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作 《病毒携带者2号》 布面油画 成交价:RMB828,000 2016保利秋拍上拍
大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798艺术区的画廊关闭迁徙潮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比如东北方向经营了13年之久的北京季节画廊的悄然消失,另一侧地处中央地带东街的3818库,老牌画廊的所剩无几。一条街相隔的亦安画廊如今也早已搬迁,悄然关门的新绎空间也早已变成波斯人的地毯商店。只有最让人关注的面临转卖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依然在等待合适的主人……然而极少被提及的是,这些关掉实体店的画廊主去了哪?尤其是在当代艺术市场有着十几年耕耘的这些资深经纪人是否均已转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经纪人大都没有真正的消失,至少他们多年积攒的人脉资源没有理由就此中断。在他们当中,有的“转业”当起了拍卖行的收藏顾问,有的还留着郊区的画廊仓库,依然辗转于各大博览会,依然为旗下多年合作代理的艺术家在合适的展馆租用场地为其办展……
从画廊主到收藏顾问
前不久,北京的艺术圈为了打造艺术周的概念把798各画廊的展览集中起来呈现,让人们在画廊周开始那天差点跑断了腿。人群当中,熟悉的身影林松面对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表示,“对于未来北京艺术周的集聚效应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北京具备这样的资源、优势、也有这样的诉求,否则北京这些先导的优势就会丢失或旁落,只是目前还未形成一个很好的协作,是很可惜的。所以希望未来能有一个先导性的活动,配合各个展览、论坛等,慢慢聚合成一个艺术周,北京要越来越融入国际,也应该要树立它在文化及艺术市场上的地位,所以没有理由不把这个艺术蛋糕越做越大。”
在关闭掉世纪翰墨画廊后,林松并没有淡出艺术圈的视野,除了有着画廊协会副会长的帽子要顶,林松依然活跃于春秋拍的各大拍场,担任着资深的收藏顾问。时不时还要接受媒体采访,“这场拍卖预示着市场在回暖,开始触底反弹了。”
比如去年秋拍,林松就在保利买了季大纯的作品,还在老油画版块买了包括秦宣夫等作品,他还参与了包括王广义等艺术家的竞买,其中一件在保利上拍的王广义作品《病毒携带者2号》,最后落槌价72万,林松举到了前一口70万。
除了自己购买,林松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客人们买作品,在拍场拍下重要的现当代艺术作品。比如林松在保利及西泠拍卖分别帮客人买了马轲的作品,其中保利的马轲创下了艺术家的个人纪录。他还帮客人在西泠买下了封底作品:刘海粟,另外由他帮客人拍下的作品还有吴大羽、彭斯等。
因为常年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丰富经验,林松懂得衡量价格,比如他就觉得比起一级市场,现在的二级市场有更多的机会。“整体来看一级市场比较难谈价格,价格也偏贵。而在二级市场上反倒能遇到一些‘查缺补漏’的作品,是一个出手的好时机。尤其是一些老的当代艺术作品处于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三折、四折的价位。另外,新的筹码开始崛起,因此我观察到很多藏家、行家都返场开始买东西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长时间的一级市场奋战之后,林松看上去在二级市场更加乐此不疲,在他看来,无论是当代艺术的画廊,还是藏家,都在进行抄底。说明当代艺术的市场过关了,不会再持续下跌。这也是一个市场的转换,证明新的筹码开始崛起,老的经典作品也接近稳固,洗牌已经接近完成,是一个触底反弹的格局了。
土鳖画廊才愁展览?
与林松一样,几年前,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资深艺术品经纪人李苏桥在经营了十年画廊后毅然决定关掉展览空间,并曾写下“土鳖画廊愁展览”的话。
在李苏桥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后,已经很难再发现7位数的单件作品交易利润,而飞速的时代也彻底过去了,没赶上的也别惦记了。“机会不会是棵大树让你有事没事总是能在树荫下乘凉还可以守着大树就把撞来的兔子捉回家。既然那棵树不在了,我为什么不离开那里,找个地方去浪费生命的余剩。况且,放弃日常繁杂的展览工作单纯做艺术经纪我觉得更自由。”
总是不厌其烦的吐槽和自嘲的李苏桥,在看清当代艺术圈是一场商业道德处于常态缺失的规则不清的游戏后,仍要断言大部分的本土画廊的苦日子才刚刚才开始,而中小画廊根本没有日子可过……
“艺术市场这个小领域,一旦被某些大资本深耕,那就很快会成为大资本的封地,拍卖行们艺术空间的流行与私人洽购的强化及西方画廊的进场将无疑地抢夺分流优质艺术市场资源,包括艺术家和收藏家。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拍行与西方大画廊势力以及蹒跚学步状态的各路不靠谱基金,总之面对资本,大家一起俯首称臣。艺术市场今天发展得特别势利,而且我还觉得今天这些市场操作包括有些金融工具很傻,没有一大批对当代艺术品拥有刻骨铭心的爱的真正收藏群体,一切营销与操作都是无法兑现的谎言;说完这话,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应遭唾弃的人士。”
李苏桥还说,“牛逼的艺术家已经不需要本土画廊了,本土画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土鳖。”但不影响的是关闭掉空间后的画廊主还依然是艺术经纪人,干着经纪人的行当。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关掉的只是前店,却还留着远郊某处的后厂。
比如曾经在798设有空间十几年的J画廊,在去年悄然关闭画廊大门,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不带走一片云彩。如果不是像李苏桥这样频频在媒体面前露脸的“高调”经纪人,那就真已然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很少提及的是这些画廊主去哪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画廊主并没有全部“转业”,至少从他们留在远郊某艺术区的画廊仓库可窥觑一二。多年积攒的藏家资源和人脉并没有因为关闭实体店而停止,在他们看来,没有了实体展览空间,他们的工作照样可以持续。
J画廊所在的仓库是个没有“挂牌”的艺术区,免去了日常需要维护的展览空间,并没有让画廊主Z女士闲下来。因为多年的妥善经营,深受合作艺术家的信任,Z女士依然和艺术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为艺术家找到合适的展览租用场地,为其举办个展,并邀请来画廊的藏家客户。在褪去画廊主身份之后,Z女士深信自己依然是个合格的艺术经纪人,并且也可以很有效且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单数,艺术家D合作了近十年的台湾画廊W也在去年关掉了其台北的实体空间,改名为XX艺术沙龙。从画廊到艺术沙龙,W先生强调了“移动”的概念。和J画廊一样,W先生依然为其喜爱的艺术家寻找合适的展览场地,也依然在国内外各大艺博会露脸,拓展新的客户资源,不一样的是W画廊没有了实体空间,取而代之的艺术沙龙的概念。显然这个时候,考验的是画廊经纪人是否攒足了个人品牌和口碑。
“轻便的画廊”,新业态?
那么,这样的操作经验是否预示着画廊业的一种新转变?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前段时间比如某机构在其798空间的对面又增设了第二空间,或者可以看到某画廊在外地的上海或深圳增设了新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此导致市场被“挤压”,或本身经营不善的机构一再的倒下的也不再少数。好像如果不能将规模变得更大,那就只能接受被其他机构吞并,逐渐沉入海底的命运。
这时,中小型画廊只能求变,但并不是对抗,而是以更灵活的方式出现,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补充。比如我们可以举洛杉矶的例子,近几年的Maccarone、以及在旧金山发起新合作项目的Andrew Kreps与Anton Kern等中型画廊的涌现,越来越多的个人都正在突破签约艺术家、举办展览、参与艺博会这样的传统画廊模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模式。他们并不与固有的画廊体系对立,而是在这之上加入自己的方式。
还有出生在匈牙利的伦敦艺术经纪人Carl Kostyál就因发掘了英国雕塑家海伦·马丁而闻名艺术圈。此后,他便专注于为一系列在伦敦没有代理机构的国际艺术家举办展览,其中包括马蒂亚斯·法德巴肯、彼得·克芬、克莱尔·方丹、奥斯汀·李、以及约翰·亨德森。
苏黎世人菲奥娜·比伯斯坦在离开了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Acquavella画廊后,决定回到特拉维夫,在继续自己艺术顾问服务的同时,开始运营projects| at fifteen。这是一个展示群展的移动空间,名字来自于她购买第一件艺术品时的年纪。“在目睹了纽约的空间起起落落后,我开始怀疑我们所熟知的画廊模式,”她说到:“艺术界和多年之前还是一回事吗?不,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说,现行的画廊模式已经不再是适合的模式了。”
这个以项目为主导的艺术空间向当地收藏家推出了诸如Jessica Mein、JosephMontgomery、以及Patricia Tried这样的年轻艺术家。此外,她还想将国际领域的藏家带到以色列。
还有出生于德国的阿斯特丽德·霍诺德在阿姆斯特丹与艺术家Fendry Ekel以及Folkertde Jong一起发起了Office For Contemporary Art (OFCA),在管理艺术家工作室的同时就把艺术品卖给查尔斯·萨奇这样的藏家。
现在,OFCA International以印尼日惹为基地,与Ekel以及印尼艺术家Jumaldi Alfi一起运营。霍诺德在进行OFCA和自己的图书制作公司Black Cat Publishing的工作之余,还在柏林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巴厘岛发起了Astrid Honold Fine Art。
这样的例子应该还有很多,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日益繁重的成本,亦或是日益陈旧的模式,抛弃白盒子空间,试图突破签约艺术家、举办展览、参与艺博会这样的传统画廊模式。画廊主除了成为收藏顾问或者代理商,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可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