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美专与中华书局的文化联姻

樊琳

看上海美专与中华书局的文化联姻

书映丹青，墨染春秋，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百年同行、并世齐辉，一个世纪间，这两个名字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符号，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过的一页，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和推动着中国美育的启蒙和进程。

1912年元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同年1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在《申报》上发表，昭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美术学校的诞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如今同步百年华诞。中华书局，不仅凝聚了一大批怀抱共同理想的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更将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钱松喦、关山月、张伯驹等艺林巨擘的书画汇聚一堂，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艺术霞光，使上海这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文化变革思潮涌动，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一、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

陆费逵，重视教育和出版事业，其为时人所知，起先并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1905年他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1908年秋，陆费逵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主任。时与蔡元培等过从甚密，教育主张颇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传播新学为己任。l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请他担任主编。他以《教育杂志》为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初小男女同学等等，对民国初建时教育方面的兴革，影响至深。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1年秋，27岁的陆费逵筹备创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出版发行中小学适用的《新编中华教科书》，先后发行小学课本44种，初中及师范课本27种，体例新颖，顺应潮流，几乎独占市场，达到“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境况。民国初年，借着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不仅在教科书市场继续攻城掠地，并凭着对时局的把握，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与杂志。这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陆费逵出任局长。同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自1917年始，陆费逵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物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当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将中华书局当作教育机构，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兼顾安身立命。中华书局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陆费逵曾言“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赖”。并多次强调，作者和出版家都应对国家、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陆费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他自己不论是任主笔或做主编，笔底波澜，言论每每不同凡响。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写下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的感言。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并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从此没有离开过中华书局，毕生尽瘁于此。“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和主张，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写就一篇皇皇“华国大文章”。

“印刷原为美术师，我来草昧未开时。椎轮大辂溯经历，进步于今不算迟。”1924年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会时，陆费逵已成为书业商会副会长。1932年陆费逵撰文道：“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总额九百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五百万元，中华书局二百万元，世界书局七十万元，大东书局三十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商务、中华两家印刷较前大为进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

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中华书局员工已有5000人。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1936年6月重任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中华书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各学科领域独当一面或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刘海粟、徐悲鸿等等。

二、言于艺术行于美育

蔡元培在中国首倡“美感教育”，一生进行了美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探索。他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就大胆改革教育，提出全新的“美育”思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他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实践，直面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针锋相对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谓“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达到“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绝洁之人格”，实现“美育之目的”。

蔡元培首倡“美育”，年轻的刘海粟深受其影响。早在1912年他17岁在上海乍浦路上挂出“上海图画美术院”牌子时，就有了这一十分牢固的办学理念。他曾说：“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之精神，感其天性之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在《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中特别指出：“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1918年4月17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书赠上海图画美术学校“闳约深美”的匾额，明示艺术教育的历史责任感。上海美专创立之初设有四个专业，分别是国画、西画、图案画、劳作。1915年1月，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增办预科及师范科。1917年聘请蔡元培、梁启超、王一亭、黄炎培等教育界名流和社会贤达为校董。1918年学校设立师范科，1921年设有中国画、西洋画、图案及音乐专科，成为中国美术及音乐的摇篮。1922年，蔡元培任美专校董会主席后开始革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并亲自从任职的北大赶至上海美专为学生讲学。

上海美专坐言于艺术，起行于美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艺术界进行了一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开创了多个划时代的第一：一是打破封建陋习，首创大专院校男女同校，引起社会极大震撼性；二是冲决了封建伦理，倡导了科学的学术教育观，首创裸体女模特人体写生；三是首创大规模的旅行写生，开阔师生视野，打破旧式封闭教育；四是首创中国第一本专业性《美术》杂志，提倡现代美术观念和新型美术改革。正是从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到操作方式一系列的大胆举措，使这所私立性质的学校具有勃发的活力和新兴的能量，在当时凝聚锻炼了一批卓越的艺术师资，如先后担任教授的有姜丹书、潘天寿、谢公展、诸闻韵、马孟容、张大千、关良、汪亚尘、贺天健、黄宾虹、俞剑华、郑午昌等，而先后就学的有钱鼎、吴茀之、张书旂、许士骐、蔡若虹、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谢之光等，从而由师生共同构建了精英团队和大师群体，使中国美术艺苑星河璀璨，群贤毕至。上海美专在蔡元培“闳约深美”的治学方针下兴旺发展，成为了蔡元培推广“美育”政策的舞台。

出版是刘海粟推广美育的重要手段，早年他历任《大共和画报》、《明星画报》撰著，1914年与丁悚、张聿光等人的绘画作品，编入《振青社书画集》第一集。10月，校出版部发行美术自修书《铅笔集》四集，报道称：“画家丁悚、张聿光、刘海粟、陈抱一诸君因学堂习画范本，访问所售者，流行已久，各处学生已习见之或不足以资鼓励，于是分类担任，每月合绘铅笔画十二张，精印发行，以飨学习。其第一期业已出版。”

1918年10月上海美专学报《美术》杂志创刊，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在评论中说：“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又在这个时候，却只看见这一点美术的萌芽，真可谓寂寥之至了。……我希望从此能够引出许多创造的天才，结得极好的果实。”热情评价美校及刊物“开初之初，自然不能便望统一。就大体着眼，总是有益的事居多，其余记述，也可以看出主持者如何热心经营，以及推广的劳苦的痕迹”。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初创时播下的美育种子“终于发扬光大了”。

1924年刘海粟曾专门撰写了包括《铅笔画》、《图案画》等6册一套的全国初中美术课本——《新学制图画教科书》，新编的教科书制定了三大主旨，其一为：增进赏鉴知识，使能领略一切的美，并涵养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现高尚人格。

从1924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概况》来看，校教务处一直设有出版部，处理全校师生研究译著，编辑丛书等事宜外，并经营其他美术印刷出版之一切业务。学校出版编辑之风活跃，曾编行《美术界》月刊，出版周年纪念刊，校同学会则出版毕业同学录，甚至附属成美中学也出版过《春风》周刊。

1932年9月，上海美专校刊——《艺术旬刊》创刊，由倪贻德、傅雷、王济远、潘玉良等教授所组成的艺术团体“摩社”主编，每月上、中、下旬出版，自是年至12月共出版12期，同时亦在全国发行；当中首发了诸多经典名篇，如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刘海粟的《欧游随笔》等，当中颇多名篇一直影响着中国新美术的发展，代表了民国美术杂志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