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阳 云想衣裳
胡建君(上海)
读书的时候,初习白描,画的是花卉。有次临了一张于非闇的牡丹给徐建融先生看,他夸奖我的用笔很见才情,建议练习些人物画的长线条。于是临写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长线条果然符合心性,我喜用长锋的小狼毫,在熟宣上施施然走笔,心底清明舒畅。勾完整体再描绘细部,发现仕女们头上戴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牡丹。步态从容间,风带舒还卷,簪花举复低,极尽风雅妩媚,这也正是其画名的由来。
最符合大唐气象的花就是牡丹了吧,大概因为国力强盛,有一番如日中天的壮年豪情。唐玄宗李隆基的审美最具代表性,他不喜好秀美而倾向壮美,因此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都成为他心仪的所爱。沉香亭赏牡丹的盛况不再,而李白醉写的《清平调》依然流传于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至今也是描写牡丹最美的句子了吧。
但是我差点忽略了一处著名的牡丹,以至于在编写《国宝在线》丛书的《晋唐古风》册时,都没有记录在案。直到有天闲来细细翻阅那套画册,赫然发现《洛神赋》画卷之上,那洛水河畔灿然开放的簇簇牡丹。曹植写《洛神赋》就在洛阳,文赋背后是他与甄妃的那段令人唏嘘的感情。这些绮靡的文字在百年之后流转于脉脉画卷之上,在顾恺之笔下体迅飞凫、循环超忽;更在千年之后飞动于舞台之上,被大师梅兰芳演绎得风情万种、美轮美奂。而河洛之魂的牡丹,从此定格于画面与舞台之中了。
牡丹的渊源还可以往上追溯,其实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与花共生的。华夏,即“花夏”也。《山海经》记载,黄帝把洛阳青要山作为“密都”,与花香关联。洛阳作为“天下之中”,地脉最宜养花,而牡丹尤为天下奇。但是牡丹在早先并不入先人法眼,甚至欧阳修有过一段“暴殄天物”的记载,说以前老百姓把牡丹视为野花,与荆棘无异,甚至拿它当柴火烧。我们实用主义的先民,对牡丹的关注是从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神农尝百草,认为牡丹可以“除症结瘀血,安五脏”,才将它列为了“中品”。
不能不说文艺对美的推动作用,使得牡丹在后来名扬天下。谢灵运寥寥数字就描绘出牡丹不俗的格调,他写道:“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将牡丹安置于水际、竹间,顿添优雅清淑之气。而有意识地将牡丹形诸画面,可能是从杨子华开始的,《刘宾客嘉话录》有云:“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分明”二字别有一番难以言传的气质,可惜此画不传。王应麟则渲染了各色牡丹的大规模栽培,归功于好玩的隋炀帝:“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赤页红、革呈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颤风娇等。”隋炀帝真是个文艺青年,光这些浓郁的名字,也艳照天下啊。但是他一开始把牡丹由“木芍药”改为“隋朝花”,却并不高明。
总有“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有情男女们,在文学家之前就发现了牡丹之美,并早早作为了爱情信物。《诗经·郑风》记载:“淆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此处芍药很可能就是牡丹,因为古时芍药与牡丹不分,郑樵《通志》中说:“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且据朱熹考证,此诗写的是“三月上巳之辰”的“郑国之俗”。郑国与周朝王城洛阳相邻,属河洛之地。“三月上巳”正值牡丹盛开,当时的河洛男女互赠牡丹示爱,不啻于今天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吧。
而曹植与甄妃、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见证,不也正是牡丹吗?《聊斋》中的香玉和葛巾,也都是牡丹的化身,成就了传奇的姻缘。一句嗔怒“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不觉令人神移。无怪乎黄生曾说:“卿秀外惠中,令人爱而忘死。”也难怪有“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的说法。比起现在牡丹被称之为“富贵花”,我更爱它或清而淑或娇而妖的形象,亦正亦邪,我见犹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