题，技术与形式一道具有独立审美价值。比如，在中国画创作中，哪怕只在宣纸上画了几条线，或几团墨，只要画出了线的神韵、力度，或体现出墨之华彩、趣味等，这种专业技术上的精妙与考究，本身就可成为作品的审美主体，本身就是艺术，因为抽象艺术的实践已经证明：点、线、面的自由运动与组合和艺术家的个人心态、性格以及文化结构都有密切关系。

绘画艺术属于视觉艺术，它既不同于哲学的思辨，也不同于文学的描述，它是要通过可视的形象去打动观众，唤起观众情感的参与，无论画家的观念多么“当代”、形式多么“新奇”，如果其专业技术含量低，语言贫乏，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本身没有魅力，这样的作品就难与观众产生共鸣，由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就不能实现，其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东西方绘画的发展历史也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一位大师在绘画史上地位的确立，都取决于他们独特的绘画语言以及出类拔萃的绘画技术手段。

我们知道，张书旂花鸟画所表现的内容与前人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他造型的精准、生动，用笔的率意、传神，以及他用粉的秀润、明丽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可见，正是他对绘画语言的拓展，绘画技术的精湛与创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当代中国画创新，不要只追求作品内容及其观念的创新，还应在表现语言、绘画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精湛而独特的绘画技术是当代中国画创新的根本保证。

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文化多元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张书旂那个时代相比，当代中国画家的创作环境宽松而自由。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当代中国画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一定会创作出不负于这个时代的、优秀的当代中国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