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黄永玉
有人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你懂吗?”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从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我就是个打野食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吗,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过这话,但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我们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从家乡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的、画国画的、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画是相当好了,不是普通的好。但是到了写展览会前言时呢,却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
过了几天这一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们这帮乡下人嘛,头一次到北京,之前就没有来过嘛,你们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同你们又不认识,那个东西你们摧毁它干什么?何况你们又摧不毁。你们画你们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们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摧毁别人的任务,你们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们自己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们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们了。我要抵抗你们的话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们的地委书记不给你们路费再来了。”
我是开玩笑,他们也笑了。你要建立一个什么组织“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先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却还要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一个人写了一辈子小说,写得好不足为奇,写得不好才真叫奇怪呢!”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如果想出名,就要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是拼命地弄钱,这样就会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肯定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了嘛,怎么能画好呢?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想到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新了?我以前就讲过一个例子,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某一个人通过一种渠道从国外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后,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这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现在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你再弄这个,大家就会说:“唉!原来你学它的。”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就如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做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它们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情。比如说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蒸汽动力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的出现,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表现这方面的画就会信服,真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若长期关在鸽子笼里头生活,要求解放,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只能通过幻想出现一些东西。等到人们不满足于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画家的出现,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范曾认为中国画就是中国画,不要中西结合,只需把中国画画好。范曾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但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我们倒是一致的。
贝聿铭是一个大建筑家,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复起来?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贝聿铭先生说:“三个字:太晚了。”再问他:“你觉得中国传统同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怎么样?”贝聿铭先生说:“两码事。”
就是这样六个字,一个是“太晚了”,一个是“两码事”。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合?就如同那民间艺术为什么要改良?我实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里,你改什么良。你的修养又不够,对民间艺术毫无认知。你有一种想当然的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做民间艺术的老师,结果却改得一塌糊涂。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不同范畴的事情要按照哲学规律来考虑。它们是两个范畴,就不能硬把它们搞在一起。小说是小说,新闻是新闻,新闻是报道发生过的事情,不能把新闻当成小说来写,如果那样写了就谁都不信了,因为小说是可以编的嘛。拍照是告诉人家世界上真的发生了这件事,你又重新比照着拍一次,噢,人家说原来这是可以重拍的,结果原来的那个效果就没有了。不要改来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