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健 屈菁 ：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艺术特征(组图)

本文刊登于《美术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突出体现了中国美术家在社会、民族与国家面对重大灾难性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敏锐艺术洞察力、担当、情怀与思想的力量。与西方灾难主题美术创作强调个体感受，侧重反思与批判的价值取向不同，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更加强调“国家意识”，强调艺术的正面引导与服务、教化功能，强调艺术家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始终把如何表现抵抗灾难、战胜灾难，塑造英雄人物，讲述感人故事，提升国家形象，为时代发声作为创作的根本任务，注重艺术创作“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方式，“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的故事完形模式，并以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鼓舞人民，讴歌时代，成为美术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关键词：灾难主题美术创作灾难审美新中国美术英雄主义国家形象塑造

一

灾难是由自然或社会原因引起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破坏的社会性事件。一部人类演化史，就是一部人类与各种灾难不断抗争的历史，从古巴比伦《季尔加米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文学作品，中国古代“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到中外艺术史上《维苏威火山爆发》《梅杜萨之筏》《格尔尼卡》《流民图》《重庆大轰炸》等名作的诞生，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各种灾难故事。可以说，突如其来的灾难以其对肉体、精神摧毁性的伤害，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人们不断与之抗争的勇气和对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更为深刻的反思。因而，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灾难一直就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并形成了灾难文艺与灾难美学的传统。

灾难主题美术创作是指以描绘、反映重大自然、社会灾害和灾难如地震、洪水、火灾、疫病、战争等内容的美术创作，一般都具有真实的现实或历史依据，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宏大的叙事结构，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种类型。新中国美术创作对灾难主题的关注与表现，

主要集中于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如1954年的长江洪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以及眼下正在遭遇的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可以说，每当历史的进程遭遇到突发灾难的侵袭时，对灾难的艺术回响便会瞬间被调动点燃起来，并成为这一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

考察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围绕对灾难主题的艺术表达，突出体现了美术家在社会、民族与国家面对重大灾难性时所表现出的勇气、担当、情怀与思想力量。产生了如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中国画）、周思聪《人民和总理》（中国画）、侯一民等《抗震壮歌》（巨幅素描壁画）、孙震生《回信》（中国画）、赵培智《来自高原的祈福--5.19国家记忆》（油画）、孟福伟《生死时速》（陶瓷）、李玉旺《使命》（中国画）、焦兴涛《烈焰青春（雕塑）等一系列在不同时期具有很大社会反响的美术创作，并形成了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独特的审美视角和鲜明的艺术风格。

二

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始终把抵抗灾难、战胜灾难，对时代、对社会的认同与赞美作为创作的核心任务。这种情感既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也有其必然的现实依据，究其根源，千百年来大一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的承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历史使命感，以及百年来中国现代美术“关注现实、紧贴时代、为民族命运呐喊、讴歌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倡扬为人生而艺术，追求和谐、质朴、清新的美学趣味”【1】潮流，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艺术家们积极深入生活，表现时代的行动指南。使“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成为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真挚感情和自觉行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当中华民族到了危难的时候，更需要艺术对人心的召唤，需要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深刻把握的伟大作品，需要艺术家以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悲悯之心，与国家和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把个体的“小我”，融入到对“大我”的格外珍惜中，把“为时而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把传达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态度作为自己的责任，服务人民，讴歌时代。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悲痛的废墟上，孕育出绝美的风景，看到新生的希望，在苦难的回顾中反思生命和生存的本质、展望人类未来的图景。

荣获第11届全国美展金奖、由孙震生创作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作品《回信》（中国画，195×150cm），就是一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作者对“生”赋予了别样的理解，在描绘对象的选择上，敏锐地抓住了“重组家庭”这一震后特殊的生活细节并进行了细腻的刻画，把灾后人们历“死”而“生”，因生而“感恩”作为主线，塑造了重组家庭里四个伶仃离散的孤儿与两位妇女正在专注地给为他们寄来御寒毛毯的解放军叔叔写回信的故事，把藏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贯穿在画面形象的塑造中。画中孩子们或席地而坐，或倚门伫立，字斟句酌写信的形象和身后大人们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受到了这一个已经摆脱了灾难阴影的家庭，从精神上已经实现了“向死而生”的跨越。讴歌了灾难面前人性的美丽和爱心的永恒，传达了对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的认同。同样的例子在黎雄才创作的《武汉防汛图卷》（中国画，30.4cmx2788cm）亦可得到验证，这幅以1954年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为背景的作品，以防汛历程的发展为线索，用史诗般的浩瀚场景，展现了军队和人民群众在大灾难面前惊心动魄的抗争精神并最终赢得了胜利，成为“反映了新社会人民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徐燕荪语）的代表作品。这类作品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画面里场景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始终围绕人在与灾难的抗争中所表现的无畏、乐观与豪情，并突出了胜利、幸福、知足、感恩、自豪等对社会、时代认同的精神感受。

三

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对英雄主义情怀的表现是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的又一特征。刘劭《人物志·英雄》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的描述，英雄情结是人类对于自身缺陷和不足的反向映照，对英雄的期待和崇拜，寄托了人类对超越自身局限性的美好愿望。而中国人集体记忆中建功立业的意识和“为天地立心”的思想，正是这种“英雄”观的民族体验。它不但能从古代对英雄赞美的文艺传统中找到源头，也可以从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找到根源，并催生出一种以对“英雄情结”的精神赋形为内容，以“英雄叙事”为特色的文艺创作模式和受众期待。“五四”运动高呼“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英雄，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都是英雄的时代记忆。新中国美术创作对英雄的塑形，离不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表现手法的滋育，离不开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新时代更是把歌颂祖国、礼赞英雄，塑造出时代化、生活化、艺术化、立体化的英雄形象，作为唤醒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集体记忆、重构国人精神图腾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对英雄的塑造，大致可分为领袖塑形与平民塑形两大模式。其中对领袖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强化了革命政党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定秤星”的作用，对于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鼓舞群众战胜灾难，提升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家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时代的记录者，独立的思想者和担当者，总能发现题材，运用艺术的语言记录现实中的闪亮时刻。如曾获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中国画，151x217.5cm）表现的是在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后，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赶去灾区视察慰问受灾群众的情景。在艺术处理手法上，周思聪以三角形的金字塔构图，中西融汇的造型，水墨淋漓的笔墨，真实、细腻，准确、生动地塑造了周恩来总理心系灾区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感人形象。画中周总理形象的塑造，并没有采用那个时代惯用的“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模式，而是将领袖人物置身于群众的半包围之中，通过视点的导向，把周总理严峻关切的神情，经历大地震的群众憔悴的神情和见到领袖后急于诉说的历史真实表达了出来，用刘曦林的话说，就是“艺术家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勇气，冲决了假大空的思维模式对艺术的桎梏，在更深的情感和心理层次上打动了观众”【2】，成为新中国与时代同步的现实主义美术的经典作品。相类似作品还有邵亚川《巡堤》（油画）、王西京《守望生命》（中国画）等，都是表现灾难时刻领袖人物与群众休戚与共的佳作。

对平民英雄和群体英雄的塑形在灾难主题美术创作中具有广泛的表现。这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逻辑。作为历史范畴，人民群众从本质上是指一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的群体形象，而英雄则是其所在时代群体意志的抽象代表者。列夫·托尔斯泰说：“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牺牲自己”，每当灾难临头之时，必有英雄人物舍生取义，挺身而出，带领或帮助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走出灾难的梦魇，完成其精神对时代的超越。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依然遵循现实主义美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宗旨与价值判断原则，坚持“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再现，不完全是对原历史的机械重现，而是作者所代表的某种历史观对于那些事件与人物的历史价值表达或判断。”【3】通过重构现实，以更为集中、概括、鲜明和带有普遍性的审美眼光塑造艺术的“典型”性，引起观众“共情”，如徐鸿飞表现2003年“非典”的作品《邓练贤烈士像》（雕塑），黄华三表现抗击新冠肺炎中的钟南山院士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中国画）等，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在现实中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型，艺术家在为他们塑造艺术形象时，必须考虑观众对英雄人物的视觉认知，把真实性作为第一要素，把形神兼备作为最高目标。对英雄群像和英雄主义情怀的表达有李玉旺的《使命》（中国画，195x178cm）,作为第13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这幅“英雄群像”取材于被称为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的普通消防员的生活。他们以血肉之躯和“赴汤蹈火”的勇气，践行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成就着平凡世界超级英雄的理想。作者在塑造这一组人物时，选取的表现视角非常平实而有亲和力，画面中并没有直接描绘惨烈的火灾救助现场，而呈现给观众的是消防员灭火抢险后整装待发的瞬间，他们站位或正或侧，看起来略显疲惫但不失刚毅的神态，沾满灰尘和带伤的脸庞，与场景中氧气瓶、绳索、斧头、头盔等道具形成呼应关系，画面气氛平和而温馨，让人浑然忘记了他们就是刚从硝烟未烬的火场走下来的英雄。这种“具有平民化色彩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回避了传统叙事模式中对英雄的神话，具有某种抽象化、符号化的特征，体现了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芒，契合人民对英雄主义情怀的期待，使得“神在去神化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平凡的人”，在视觉上使人更具亲和力。这些特征在王珂《都是热血儿郎》（中国画）、（苗再新《生死挺进》（中国画）、袁武、马寿民《亲人》（中国画）、庞茂琨《天使》（纸上铅笔速写）等作品亦有呈现。

四

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独具特色。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4】国家形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形象的认同，总是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关联在一起的。张法先生认为“国家形象”离不开国际和国内两大背景，“既是世界不断地认识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不断的自我认识的问题”，具有“可塑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涉及中国艺术的整体性和当代性的国家形象塑造、艺术多元性和相关性中的国家形象塑造、艺术创作的规律性与国家形象塑造以及何种艺术形象可以代表民族复兴中应有的国家形象等方面。【5】。新中国美术塑造国家形象是多方面、多层面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面对灾难来临，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英雄气概，都与国家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中鲜明的国家意识，主要体现艺术家们自觉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融汇到艺术创作中，把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当做他们的历史使命和主动追求，使灾难主题美术创作中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成为一个不约而同的艺术现象。具体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中反复被塑造的军人、医生、消防员、志愿者以及他们的群体艺术形象，成为“最美的人”，这些被

人们称之为“子弟兵”“白衣天使”的无名英雄，他们不怕危险，迎难而上，甘当灾难面前的“逆行者”，正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写照，也是危难时刻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在焦兴涛《烈焰青春》（雕塑）、李根《最可爱的人》（油画）、游健《铁壁》（油画）、赵振华《抗击非典》（油画）等作品中均有很好表现。二是由国家力量组织发动的紧急救援行动以及为此调动的各种大型的救援装备、救生设施、物资等被艺术家们作为某个“事件”或创作的背景记录下来，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留在了艺术史册，成为国家精神风貌最有力的证明。如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作品，由侯一民、孙景波、邓澍、戴士和等近40人集体创作完成的《抗震壮歌》（素描壁画，230x18300cm）可以说是国家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一次壮丽的展示，该作品是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壁画创作，作品充分发挥了素描作为工具和描绘手法写实、细腻的特点，用巨幅画面真实再现了地震爆发、山河易容、“铁军”来了、八方驰援、军民大爱、人道关怀、人性光辉、国际深情、悬湖抢险、帐篷小学、举国悼念、希翼之光等系列场景和众多人物，并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提炼上，突出国家力量对灾难的快速反应能力，展现了伟大时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风貌与主旋律导向的特色，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巨大灾难时团结友爱、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担当。类似的作品还有翁凯旋、刘影《决战前夜--记火神山医院建设》（油画）、尹西陵《逆行--公元2020除夕·夜》等。此外，近年来创作的一批优秀作品如伍栋坤《中国维和部队》（漆画）、张小磊《援非医疗队》（中国画）、续合元、续鹤贤《为天下安宁》（油画）等，更是将视野延伸到表现中国勇士面对国际人道主义灾难时所表现的大担当上来，体现了“兼济天下”的大国气度和超越小我的人间大爱，从艺术的角度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同，构建了美术创作中新的国家形象。

五

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承载着国家伤痛的记忆。它既是现实的主题美术创作，更是历史的主题美术创作，它在审美取向上所呈现的时代精神与艺术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把启迪思想、温润灵魂的责任和对人民的悲悯之情、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熔铸于艺术对真善美的追求中，表现出了一种在面对灾难时所具有的“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与人民群众同气连枝，以笔作枪，把如何表现抵抗灾难、战胜灾难，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感人事件，提升国家形象，为时代发声作为创作的根本任务，在总的基调上，注重艺术创作“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方式，“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的故事完形模式，以大量的优秀作品鼓舞人民、讴歌时代，成为美术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相比新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西方美术史对灾难的描绘具有更为久远的传统。从14世纪黑死病袭击欧洲开始，艺术家不得不经常面对“灾难”这一对主题，促使了这类主题作品数量的激增。我们从“死亡之床”“死亡之舞”“骷髅之舞”“收割灵魂的死神”“死亡与少女”“死神的胜利”这些常见图画中，可以窥见其“灾难”主题的丰富性。甚至在这些表达中，形成了某种民间习俗或符号样式，如“收割灵魂的死神”就是受到希腊神话启示，对死神的拟人化处理，传达了死神无所不在，死亡没人能幸免于死的信息。我们也可从迈克尔·沃格姆特《死神之图》、西蒙·德·米尔《诺亚方舟》、戈雅《瘟疫医院》、米勒《死神和樵夫》、卡尔·布莱尤洛夫《庞贝末日》、让·路易斯·梅索尼埃《街垒》等各种对末日、洪水、瘟疫、战争、海难、饥荒等内容的描绘中，窥见到其“灾难”主题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如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艺术家丢勒1498年根据《圣经新约.启示录》所创作的铜版画《四骑士》，就是当时黑死病、战争、天灾人祸的背景下人们末日情绪的反映，画中四骑士分别象征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而脚下则为被践踏的平民以及象征撒旦的噬人狮，给人制造出一种强烈的世界末日景象，具有警醒和告诫作用。再如尼德兰老彼得·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死亡的胜利》，就通过描绘骷髅大军过境时的恐怖景象，反映了14世纪中叶发生于欧洲黑死病的历史。画中以超乎寻常的“杂乱”感，用死

神、骨瘦如柴的战马、已倒下去的皇帝及枢机主教、不知危险迫在眉睫依然卿卿我我的恋人、被骷髅军队塞进巨形棺材的人们等形象，给人造成极度不安和恐惧的印象，隐喻了死亡对于人是一律平等的概念。从对这些作品的考察中，我们的脑海里会不断闪现出神话、宗教、现实、超现实；恐惧、悲惨、震惊、绝望、死亡、毁灭以及荒诞、隐喻、暴露、批判等看似跳跃但却印象深刻的词汇，正说明了西方美术史对灾难表达的特色与多样性，与中国灾难主题美术创作重鼓舞，重服务，重政治，偏重文学性不同，西方美术史对灾难的认识是以悲剧为基调的，其主人公常常洋溢着强烈的个性，画中通常以宏大的场景，复杂的人体艺术，凸显“崇高悲怆”的审美精神，以写实、象征、隐喻等多种表现方法，营造灾难给人们造成的惊恐、悲惨，使得观众在痛苦、悲愤的心理状态下体会画中人物的命运，从而在感情上达到共鸣，引发观众对人性、生命与爱的思考和对灾难的批判和反思。

六

中西美术史面对灾难的不同审美取向和表达方式，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不同政治、文化模式而产生的必然的历史的选择。有学者批评当前抗疫美术“创作方法简单”“颂歌体”“失去了反思能力”，【6】这反映了一种更高的期待。本文以为，基于中国文艺的传统和时代的要求，灾难主题文艺创作并不是要不要歌颂的问题，而是怎么歌颂、歌颂谁的问题。那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那些直面灾难的逆行者，那些可以抚慰人心、见证时代精神，感天动地的悲壮与豪情，无论我们怎么歌颂都不过分，但它不是艺术的全部。对于历史，如果失去了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一定也是单薄和不完整的。“将灾难中的一切作为思考对象去反思，以忏悔之心检讨错误与教训，以善良的愿望祈祷人类的平安，以建设性的态度呼吁社会的改革，帮助社会成员树立自觉的灾难意识”，【7】可以使我们避免简单地重复历史，值得深思。那些之所以让人们感到失望的艺术表现，归根到底还是艺术家个人修养、思想方法和艺术技巧的问题。我们从中西美术史的比较中发现，艺术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无论是西方美术赞助人体制下个体创作相对的自由表达，还是更受国家意识影响的中国美术在体制架构内的发挥，都有足够的创新的空间，我们只有在互学互鉴中，扬长避短，以最真挚的情感，倾听时代的声音，把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作为艺术创新的方向，才能创造出真正撼动人心的艺术精品。（本文为陕西省“六个一批”人才项目、陕西省“百青”文艺人才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1】黄宗贤《不朽的艺术是民族的精神图像》，《美术》，2009年第4期。

【2】贺万里《群众与领袖--新中国文艺政策影响下的一种绘画题材的图像转化》，《美术与设计》，2006年第1期。

【3】尚辉《重识主题性绘画的叙事特征与审美价值》，《美术》，2018年第9期。

【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p23。

【5】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6】张晓凌《“抗疫”美术的罪与罚》，中国美术报，2020年2月25日。

【7】汪政《我们需要怎样的灾难文艺》，文艺报，2020年2月7日。

作者简介：

屈健，西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美协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屈菁，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ASIFA会员。

附：文中提到的图片

【1】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中国画，30.4x2788cm，第二届全国国画展，1956年。

【2】周思聪《人民和总理》，中国画，151x217.5cm，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1979年。

【3】侯一民、邓澍等《抗震壮歌》，壁画，230×18300cm，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2009年。

【4】孙震生《回信》，中国画，195×150cm，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金奖，2009年。

【5】李玉旺《使命》，中国画，195x178cm，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金奖，2019年。

【6】焦兴涛《烈焰青春》，雕塑，184x98x70cm，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金奖，2019年。

【7】伍栋坤《中国维和部队》，漆画，180cm×150cm，第13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2019年。

【8】张小磊《援非医疗队》，中国画，195×195cm，第13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2019年。

【9】续合元、续鹤贤《为天下安宁》，油画，235x190cm，第13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2019年。

【10】邵亚川《巡堤》，油画，抗洪精神赞--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1998年。

【11】王西京《守望生命》，中国画，110x160cm，2008年。

【12】李翔《肩上责任重》，中国画，抗洪精神赞--全军美术作品展览，1998年。

【13】袁武、马寿民《亲人》，中国画，抗洪精神赞--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1998年。

【14】游健《铁壁》，油画，抗洪精神赞--全军美术作品展览，1998年。

【15】许鸿飞《邓练贤烈士像》，雕塑，2003年。

【16】王珂《都是热血儿郎》，中国画，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2019年。

【17】苗再新《生死挺进》，中国画，225x200cm，北京国际双年展，2008年。

【18】李根 《最可爱的人》，油画，200x160cm，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作品。

【19】庞茂琨《天使》，纸上铅笔速写，人民日报，2020年2月8日第8版。

【20】翁凯旋、刘影《决战前夜--记火神山医院建设》（油画）、人民日报，2020年2月8日第8版。

【21】黄华三《苟利国家生死以》，中国画，中国美术报，2020年2月9日。

【22】丢勒《四骑士》（铜版画），1498。

【23】彼得·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1562年 。

【24】迈克尔·沃格姆特《死神之图》，1493年。

【25】西蒙·德·米尔《诺亚方舟》，1570年。

【26】尼古拉斯·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年。

【27】戈雅《瘟疫医院》，1800年。

【28】米勒《死神和樵夫》，1859。

【29】卡尔·布莱尤洛夫《庞贝末日》，1833。

【30】阿尔弗雷德·雷特尔《扼杀生命的死神》，1851。

【31】让·路易斯·梅索尼埃《街垒》，1849。

【32】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230×405cm，1953年。

【33】刘文西《东方》，中国画，270x800cm，1993年。

【34】周思聪《清洁工人的怀念》，中国画，152x110cm，1977年。

【35】赵振华《抗击非典》，油画，180×130cm两幅，180×260cm一幅，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