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拍纪录片、办杂志,新的音乐越来越多,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交流。‘文艺复兴基金会’希望在此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推动这种以年轻人为主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更多的独立的创作和思考。”
——张铁志
台湾文化人、《号外》杂志主编张铁志是“文艺复兴基金会”的召集人之一,在上周六“文艺复兴基金会”系列活动“周云蓬、张元、潘国灵、巴奈对话”上,张铁志是主持人。对于该基金会,来自台湾、活跃于大陆、现在香港工作的张铁志有很多期待,作为召集人,他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基金会在两岸三地民间文化交流中扮演一个力量,“怎样才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彼此的创作和彼此的历史,不管是对文学创作还是音乐创作,这才是真正的交流。”
文化的核心是独立的创作和思考
东方早报:“文艺复兴”对普通年轻人和艺文工作者的意义在哪里?
张铁志:两岸三地的艺术文化都面临政治和商业的力量,只是程度不同。这两种力量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形式和想像力。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听现在已经衰败的主流唱片,都非常无趣。这扼杀了人们的想像力。可是另一方面,年轻的力量正在崛起,尤其是在网络的作用下,各种创意、想像力甚至社会活动都在重新崛起。年轻人拍纪录片、办杂志,新的音乐越来越多,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交流。所以基金会希望在此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推动这种以年轻人为主的文化,将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文化的核心是更多的独立的创作和思考。
东方早报:所以你对“文艺复兴基金会”的期待肯定是超出香港地域的,你的期待是什么?
张铁志:一开始的期待就是两岸三地,我们看到两岸三地的华人、年轻人之间,有很多新的交流出现。我们以音乐为例,两岸音乐人来来去去尤其是音乐人之间的交流和演出,是这几年才开始有的,比如大陆的音乐人左小祖咒和周云蓬,他们都经常来台湾。包括年轻一辈的文学创作者也是如此。这真的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我觉得很多交流还很表面,仅仅是走到对面去演出而已。怎样才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彼此的创作和彼此的历史,不管是对文学创作还是音乐创作,这才是真正的交流。还有彼此对土地的情感。可是过去我觉得都是比较空洞的,有时候大家只是为了赚钱才表演。
东方早报:用这些民间力量来推动新文化的同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政府都在说要做文化产业,他们又有很多的资源。你怎么看?
张铁志:昨天有人问到,我们做文化的困境是什么?还是一个政府的角色问题,两岸三地的政府都喜欢推动庞大、华丽、节庆式的文化活动,政府在文化方面的钱也很多。文化来自哪里,文化来自生活的多元性。政府没有办法做,那就靠民间力量去做。很有意思,其实两岸三地都没有一个专门基金会鼓励文化创作,只有单项的鼓励文学、音乐等等,这个基金会希望有一个跨界的可能性。
还需要好的环境和公共政策
东方早报:“文艺复兴”为什么是在最商业的香港?
张铁志:香港这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在我看来香港有新的东西正在出现,光是今年就有很多新的媒体出现,很多大陆文化人来这边。一方面,很多香港人北上,追求大市场的要北上,但也有很多台湾、大陆的人又来到了香港,这就造就了香港的多种可能性。
我来自台湾,从台湾角度看,我们都低估了香港的文化能量,我所知道的是香港媒体的文化水平比台湾更高,对文化的报道,台湾是非常差的,比如日报的文化评论等都比香港差。更有趣的是,很多大陆学生在香港读书,他们的到来对香港有一定的冲击。上周末来音乐会的人很多是专门从广州深圳过来,还有在香港读书的大陆生。在香港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大陆生都占有很大比例,这就对香港的文化有一定冲击。对香港的好处是,支撑了香港本地的文化消费市场。
东方早报: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音乐人上周末参加了“文艺复兴”在香港举办的音乐会,与此同时,另一批三地明星都云集在台湾参加“金马奖”颁奖,这两场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对比,这种对比的背后是一种断裂和分野,你怎么看?
张铁志:我听朋友说他到香港的机场,在那里遇到郝蕾去台北。这是有趣的比较。我只从音乐角度来看,这一代音乐人跟上一代的音乐人确实有一定的断裂,主流的音乐产业绝大部分已经丧失了激发年轻人想象的能力,还有一些“天王”,但越来越不有趣了。现在也不像1990年代港台有那么多人文歌手,过去十年已经没有了。但那些独立出来的音乐人,他们相对还是比较真实的,获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喜欢,左小祖咒就是这样一位。
主流音乐的衰落和独立音乐的兴起是过去十年音乐界最有趣的事情,年轻人尤其是有个人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很难在主流音乐中得到满足,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喜欢S.H.E什么的(音乐)。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去主流音乐可以满足他们,但现在越来越难。这次音乐会,找了很有市场号召力的陈珊妮,同时她又是有不一样的态度的音乐人。我们有一些真正从个人的生活、从个人的头脑、从个人生命的底层出发的一些文化的创作和想像力,聚集起来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对这个社会的文化变化产生影响。
东方早报:断裂的背后,也是对主流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否这样?
张铁志:这些人都是因为趣味相投而聚集起来的。召集人中,从那些有名的人比如黄耀明他们,到我们这些召集人包括我、邓小桦等,感觉上有一定的公共性,这是难以避免的。就算是在台湾,很多原先不是那么关注公共事务的年轻音乐人,在这两年也都站出来了。很多有名的,比如五月天、张悬、陈绮贞,都分别介入或谈论不同的公共议题。这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更不要说其他更小众一些的音乐人,他们参与公共议题真的是比四五年前多多了,比如说今年台湾非常重要的livehouse“地下社会”的事件。通过这个组织大家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好的表演,我们还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好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