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群玉山房诗集》狂狷思想及其精神气质[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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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学派作为“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是考察中国近代民间学派和民间宗教之间影响和流变的难得而珍贵的典型“样本”。学派南宗领袖李光炘，秉承学派始祖周太谷遗志，不避俚俗，会通三教，传道于南，成功使得太谷学派从黄崖事件的政治阴影中摆脱出来，并使得太谷学派的道统能够承续和发展，被其后学南北宗主黄葆年奉为圣人。近日著世的《群玉山房诗集》，是由黄葆年删订，李光炘亲自审阅定稿的唯一一部自著诗集，对于深入研究太谷学派精神、思想与信仰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意义。（彭令，太谷学派宗主李光炘师集手稿考订—黄葆年手定孤本《群玉山房诗集》鉴定记，天中学刊，2014年第29卷。）其中体现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胸怀、敢于挑战各种权威和流俗、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执着求索狂者精神以及退守无为、淡泊自持的狷者意识心理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对当今的学林士风的锤炼亦不无榜样价值。

一、 《群玉山房诗集》介绍

“太谷学派”，由周太谷于清嘉庆年间创立，后嘱弟子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因黄崖教案，学派活动转入地下，李光炘通过讲学授道，创立学派南宗，传续道统，使得太谷学派不绝如缕，发扬光大，黄葆年作为第三代传人，终使南北合宗，金声复振。

太谷学派遵循“圣圣心法，口口相传”的秘密传播形式，（刘大绅，《儒宗心法摘选》，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568页。）李光炘更是“其讲学业，限于门内坐徒，不取公开态度。讲授又专侍口而不以笔。”（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1927）。）作为李光炘衣钵传人的黄葆年甚至感叹其师传学文本之难寻：“可以通天下之书焉，退而求之于书不可得矣。”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9页。太谷学派对“诗教”素所重视。李光炘谓“圣门说师，佛门作偈，道门咏歌，其义一也，多风人之旨。秀问何时得。师曰‘诗教。’”（《遗书》第一辑（四），第375页。）该部《群玉山房诗集》乃属孤本，存诗八十一首，缘其李光炘由儒而仙之成道思想，“将来删诗得八十一篇，删书得24篇，内经百字，道德经五百字。夫子住世五百岁，传经于颜子。”（《龙川弟子记》，《遗书》第一辑（三），第41页。）含七言律诗三十首、五言律诗二十三首与七言古诗二十八首。无疑最能反映出李光炘欲留传后世之学派精神、思想信仰、追求精华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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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玉山房诗集》中的狂狷特征

孔子将人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类型，与道、德、仁、礼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孔子认为人在依道而行的过程中，会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气质或人格特质。《论语。子路》记载：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学者梁朝皇侃解释说：“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常一，预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常一也。”（《论语注疏》卷七，《子路》，《儒藏﹒四类书﹒论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他将狂者“进取”的心理气质与“善道”的道德精神结合起来，将狷者的“有所不为”的心理气质与“守节”的文化规范结合起来，“狂者”“狷者”就不仅仅是心理意义的气质类型，而成为一种文化人格意义上的精神气质类型。孟子将狂者、狷者视为“有志者”与“有守者”两种类型。皇侃《论语义疏》中也说：“狂，谓应直进而不退也。狷，谓应退而不进者也。二人虽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为欺诈”。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说：“狷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这些儒学家强调，狂者与狷者是两种背离“中行”并且相反的人格类型，他们在意志表达、行事风格上有进取与退让、狂傲与拘谨的一系列相反的特质。所谓“狂狷”者，是指那种既有狂者进取、刚强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淡泊的一面。邵泰衢《檀弓疑问》指出：“志大而有所不为之，狂狷者也。岂在狂肆之狂？”，这里点出了狂狷型人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所谓“志大而有所不为”，就是狂狷型人格具有狂者的志向远大、积极进取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有所不为、退守恬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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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玉山房诗集开篇《下廬山一首》“天風吹我下蓬莱，一夜倾心似箭催，千里雲山陪勝友，一門狂狷当英才”。李光炘四度匡庐，游学隐居，潜心悟道，实现对太谷“圣功”融会贯通，从而为“传道于南”奠定学术和思想基础。李光炘认为：“形色，命也；圣人，性也，非知性不能知天，故惟圣人然后可以践行。践者，脚踏实地之意。”（李光炘，《龙川弟子记》，《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61页。）因此，他大力倡导孟子的“率性”理论，主张尽性而不禁欲，抒情而不纵情。李认为，狂狷者的取舍“必在性情”，“性也者，合德为仁者也；情也者，配义与道者也。失性而天地莫位，失情则万物莫育也。《孟子》道性善，道以次也。”（李光炘，《李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8页。）狂与狷并不是对立的，可能存在一种“狂狷”的人格类型。群玉山房诗集中《登虎邱懐古》有云：“英雄儿女两般心，真性真情各吞吐”，李光炘认为狂狷型人格是君子性情的自然流露和呈现，是在与流俗对抗时性情之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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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群玉山房诗集》折射出的李光炘及太谷学派狂狷型精神气质

李对性情的追崇，从正面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狂狷型人格类型的可能性。这对后来太谷学派形成、拓展狂狷型精神气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太谷学派形成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李本人的精神气质、人格特质既不能归结为“狂者”，也不能归结为“狷者”，而是一种“狂狷者”。即，李在意志表达、行事风格上，既有一种积极进取、敢做敢为的狂者气象，又有一种退守自持、恬淡无为的狷者态度，是一种狂、狷结合的狂狷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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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李身上所具有的狂者的精神气质是十分突出的。李光炘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讽咏辞章，心怀建功立业之雄心壮志，以传统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处世之根本宗旨。被北宗张积中视为当世“三狂士”之一，张积中赋诗云：“闻说龙川川最清，龙川川上一槎横。期间渡尽探骊客，海阔天空放手行。”李光炘曾作有“爱听天上无穷乐，喜读人间未见书”的楹联，群玉山房诗集中《雨后观瀑》所写的 “双剑迎风腾虎气，半山飞瀑转龙吟”，足以说明其志向和旨趣。随着李光炘潜心问道，最终实现对太谷学派精髓的融会贯通，成为“朴实过宋儒，风雅越唐贤，旷达迈晋人，典瞻超汉学”的学派南宗山长。（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08页。）在李的一生中，无论面对断炊之困、匡庐问道、黄崖危机，还是归隐传学授道生活，均能表现出一种积极奋斗、不屈不挠的狂者气象。正如其诗自吟：“日月当空信有神，千秋名世一朝坐。山僧莫问来何处，总是崆峒绝顶人”。（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集》，《观音阁#泉连忠上人索诗赋此见答》，第27页。）“箪瓢陋巷好生崖，石上藤萝映月华。说与断炊浑不管，自扶残醉看梅花”。（李光炘，《群玉山房诗抄续集》，《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第141页。）从中不难看出李光炘所具有的豪迈气概和洒脱气质。即使黄崖教案后，李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其“牧马归群从此日，化龙池畔好相将”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李氏的踌躇满志及其对龙川弟子的殷切期待。群玉山房诗集《戊戌之秋与石琴游庐山留诗二首》“江云漠漠水悠悠，雨雨风风总是秋”，《是欤因占一律以證知者》“身于弱水中间住，人向蓬山顶上行”亦能看出其积极心态。李光炘也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就开创出“传道于南”的局面，得到太谷学派后人黄葆年等充分肯定和褒奖，“惟我夫子，哀其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而涉降，而佑启之”。（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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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认为狂者体现出的“见我之尊”是因为凸显了自我内在的性情，这个内在的性情是“大公之理所凝也”。这与那种堕入“徇物”“流俗”的“乡愿”是根本对立的人格精神。李光炘不仅在口头上宣扬“贫贱忧戚，君子所以修道也，君子修身故立命”的修身理论，（李光炘，《龙川弟子记》，《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58页。）而且通过个人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太谷学派“希贤希圣希天、立德立功立言”的修道宗旨。李光炘的言行不仅承袭和发挥周太谷“君子以仁为富，不以田为富”的思想，（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一册，第388页。）而且符合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理念，此“为太谷学派人生观中住世基本态度，实即儒家之本色”。

他将狂者之“我”与其内在性情“先天下之忧而忧”联系起来，入室太谷后确立“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觉将“救济天下”视为己任，将“民胞物与”自觉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达到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践行着太谷学派一贯践行的“悲天悯人、追求人格完善的做法”。李对狂者的推崇，其也是对自己实践中透露出来的狂者精神的肯定。群玉山房诗集中《西湖吊古》中“金牌十二忠魂冷，铁弩三千王气孤。”，《友人归来喜而赋此》中“愿将一滴龙门水，化作濂溪万顷莲。”均是他狂者精神的写照。

另一方面，李不仅有狂者的一面，同样还有狷者的一面。他的处事态度、人格特质中，常常又体现出狷者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李认识到，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并不能排斥自持而不为的狷者态度，尤其在黄崖教案使得太谷学派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污名和社会压力后，太谷学派只能忍辱负重，韬潜避祸，谨慎从事，防微杜渐，“忍于蒙不洁以终其身”。因此，太谷学派“师传之不坠于地”，（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36页。）确如黄葆年所言：“惟我夫子始终警觉，范围而曲成之。” （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40页。）

群玉山房诗集中，《柳八自勞山歸》“提到海天心忽動，又随孤月向东流”，《和石琴自题七律四首》中“所谓伊人渺天末，目簪華髪自沉吟”，《寄和张寄琹表兄憇園偶成印依原韻》“鹤夢有心清似水，琴心無事静生苔”，《题石琴诗后》“天山無菱惟佛性，人间第一是仙心”。体现了李光炘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在太谷学派所处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道德境遇中，狷者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是必须的。尤其是黄崖教案后，李光炘认真思考总结太谷学派传播过程中的言行随意和张狂的教训，更加注重个人的角色扮演，尽量淡化和掩饰太谷学派与生俱来的宗教属性和神秘色彩，“自积中蒙奇祸，丧其生，为谷之学者益自閟”，（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24页。）“由是为太谷之学者，遁世暗修，不鹜声气，世莫睹其阃奥也”。（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42页。）李光炘不仅在讲学活动中谨小慎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一改周太谷、张积中身上存在的较为浓厚的民间教主形象，“举止修饰，引积中为戒，深相韬晦”。（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1927）。）并且严格规范和约束自己和龙川门徒行为举止，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麻烦和政治嫌疑，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盖自黄崖狱后，光炘之徒大抵守明哲之戒”。（董玉书，《芜城怀旧录》，第27页。）为了与社会角色扮演相适应，李光炘还特别注意内外有别、亲疏有间，“既而设教龙川，海内求道之士闻风兴起，不远千里而来，相对终日，喑不出声”。（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93页。）严加防范外界人士，唯恐祸从口出，“师遇生客不谈时文，不谈时事，不谈时人。”（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93页。）门下只有少数重要弟子能接受李光炘的秘传之学，“其讲学业，限于门内坐徒，不取公开态度。” （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1927）。）李光炘的做法，不仅是对张积中在黄崖行为的直接修正和主动纠错，而且也是太谷学派“圣功”修行的具体表现，因为太谷学派圣功“以谨言为第一。谨言非不言也，便便言，惟谨尔。” （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9页。）李光炘认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不曾说一行而兴邦，一行而丧邦，若一言既失，驷马难追。”（李光炘，《龙川弟子记》，《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44页。）因此，凡是涉及太谷学派的组织机构、内部活动、文献资料等隐秘内容，李光炘均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习为韬潜，举凡一切学派内容皆秘不敢示人。”［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194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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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肯定狷者“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严峻的社会形势，使得李光炘先求自保，再图转圜，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转守为攻的现实应对策略。反映出李较强的社会适应和生存能力。确如黄葆年所言：“惟我夫子始终警觉，范围而曲成之。”（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40页。）“太谷挂术士牌子，人易识；龙川挂才子牌子，人不易识。”（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230页。）李光炘直接利用了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其行为举止较为符合相应社会角色的规范，从而尽显李光炘的独具匠心和历练老到。黄氏对其师大智如愚、深藏若虚的高明做法也是由衷赞叹：“昔者夫子诲年曰：‘知而学愚，斯为上知；愚而学知，必成下愚。’呜乎！斯言也其于身命存亡绝续之几诀矣！”（ 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44页。）

因此，在理想追求与世道艰难中，李光炘所追求的是一种狂捐型的人格类型。这种狂捐型人格不同于狂者，当其呈现狂者精神一面时又时时不忘“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但他又不同于狷者，当其表达狷者气质时又有积极进取的追求。这里录群玉山房诗集《登虎邱懐古》以飨同好：“虎丘山，一坯土，花光剑氣凌千古。英雄兒女两般心，真性真情各吞吐，無有神仙不好剑，鉛華夜吐驚雷電，無有神仙不好花，千红万紫赤城霞……一聲长啸海天空，四山風起蛟龍泣，我是平生不讀書，逍遥雲水月輪孤。”李所向往、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将狂者气象与狷者精神融为一体的，其中既有“無有神仙不好剑，鉛華夜吐驚雷電”、“一聲长啸海天空，四山風起蛟龍泣”的狂者气象，又有“無有神仙不好花，千红万紫赤城霞”、“我是平生不讀書，逍遥雲水月輪孤”的狷者风格。这正是一种“狂狷”的人格理想。

四、 结束语

在查阅资料中，笔者偶见一文，所述黄崖教案后，李光炘及太谷学派南宗曾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政治宽容，默许其存在和传学。盛成先生说：“清大臣曾国藩乃自宁约晴峰先生，往南京督署。晴峰先生至，方冠道袍，俨如世外人。见曾不拜，并力辟理学为左道旁门奇门遁甲之术……语至酣，曾国藩乃叱退左右，与晴峰先生畅谈三昼夜。先生出，其家人怡然泰然”。刘惠蓀先生说：“黄崖教案后，李光炘尚能在大江南北半公开地讲学，可能得到曾国藩的默许”。（刘惠蓀，《我所知道的铁云先生与太谷学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彼时，曾国藩已奉清廷密谕缉捕李光炘，其甘愿冒杀头之罪，包庇这一非“亲”、非“故”之人，绝非“名”、“利”所图，笔者理解，乃古人“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之侠义情怀。曾国藩有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39页。）确立了“民胞物与之量”的伟大志向，确立了“内圣外王之业”的雄伟抱负，亦有“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808页。）在隐忍中磨砺的积极态度。这恰恰是狂狷气质的表现，确与李光炘“志同道合”、“心心相惜”。而这种狂狷型精神气质，也正是那些功盖天下、统领三军的封疆大吏和那些隐身山林、读书治学的布衣学者身上所共有的精神特质。

从《群玉山房诗集》看李光炘及太谷学派，饱受宋儒理学熏陶，以淑身淑世、陶情养性为务，自由精神、心怀天下、不计功利、狷介高洁，在举世滔滔、奔走利途的现实社会中，宛如一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其抱道不曲而无怨无悔、不忘初心的赤诚人格正是闪烁其生命价值的一个时代的人文坐标。

2017年3月9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