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碑帖（1）
第一节碑帖简介
碑和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特指和泛称。现在我们所说的碑帖，是泛指可供学习书法临摹仿效的范本，几乎包括所有古代著名的金石刻辞的拓本和名贤的刻本、临摹本或影印本。下面就分别进行介绍。
碑起源于周代，最初是指人为树立的经过加工的石版。其或立于宫庙之前，供“识日影，引阴阳”之用；或立于宫庙大门之内，用以拴系将作牺牲的牲口；或立于墓穴四角，用以吊引棺椁进入墓穴。这些碑都还没有文字。大约到了汉代，由吊引棺椁入墓穴的碑演化成了所谓“神道碑”，开始在碑石上镌文刻字，或埋入墓内，或立于墓道，以纪颂死者的事迹功勋。自此之后，镌刻文字的碑碣（方曰碑，圆曰碣）便兴盛起来。除了为死者立碑之外，也有为重大缉私、征伐，以及为寺庙、名塔的修造等立碑的。所以历代遗存下来的碑碣极多，据清人孙星衍、邢澎《寰宇访碑录》及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所记载，其数目在一万以上。
古人不论为何事立碑，目的都是想垂示后人，令其传之久远，因而碑的书手一般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隋代前碑文书法的精美，都能证明其书手均非等闲之辈。唐代以后的碑，依习惯都署有书家姓名，大都是人所共知的名流。可以这样说，古代的书碑是当时书家表现自己技艺的重要机会。历代遗存下来的这些碑版字迹，又成为保存我国书法艺术珍贵遗产的宝库。
由于古代没有纸，用竹片、木片和布帛为书写材料，人们把写在竹片、木片上的叫简，写在布帛上的就叫做帖。后来在书学上把所摹刻的古人书法及其拓本也叫做帖。由于这种帖是供人学习书法临摹的法范，所以也称法帖。法帖有单帖和丛帖之分。单帖是只取某一人的某一书迹单刻为帖；丛帖则是兼取多人的多种书迹分卷合刻为一帙的帖，也叫套帖。单帖出现得早，大约在魏晋时期已经开始流行，唐宋之后大兴。著名的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等等。
第二节碑的种类
广义的碑是刻帖以外所有文字刻石的总称，所以其中包括多种具体的形制。
一、刻石
刻石之名由来已久，比“碑”更为古老。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秦国的《诅楚文》应该属于刻石，文字属籀文系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此后就把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公德万代流传而刊刻的六块石头称为“刻石”，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之罘刻石》。《泰山》等刻石上的字体是小篆，据说出自李斯之手笔。小篆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官方的整理和改造，所以《泰山》等刻石上的小篆，无论在汉字史上还是书法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小篆虽然是秦代由国家规范的正体文字，但它并没有摆脱古文字线条繁复、体势拘束的格局，不便书写。故与小篆同时，民间却开始流行一种“解散篆体”的隶书。汉兴而承秦制，隶书得以更快地发展并广泛应用。但西汉时无论较少见的篆书还是多见的隶书，一般用于匾额和简策，刻石很少见。其中最早的是《群臣上寿刻石》，是一竖行篆书，字已含有明显的隶书味道。此外的西汉刻石皆为古隶，即无波磔的隶书。《莱子侯刻石》全文35字，是西汉刻石中字数最多的。另外还有《五凤二年刻石》、《鲁北陛刻石》、《霍去病刻石》、《广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杨量买山刻石》等。
刻石之名由来已久，比“碑”更为古老。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秦国的《诅楚文》应该属于刻石，文字属籀文系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此后就把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公德万代流传而刊刻的六块石头称为“刻石”，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之罘刻石》。《泰山》等刻石上的字体是小篆，据说出自李斯之手笔。小篆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官方的整理和改造，所以《泰山》等刻石上的小篆，无论在汉字史上还是书法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小篆虽然是秦代由国家规范的正体文字，但它并没有摆脱古文字线条繁复、体势拘束的格局，不便书写。故与小篆同时，民间却开始流行一种“解散篆体”的隶书。汉兴而承秦制，隶书得以更快地发展并广泛应用。但西汉时无论较少见的篆书还是多见的隶书，一般用于匾额和简策，刻石很少见。其中最早的是《群臣上寿刻石》，是一竖行篆书，字已含有明显的隶书味道。此外的西汉刻石皆为古隶，即无波磔的隶书。《莱子侯刻石》全文35字，是西汉刻石中字数最多的。另外还有《五凤二年刻石》、《鲁北陛刻石》、《霍去病刻石》、《广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杨量买山刻石》等。
二、摩崖
摩崖指的是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文字，就是在需要叙功或记事的地方，就地铲平一块石壁勒刻文字。由于石壁不能像碑石那样进行精细的加工，所以字的石底都不平整，而且摩崖的字一般都较大。有人认为秦之《碣石刻石》即是摩崖，但因已没入海中无法得见。其他如贵州的《红岩刻石》、河北的《坛山刻石》，前者文字至今不识；后者仅四篆文，传为周穆王所书，但从其字来看绝不可能，且原石久佚。现存最早的摩崖文字是陕西褒城的《开通褒斜道刻石》。褒斜道是连通褒水、斜水两条河谷的一条人工架设的栈道，长200余里，用工70余万人，历三年而成，于是在道中摩崖上刻此铭文以记此事，时为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字体为古隶，大小、长度、广狭参差错落，既有天然的韵味，又有雄强的骨力与威势，被称作“神品”。
其后出现的摩崖还有：东汉隶书的《石门颂》、《四狭颂》、《郙阁颂》（以上三种被合称为“三颂”）、《杨淮表记》；北魏至北齐间，今山东境内的云峰、太基、天柱、百峰诸山上的《郑文公上、下碑》、《论经书诗》、《登太基山诗》、《东堪石室铭》、《尖山摩崖》、《岗山摩崖》、《葛山摩崖》、《铁山摩崖》（以上四种合称“四山摩崖”）、《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南朝梁刻于今江苏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等等。
摩崖有不少都是直接奏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三、碑与碣
狭义的碑当然会有大小和顶部形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统统都可称之为碑。如果分开来说，则有碑和碣的区别。流传最广的是唐代李贤注解《后汉书》时的说法：“方者谓之碑，员（即“圆”本字）者谓碣。”这就是说，从正面看，上顶为圆弧形的是碣；上顶平，正面呈长方形的是碑。还有一说法出自《唐律疏议》引《丧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既然从官位的高低来规定，显然大者为碑，小者为碣。但具体的尺寸之别没见记载。历史上直接称作碣的甚为少见，如东汉永寿元年的《
四、墓志铭
东汉末年，曹操下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也因循此令，所以碑版稀少。但人们悼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这种埋放于墓中的刻石形式。其先以平常的叙述性语言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为“志”，末尾有几句押韵的文字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叫做“铭”，合称为“墓志铭”。定型后的形制是两块一样大的正方形石头，刻有铭文的一块在下为底，刻碑额内容的在上为盖，多用篆书，有时四周还有花纹装饰。禁碑之令废除后，此风不改，墓碑与墓志铭兼而有之者多见。
墓志铭在定型之前，有多种样子。如清乾隆年间出土的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圭形墓志”；方趺圆首与碣无别的，如《刘宝墓志》；定型为有底有盖二石是在北魏时期，如果底、盖俱全，称为“一合”，如北魏的《元显隽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等。
墓志铭盛行于隋唐，特别是在唐代，数量远超过六朝，至今著录的就有2000余种，仅张舫的《千唐志斋》所录即达1250种。宋元及以后则锐减。
五、石经
石经是指刻石的文字是儒家、佛家或道家的经典，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命名的。
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及广泛应用之前，文字的传播只能依靠手写，不但效率低，而且辗转传抄往往导致错误频出，大大影响了文字的准确性。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思想已经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于是儒家经典准确地普及已成必须。《后汉书·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刊立对校正古籍以及对文字、书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毁损散落。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煊赫一时的46块碑石，今天只能见到寥寥数块残石。
其后相继出现的儒家经典刻石还有：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以古文、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二经，故又名《三体石经》。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物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后蜀广政年间（公元938—965年）所刻立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年刊于汴梁太学的《嘉祐石经》，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四山刻经摩崖》和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刻经》。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六、造像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于龙门开凿石窟刻制佛像，有些附有造像题记，记载出资造像者，即“供养人”，造像的因由，即为造像记，总计有2000余块。著名的造像记有所谓“龙门四品”、“龙门十品”、“龙门二十品”、“龙门三十品”之名。
“龙门四品”包括《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和《魏灵藏》四种造像记。“十品”包括《孙保》、《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夑》、《大觉》、《牛橛》、《高树》、《元详》、《云阳伯》。“二十品”名声久负，它包括“四品”全部，“十品”中的《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夑》、《高树》、《元详》，另加《马振拜》、《高太妃》、《道匠》、《尉迟》、《一弗》、《解伯达》、《惠感》、《郑长猷》、《法生》、《元祐》20种。“三十品”乃“二十品”之外另选的30种。这些造像的书法都属于魏碑书的代表作品，体现出一种浑厚、朴拙、自然、雄强的阳刚之美。
除以上六种外，属碑类的刻石还有界至（界碑）、经幢、桥柱、井栏、石阙、题咏题名、医方刻石等。附一：最大的碑林
我国最大的碑林在陕西省西安市三学街，原文庙所在地，现为陕西省博物馆，又称“西安碑林”。其中收藏了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志共2300多件。藏碑的房屋面积达
碑林的最早建立是为了保存唐代所刻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局势不宁，卫戍京都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缩小以加强防守。同时将原长安城的一些重要碑刻集中到一处，易于保存。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漕运使吕大忠等人又将全部石经和其他重要碑石迁移到府学北面（现址）。后又把唐以前的碑碣陆续汇集一起，将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和《建学碑》立于中央，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书法名流的碑石分立东西两翼，西安碑林从此有了一定规模，并经历代修护，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从古代文献资料的保存价值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刻的《开成石经》，计114石列联成屏，两面刊刻。其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后又增补《孟子》一书，合为十三经，历时五年才完成，是我国现存唯一完整的一部石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石经共计有650252万字，是一座大型石质书库。
从艺术价值来说，碑林荟萃了自秦汉迄明清各代名家手笔。凡篆书、隶书、草书、真书（楷书）无不齐全。如秦代李斯写的篆书《峰山碑》，汉代隶书《曹全碑》，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草书《千字文》，唐代颜真卿写的真书《多宝塔碑》，柳公权写的真书《玄秘塔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附二：最完整的西夏文碑
现存甘肃省武威县文庙内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一块西夏文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据说这块西夏碑不知什么朝代被封闭在一座碑亭内，直到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才被甘肃省著名学者张澎之发现。这是我国保存最大最完好的西夏文碑。
西夏碑碑座束腰，方形，四角削成斜坡状，边沿杀角，大体上似龟形。碑身高2
正面正文为西夏文楷字，计28行，每行65字，第一行意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文”。背面为汉文楷字，计26行，每行70字，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上半段已残缺。两面碑文四周都有线刻卷草纹。
西夏碑的内容叙述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城内护国寺有一座佛塔，在前凉时期（公元314—376年）曾显“灵瑞”，西夏夭祐民安三年（公元1092年）武威地震，佛塔被震倾斜，正要派人去抢修，不料佛塔竟自行恢复了原状。西夏皇太后、皇帝得知后，下诏重修，工程完毕后，立碑记事，以颂扬佛的“灵应”和西夏统治者的功德。当然，这些内容是荒诞不经的，但有些记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如关于1092年武威地震，过去文献中没有提到，现在国内编写的地震资料汇编中就补充了这一条。再如碑中题名不用“大夏国”而用“白上国”，这个国名在汉文史籍中没有记载。此后，在发现的西夏文字典和一部分西夏文字佛经的题款中也见到用此国名。经查考，“白上国”是指“白河上游的国家”，证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原来的住地是在白河流域，即当今川、青、甘三省交界的区域。
附三：文字最多的墓碑现存墓碑中文字最多的一块是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碑，现矗立在江苏省苏州市灵岩山麓。
韩世忠的墓碑全名为“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傅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礼泉观使咸安郡王食邑一万八千三百户实封七千二百户进封蕲王溢忠武神道碑”。据测：碑宽近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为韩祠（即纪念和祭祀韩世忠的祠庙）写一副楹联。上联就提到“万字碑”：“祠庙肃沧浪，更寻来一万字，弯碑（指蕲王的大墓碑）新焕岩前榱栋。”这正是以怀念这位英雄名将来激励自己。
韩世忠死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同年十月葬在苏州灵岩山麓。当时，他并没有被封为“蕲王”，墓前也没有墓碑。因为当时秦桧还在，竭力阻止高宗“车驾临奠”，丧事简略，营墓也不可能铺张。直到葬后26年，即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宋孝宗才追封韩世忠为蕲王，并为他立碑，叙述韩世忠抗金功绩，用字万余，成为一篇最长的悼念文章。
1939年6月，蕲王万字碑被飓风吹倒，碎为十余块，1946年才由当地灵岩寺住持妙真等请工扶正。可惜碑已断碎，只好分两段并立。解放后又进行修整加固，供游人观仰。
第三节帖的种类
帖的制作目的是为了传播书法作品，所以必然都是摹刻上石的。帖石刻成后，或置于室内，或镶于壁中，以纸墨拓下后装裱成册，以供欣赏或临摹。刻的目的就是为了拓，所以何时刻帖即有何时的拓本。
传说王羲之曾书写小楷《乐毅论》并亲自镌刻；传智永曾摹刻《兰亭序》；传南唐后主李煜曾刻《澄清堂帖》，但皆不可信。现所见可确认的最早刻帖是《淳化阁法帖》，简称《阁帖》，系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的，被称为法帖之祖。全帖共10卷，二王（羲之、献之）的作品占大半，共5卷，另有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及古法帖3部分，共5卷。当时大臣凡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得获赐一部。但不及百年，官拓本已极难求得。但负责编刻的王著学养不足，无论选帖、标题、编次都有不妥之处，受到后人的批评。因原刻版早已不存，故最早是木版、石版说法不一。《阁帖》为刻帖开创风气，不久就出现了翻刻其中一部分的《二王帖》（公元1206年）和全部照样翻刻的《绍兴国子监帖》（公元1141年）、《淳熙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公元1185年）、《贾似道本淳化阁帖》（公元1371年）和《肃府本淳化阁帖》（公元1615年）（又名“兰州本”）。清代有《重刻淳化阁帖》（公元1769年）。另外有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又增减重编的，如仅晚《阁帖》50年的《潭帖》（又名《长沙帖》，有公元1045年和1048年两种）、《系鱼堂帖》（又名曰《临江帖》或《清江帖》，公元1092年）和宋徽宗命蔡京主持的《大观帖》（公元1109年）；有为《阁帖》续编的，如《绛帖》（约公元1050至1060年间）、《太清楼续法帖》（又名《建中靖国秘阁续帖》公元1101年）和《淳熙秘阁续帖》（公元1186年）。
尽管《淳化阁帖》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但它对优秀书法的流传，尤其对宋代以行书为主的书法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像《淳化阁帖》这种把若干种帖汇为一帙的法帖叫做“丛帖”、“汇刻丛帖”或“套帖”，又有集刻一家诸帖（如宋刘元刚专集颜真卿作品的《忠义堂帖》，宋汪应辰选集苏轼作品的《西楼帖》，南宋高宗赵构专刻米芾作品的《绍兴米帖》）和集刻各家作品（如上述《淳化阁帖》等）之分。丛帖据统计有350余种，容庚所著的《丛帖目》收集了其中的286种。
明清两代刻帖之风大盛，在300余种丛帖中，明清占了绝大部分。现选录一些明清丛帖如下。
明代：华夏《真赏斋帖》、文征明《停云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邢侗《来禽馆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岗斋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冯铨《快雪堂帖》。
清代：梁清标《秋碧堂帖》、康熙御制《懋勤殿帖》、乾隆御制《三希堂帖》、曾恒德《滋蕙堂帖》、成亲王（永瑆）《诒晋斋帖》、王铎《拟山园帖》、刘光旸《翰香馆帖》、孙星衍《平津馆帖》、铁保《惟清斋帖》、孔继涑《玉虹楼帖》、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帖》、裴景福《壮陶阁帖》等。
其中的《三希堂帖》全称《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最后一部官办法帖，由雅爱书法的乾隆皇帝特谕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等据内府所藏魏晋至明历代法书编成。其卷帙之富非其他法帖可比。帖名是因乾隆帝宝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种珍贵墨迹而自号其室为“三希堂”而来。全帖32卷，收历代书家134人的340余帖，刻为495石。摹、刻、拓俱为天下良工。初拓浓墨本称“乌金拓”，流传极少。此帖初刻无花边，约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增刻花边。不足处是识鉴不精，多有伪作。原石今存于北京北海公园琼岛西侧之“阅古楼”。
除丛帖之外，还有一种是仅刻一件作品的，叫做“单帖”、“单行帖”或“单刻帖”。如南宋贾似道刻钟繇《宣示表》；明杨政据叶梦得所摹刻于松江的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传为欧阳询临摹，宋代刻于定武的王羲之《兰亭序》，南宋贾似道以佳石刻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世称《玉版十三行》）；宋大观三年二月刻于关中的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即《关中本》）；宋元祐二年薛绍彭刻孙过庭《书谱》；宋刻，今藏故宫的孤本宋徽宗楷书（瘦金体）《千字文》等等。
第四节碑帖的区别
有人以竖石为碑，横石为帖，这样的分法未免失之粗浅，不能这样简单地认为。一般来说，碑与帖的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功用不同
碑是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记事用的；而帖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拓本）。
二、文字内容不同
碑是为了颂德、记事，因此有一定的文字格式和内容；帖则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书法精者片楮只字皆收，故内容庞杂、形式不一。
三、书体不同
隋以前的碑都是篆、隶、楷书，唐初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除了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则以简札为主，因此行草、小楷居多。
四、形制不同
碑是长方形的竖石，高辄丈余，有额有趺，往往四面刻字；而帖为横石，一般高不盈尺，无额无趺，一般只正面刻字。此外，帖有木刻的，而碑却很少。
五、上石之法不同
碑大都书丹上石，帖大都摹刻上石；书丹是用朱墨直接写在石上，摹刻是从真迹钩摹上石。
六、刻法不同
古碑之刻，有时因循刀法与书丹原迹，容或有所出入，北朝碑刻，有的甚至不书丹而直接奏刀；而帖必须忠于原作，力求刻成后的效果与原作毕肖。
第五节临帖
临帖是书法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书法创作和运用的基础工程，临帖过程如何是学书成功与否的关键。
首先，临帖要会选帖。这一步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学书的走向及深度，甚至成败，不可随便处之。第一要“取法乎上”。古人云：“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这是我们择帖的前提。同时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己审美需求的法帖。你若喜欢它，说明这种范帖和你有默契相通之处，容易人帖相融，能较快地掌握范帖。另外，选帖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规律，选择笔画、结构皆法度严谨、规律性强的范帖。以后再逐渐选其他字体和风格的字帖。书体上一般先隶、楷等正书再行草，先立后奔。
其次，临帖要“三结合”。即临帖和读帖结合，临帖和摹帖结合，临帖和背临结合。读帖是对范字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包括读笔画、结构及章法等。临帖前要统读，对范字的特点有个初步、大体的印象。临帖过程中要边读边临，看准每个笔画的位置安排、形态特点和相应的笔法。其长短、粗细、曲直、斜正、起、行、收的位置，用笔的藏、露、转、折、提、按、顿、挫、回锋、出锋等等，都应做到心中有数，下笔方能准确到位。读帖是临好帖的前提，只临不读的“抄帖”式临写是写不好字的。摹帖较容易，习惯上认为是初学阶段采用的一种方式，如临帖中适时进行摹帖，会发现手下之字和范字的差距，加快、加深对范字的理解和学习。姜夔《续书谱》云：“临帖易得古人笔意，而多失古人位置；摹帖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可见摹临结合能互取其长，互补其短，促进学书进步。背临是学书较高阶段的一种临帖，是出帖前的准备，在临帖中结合运用，能检验临帖效果，发现对范字掌握的不足，加强对范字的记忆和把握，促进临帖。
再次，临帖要临一帖。即：学书中把选好的范帖临好，为自己所用，以后再临习其他范帖，不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一帖没学好即改弦易辙，这样只能学一帖，扔一帖，最后哪一帖也没有学好。另外，临帖时要态度端正、尊重范字，以临像、临准为原则，不可把自己的书写习惯强加于范字之上，对范字进行篡改，这样只能陷入误区，导致学书失败。
然后，临帖要持之以恒，任何学习都是从一点一滴学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临帖更是如此，只有每天坚持临帖，持之以恒，时间久了才能学有所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学不成书法的，只能半途而废、碌碌无为。同时要克服急于求成、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急功近利的心理，这些都是学书时的拦路虎。
最后，临帖要和应用结合起来。临帖是为了掌握书写技巧，提高书写能力，以服务于运用为目的，如果临帖中注意运用，能促进临帖。通过运用使我们了解书写的不足和问题，促使我们临帖时对范字进行再认识，增加学书的动力和目的性。应用又是多方面的，如写信、写文章、写日记、写作品等，平时我们有意识地运用所学，学既用、用既学，学用结合，形成习惯，日久天长，定会学用合一，既提高了临帖质量，又达到了应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