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白玉螃蟹形笔架
“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之统称也。宋梅尧臣《宛陵集》三六《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也称“文房四士”，宋陆游《剑南诗稿》二六《闲居无客所与度的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可见，文人和“文房四宝”是相依为命的，没有“文房四宝”，也就没有了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也可以说没有了“文人”。
而由“文房四宝”派生出来的“堂兄堂弟”，“表亲姊妹”，也就不少。纸怕风吹移动，就产生了“镇纸”；洗笔要有水盂，就产生了“笔洗”；磨墨要有水，就产生了舀水的小勺，同时产生了“水注”，也称“水滴”。搁砚的有砚盒，搁墨有墨床，搁笔有笔架。笔架有挂架，牌坊形、圆伞形；卧形如梯状。两端梯形，木柱上安短勾，可架笔五六支。
明 铜山形七峰笔架
笔架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毛笔在使用的间隙，需要安置在一定的位置，先秦汉代以前基本是以簪为主，那时的笔稍往往削成锥形，正是为了这个用途，不用时插在发髻之上，笔头凌空，不会弄脏其他东西，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插笔器具。大约在东汉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洛阳杏园6号墓为三国魏时期墓葬，其内有一个双手捧盂的陶俑，赤身，眼、眉、口、鼻、耳，雕刻精细，头戴尖顶帽，端坐。左肩有一孔。此人的形象与灯奴相似，应该是汉代有以胡人作奴的习惯，因此器具常有以匈奴作造型者，油灯架称作灯奴或烛佣。这个奴佣手持的盂应该是研墨用的水盂，肩上的孔当然是插笔的笔插。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是迁都洛阳前的都城，出土的石砚台，方形，形似坐床，雕镂精美的花纹，一角有一小孔。这也是插笔之用。此砚可能是高官或皇家之物。南北朝的笔插既有利用水盂、砚台的一角，不独立的器具，也出现了独立的笔插架。南朝梁吴绮《笔格赋》：“幽山之桂树……根纵横而盘互……剪其匡条，为此笔格。下跌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生，上管则圆圆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可见是树立插笔的木架。
唐诗人杜甫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诗中有“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之句，读来小景美不胜收。笔架何样？宋朝鲁应龙在《闲窗括异志》中有准确描述：“远峰列如笔架。”这使我们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山有了功能上的了解。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应该就是说置放毛笔的一种文具。
明 楠木雕三峰笔架
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载，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笔架的最早记载。根据“巧石”推测，王羲之的笔架似为未经雕琢的天然石料。1981年，浙江诸暨发现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砚台、镇纸、水盂和石雕笔架等文房用具。该笔架为石制，色泽黝黑，石质细腻润滑，高5.9厘米，长26.8厘米，雕成二十座起伏的山峦，中部山峰突兀，两侧逶迤叠嶂，是一件罕见的石雕艺术品。这说明最晚到宋代时已对石质笔架进行人工雕琢。
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木、紫砂、铜、铁、玉、象牙、水晶等无不具备。其中实用性的笔架以瓷、铜、铁最为普遍，观赏性的则以玉笔架最为典型。式样则尤为繁多。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故具体面目不甚清晰，不过从文献来看，当为山形。“若九疑之争出”材质当为木。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如杜甫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陆龟蒙诗：“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材质已不局限于木，呈多样化，如罗隐诗：“珊瑚笔架真珠履，曾和陈王几首诗。”
《开元天宝遗事》：“学士苏廷页，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遗憾的是对笔架的形状不曾提及。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材质更加多样，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有“古玉笔格”，《宋稗类抄》有“铜绿笔格”。考古发掘有影青瓷笔格水注，漆笔格、水晶笔格和青玉笔格等。宋代笔架的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即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远峰列如笔架。”而以此种形式的笔架最为多见，山峰或陡峭，或平缓，峰峦少则五个，多达二十。元代笔架的材质有铜、瓷、石等，其形多为山形，宋代前两种样式已不见有。山形笔架的山峰较宋代明显减少，一般为四五峰。明代笔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从明代文人著述多有“笔格”条目可知，如高溓《燕闲清赏笺》、屠隆《文房器具笺》、文震亨《长物志》等。
明清之际，笔架由最初的石质发展为瓷质。明代瓷制笔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确纪年的为正德时青花笔架，如青花缠枝灵芝阿拉伯文笔架，以雕塑技术成型，为五峰山状，中峰略高，两侧山峰渐次。五峰以青花勾勒边线，内绘缠枝灵芝纹饰，中峰开光内书有波斯文字。五峰山下为青花勾云纹。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明代瓷质山形笔架的另一特点是山形随意，并加以彩绘，如青花五彩笔山，为三峰山形，峰形极为随意，山峰上雕有龙纹，并饰以青花五彩，纹饰清晰，色彩艳丽，为万历时器物。可以这样讲，明代中晚期是瓷质笔架的大发展时期，而且笔架的形状各异，除实用之外，可供把玩。
故宫藏明万历青花三龙纹笔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径15.5厘米。塑三条立行龙，中间龙怒目伸爪，两侧龙昂首呼应。基座为海水江崖纹，下呈弯月状足。底长方框内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三龙纹笔架为万历官窑创新之作。笔架除瓷质外尚有玉、木、竹、铜、铁、漆、珊瑚、象牙、犀牛角等制成。故宫藏明晚期尤雷复制作的犀角雕仙人乘槎笔架，通高6.4厘米，长10厘米，雕作一截老树形槎，枝杈屈曲。上卧一仙人，手执拂尘，神情闲适。底刻有阳文“尤雷复”篆书款。下配染色象牙底座，雕染成碧波翻卷，衬托仙槎人物，颇为传神。此笔架采用镂雕和浮雕技法，构思巧妙，利用有限的材质创造出丰富的形象。再如故宫藏明晚期象牙雕海水双龙纹笔架，通高9厘米，底径16厘米。底架呈山字形，雕双龙盘绕于五峰之间，波涛翻卷，气势雄伟。此器以圆雕技法雕成，刀锋刚劲有力，造型庄重、浑厚、朴实，显出典型的明代牙雕艺术风格。此时期的笔架由最初单纯的实用性发展为实用性和观赏性兼具，有的甚至只做观赏与把玩。造型变得多样，构图极具个性化。清代佚名《乾隆朝服像轴》中弘历手握毛笔，案上有砚台、水盂、镇纸、笔架等。这种“山”字形的笔架，后来俗称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