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京王镛书当属广义的碑书范畴内：以隶书、砖文等碑石为基直追汉魏，得重、拙、大、朴之趣。乃当代碑书最能体现汉魏风骨者。笔者以为尚需增一“深”字，失此字，重拙大朴仅为皮相耳。王镛作品颇深，颇得艺术之“自然”境界，恒诸古人，当可立世不倒。然王镛行草书时露荒率、枯燥气，“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意未加深刻注入行草。可否再多一些润墨补之？对于介于楷隶之间的“砖文”型书法作品和大篆作品，尤其是对联形式，几无懈可击也，论笔墨、论风格、论造境均堪称一流，然十年不变亦为大家之短也。形式构成之大家在得“苍朴”气之基础上有否勇气再向“浑茫”——“充实而有光辉”之更深化境开拓耶？王镛乃前段流行书风之代表人物，短锋作书，以侧取态，深深地感染了一大批青年书家，追者众矣。近流行书风转为二王风，王镛亦依独家阵地办展、出杂志、举办讲座，等等，声势虽不及前，但亦得轰轰烈烈之效。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对于自己书风之影响或曰打造流行书风、功建书坛，大可不必过于倾尽心力。当你过于在自我倾慕的风格中加入人为推动之种种力量时，实际上，对于自己反倒是一种“伤害”：因为即使再出色的书风，如果长时间保持一种覆盖气势，会对大众的审美心理造成很大的疲劳感，进而失去应有的审美愉悦而致抛落。而当我们在功成之时更多地选择一种适度的表现，弱化自己，反倒会被人追加上许许多多人为因素所不能达到的强化之功。这对于多样化的书风发展亦为有利。其实书法的发展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万事过则反矣。
4、四川何应辉楷隶、行草均佳。楷隶书用长细尖“蜂腰”型笔具，拖、抹之下将笔锋的特异偶然特征发挥到极致。其书不及王镛之野朴霸气，但温润之气过之，故王重质，何重文。王求自然野逸之拙朴，何求人工温润之拙朴。故何书之楷隶作品总是流露出一些刻意的痕迹，在刻意中求自然。在雕琢中求大朴，其根在于心性是否“自然”，是否“大朴”。曲折线的过多使用，蜂腰笔的尽全力展现笔姿后的频繁蘸墨，起讫、行笔中的过多扭曲漂移乃造其书人工气增，自然气略失之因。看来，一笔一字之书写均为全篇考虑，实难。故何书创作应再将视线注目于整体，局部不妨用线再多些直笔，有了直笔的衬托，曲笔之优美反而益显矣。有时书家心中之种种审美意趣表现欲过强，强到有时超出失去自我的程度，此大谬。艺术家应该首先对自我进行体认，自己适合表现什么类型的风格，不适宜表现什么都要心中有数，当我们看到某种心向往之而又不完全合乎自我心性之风格时，在下以为只能以自我之本真心性去改造某种风格，被其异化或许偶得一二佳作然则本我尽失，本我不存，遑论艺乎？观何书，其实“文”更为多矣。其行草书近年愈发得山林之萧散气，巴蜀文士风毕现。适度的涨墨颇具林散之用墨之趣，将其书线条之简、单疵得以化解。所以何应辉无论行草还是拿手的隶书，若欲造大境，当以文为主，以文化朴，以文得朴，文朴辉映，归于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