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书法学术座谈会纪要
李成海：舒同先生从革命时期就来过陕西，也是我们陕西的骄傲，下面由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会员，陕西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谛高亮发言。
谛高亮：我们今天很荣幸地看到一个老一辈，典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书法展览。舒同先生遗留的作品，虽然仅有几张原作，大量的是一些复印件，仍然反映了伟大的革命家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们大家都有同感，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在讨论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觉得舒同先生在传统的书法艺术和研究方面是卓有成就的一个人，是具有开创精神的一位书法家。不仅仅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而且在书法成就上也是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读他的作品，读他的即使是复印件的材料，我们都感到舒老先生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研究，尤其是对“颜体”，特别是颜真卿、何绍基的研究很有造诣。舒同先生是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他是第一届主席，他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昨天我接到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今天看到了原作，肯定了我刚才的几个认识，用“了不起的书法家”、“伟大的书法家”这些定语怎么说都不过份。在此我作为一个自己的判断，舒先生整个作品我们在看的过程究竟学什么的问题。舒先生早年的作品总体来说比晚年的作品好，行书比草书好，书法比绘画好。
李成海：刚才谈了关于传承和继承的问题，舒先生写的“”的匾，有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韵味。下面由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振锋发言。
吴振锋：建国以来，美术的教育是按苏联的模式套下来的。中国书法在国际上没有参照物，在我们美术史上，美院的教科书上没有书法的内容。这是不公正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公正。虽然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化的这种书法运动，但是书法艺术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身份的确认。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形势下，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整个文化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1979年就有一批人在酝酿着要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80年中国文联就决定筹备中国书协，后来就请舒同先生负责筹备工作。舒同先生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既是个老红军，老革命家，又是个文化人，大书法家，他在当时是特别显赫的人物。80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书法家协会筹备会是在军事科学院、舒老家里开的。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不是站在今天书法艺术轰轰烈烈的基础、站在历史的基础上，会特别的感受到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特殊的作用。他说：“希望年轻的书法家们，不单是作书法活动家，而是要面壁十年，写出一两副传世之作，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宗”。对老人家那时候提出来的问题，二十五年后我们解决的怎么样，尤其在我们这样商品的大潮下，我们是不是把书法当作传世之作来做，我们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祖宗，舒同老人家说的话对我们仍然有用。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舒同书法它的特殊的个性化语言。舒同讲过他的书法是七分半书法，真、草、隶、篆、行、颜、柳各拿一份，何绍基拿半份，他讲这个话是说：他的取法是从传统来的，如果仅仅认为他的书法，他的作品分解那一部分属于谁，那我们就很愚蠢。在研究中我们破解他的书法风格形成的秘密，不言之秘是什么。可以看到：颜真卿是一个高峰，何绍基是一个高峰，舒同是一个高峰。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学术上探讨中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个成功的书法家成长过程，这是他的个性化风格对我的一点启示。另一点启示是他的气质在他的作品中的体现，他是个老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影响到他的整个作品审美取向。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出磅礴大气，同时我们还能读出静气、雅气的一面。我们这个时代恰恰缺乏这些东西。这样一种研究，一种学习，还应该从个性化风格中吸取营养。
这两天我正在读《论语》，《论语》中一些话也让我受到启示。我们看到舒同先生的作品虽然很大气、静气，没有看到它粗野。舒同先生的字那么磅礴大气，但仍然很静气、雅气，这正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东西。
以上就是我的这两点认识、体会。我们说我们在这讨论也好，研讨也好，作为我自己应该对老一辈艺术家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成海：作为一个书法家，必然有一个继承和传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然后再看自己的悟性。下面由省书协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七届学术研讨会二等奖获得者刘思凯发言。
刘思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由省文联和省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无疑是追忆和弘扬红军传统文化，站在陕西文化大省的立场上，也是我们陕西省书法届领导顺应潮流，作了一件很好的工作，这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舒同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巨匠与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与我们陕西文化书法、文化滋养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书法大师。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正大宏润的气象，巨大传统内蕴，以及精湛的技法功力，还有他伟岸的人格魅力，以及“舒体”所呈现的价值所至，无不标志着一种辉煌。我认为作为我们陕西书法界新一代，要按舒老先生讲的要有“传世之作”“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宗”。对舒老先生要写一部专著也都不为过。站在我们陕西书法创作现状，历史责任与文化构建的立场上，尤其是我们中青年一代面对舒先生的艺术追求和辉煌的成就自然在情感的驱使下，一种自然的流露。
舒同先生的书法风貌，那种对颜体书法的整体气息。内在精神的准确把握，对何绍基书法的主要特点的艺术借鉴，还有对草、隶、篆、行等书体的理解度以及高强的提炼及概括能力。对遏制当下书法创作中那种取法不高。根底不深，整合体功力不强，审美判断力不足的时病、无疑是一壶良好的清醒剂，具有天然的警示和启迪作用，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文化良知与独立的批判精神是提升书法艺术水平的关键所在。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传承，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主体的知识分子，他在价值追求上必须具有高尚的文化良知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记得殷海先生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要想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注意道德，一个是建设真理。必须要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能力。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很关键。就书法而言这种精神和能力，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根性，必须建立在创作主体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资源有机整合、划材取舍与选择。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注入主体情感与时代鲜活力过程，是书法文化基因沿着它自身固有的轨迹的自然传演。因而它不是一种决断式标准或立新的一种自然传演。我们从舒同先生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这么一个书法差异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舒老先生希望青年书法家同志，“不单是作书法活动家，而是要面壁十年，写出一两幅传世之作，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宗。”这是舒先生一句发自肺腑的殷切的希望，这是一种责任良知。同时舒先生还针对当时搞书法的人只重实践临帖，只重技法，而忽视对书法理论文学艺术修养提高的现象，强调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功在书外的主张与要求。这些我认为对于澄清我们当下在书法创作上，对书法主体认识的偏差，剥开价值观念构建上的迷津，走出西方进步论思想的误区，以及文化消费预定价，价值取向的倒差，还有明辨将书法文化内涵、气质、消解为代价，不顾民族文化根性，图有形式上的翻新。以创新的现象，自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启迪。而我们当前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给后人留下什么的问题。以致还书法的文体本源，恢复它的精英文化价值与地位，是实现创作主体，心灵自由的必然现象。
舒先生一生可以说是笔、墨、纸、砚，随身伴，临池挥洒，从不间断，然而他与同时代卓有建树的林散之、沙孟海、谢无量等人相比，具有一种超迈的气度。这种心境与壮志于当下整个书法创作流行时尚的文化意境遮蔽了心灵自由的壮态，还有在当今社会物化状态下，以市场价值为坐标，而对人文价值，人文理念，人文品格、书法价值流失的现象，他的意义不仅是在当下，更是长远的。
舒先生继承传统的毅力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对中国书法都是孜孜不卷地追求和学习，对中国大文化的学习，对他的舒体学的形成无不起到重要的作用。
李成海：下面由终南印社副社长，孙国旗发言。
孙国旗：在革命战争时期在49年以前，他主要在工作，因为工作而作书法的事情，不是因为喜欢书法而作这个事情。解放以后到60年以前，因为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务，虽然对书法情有独锺，对书法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他书艺很高，但不是自觉的行为。到60年以后，在山东当书记以后。因为刮五风下来之后，在山东千佛山疗养时和山东书法家关友声接触，以及和济南的大量的书法人士结识以后，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舒同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是书法高峰期，很多学者认识一样，这是我认同的。舒同先生对书法到了63年从第一书记的岗位上下来以后融为一种生命的力量，63年到了陕西工作，在8年当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也是在文革时期，他的反思，我认为这是一个书法家最真诚的东西，这次在陕西举办的这个展览是舒先生百年诞辰的一个继续，去年在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十频道人物栏目三集的对舒先生书法经历和人生评述，给我极大的启示。也就奠定了在人们心目中重新认识的基础。陕西组织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延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舒先生在书法事业上的贡献大家都讲的很多，他在组建中国书协的过程中这一段历程。在1985年他在谢任的时候对青年书法家的关怀，希望大家应该是真正的书法家而不是书法活动家，有学术的真谛，有一两副传世之作。这是一种文人情怀。舒先生对我们的希望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点：书法不是书法家的生活全部或者生命的全部。有人认为舒先生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书法家，没有革命家的舒同，就没有书法家的舒同，我对这种观点表示敬意和认同。为什么，我们看舒先生的作品，我们不能仅从技法上来进行评论；舒先生认为书法是他的余事，反过来讲舒先生成就不高吗？按科班出身来讲，舒先生是没有学历的。但他的成就很高，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生活。作为书法家，书法不是生活的全部。再一个，舒先生最大的成功不是单单喜欢颜体，而是选择了颜真卿，首先是选择了人。
一个书法家的人格确立非常重要。首先确定的是人格。颜真卿在“祭侄稿”里，他能看到自己的侄子为了精忠报国被奸臣陷害，他的那种浩然气质充分体现在“争座位”帖中，因为位子排的很低而愤怒。情怀是主要的，选择是主要的。如果一个书法家人格不能确立，你选择的字体，不适合你个性的发挥，你成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你成功的很慢，或者说你有100％的才气，只是达到50％或60％。再一个他把书法当成精神追求，这对我们书法家启示是很大的。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舒先生的历程诠释了一个书法家应该具有的素养和道德情怀。或者是革命情操，或者是精神追求。他一生是三起三落，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忘记把书法当作精神的东西来追求，而不是物欲的追求。我觉得作为一个书法家来说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的。这是我得出的第一点启示。
第二点启示，我认为书法渊源对一个书法家成功很重要，对于大量的临帖，我们不可能全都拥有，就像齐白石讲的，“成也三十年，背也三十年”你不可能在一生中将其所有都吸收过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找出渊源，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书法家没有解决归属问题，如果40岁的时候你的书法没有一个归属，你的书法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最后是谁那就有问题了。舒先生说他的书法是七分半，他讲，真、草、隶、篆、行、颜、柳各占一分，何绍基半分，他在晚年的时候创新内容，他的书法是创新精神和革命精神的融合。这是书法渊源的重要性。
中国书法发展到80年代，文革之后，如何振兴？首先不是他提出要成立中国书法协会的，是别人叫他干的，因为他能够担任这个责任，他德高望重，既有政治上的德高望重，也有书法大师级水平，所以叫他承担。舒先生当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将全国各省的书法组织相继建立起来，这是舒先生精神追求的结果，他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对社会上的有一种说法，说舒先生不办个展，不收弟子，认为把书法推向社会是一种文人的作法，我对这种观点不表示赞同。舒先生五岁读私塾，九岁出名。后来成就为大师，能说他不是个文人吗，所以说上面的概念是错误的，我认为舒同先生首先是个文人，他具有文人情怀。因为舒同先生的文人情怀才有书法的发展，文人首先是正直，第二是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第三是谦虚，第四有感恩和报恩之情，文人见了好的东西就象米芾拜石一样，见了好的东西，要五体投地的。不是说视而不见的。再就是文人之间心灵是相通的，相互之间是崇拜的。我过去讲文人相轻，那是真文人对伪文人的一种不屑一顾。我从看扬州八怪的结合，石涛与八大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没见过，却有很深的交情，是相互间的崇拜，这难道是文人相轻吗。文征明与唐寅的友情，唐寅做人的几次失误，文征明多次劝他而没有小看他。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讲文人的情怀，他不是简单的符号，对我今天来讲舒同的文人情怀是相当高的。他对晚辈要求“留下一两副传世之作”；在当书协主席时，把大量的民间的老先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各地甚至北京发展。在舒同身上充分体现了文人情怀。另外新旧和笔墨没有关系，笔墨和时代有关系，笔墨当随时代。我不同意有人认为现在不要谈笔墨，说笔墨是旧文人的情怀，对年轻人的压力很大。新旧和笔墨有什么关系？笔墨随时代，只要反映时代的东西就是新的。一代人作一代人的事，一谈笔墨就说是旧文人的情怀是不对的。我们今天一讲文人情怀，就说就是散谈的、败落的，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文人追求的是什么，实际上追求独立精神、价值。吴昌顾的画，我们不用去看他的名字，或者不用去看舒同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舒体。这是为什么？这是精神通过笔墨的一种外化。在谈文人情怀的时候，在当今这个时代非常有必要。现在这个时代，非常浮躁，上面的几个发言的老师都谈到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在书斋里养养浩然之气、养养谦虚之气，看到自己的作品，看到好的书法家的同道用一种崇敬的心情来尊重他，文人情怀是在当今值得发挥，弘扬的事情。
书法的作用我可以从舒同先生的一个事实上得到启示。红军到达旬邑后，要请当地名士肖之葆当参议员，他不来。他认为共产党没文化，是土匪。后来毛主席让舒同给肖写了封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当肖看到舒同先生的信后说：“字美、文雅，共产党有人才”，后来他就合作了。还有一事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大病中，见到林散之的草书之后，浑身出汗，病好了，由于敬畏而治好了大病。我觉得这说明书画艺术可以起到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