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富春山居图》,恰如黄公望的坎坷人生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江畔时,为好友无用禅师所绘,六接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笔墨清润,意境深远。
然而这样一幅千古杰作,却命途多舛,首尾异处。原来清顺治年间,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将死之际对所藏《富春山居图》念念不忘,竟萌生了“以画陪葬”的念想。画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虽被救出,无奈前面的部分已然焚毁,剩下的也断为两截——前段画幅小,但比较完整,称作《剩山图》;后段保留了原画的主体内容,但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便是《无用师卷》。
同大多数的山水画一样,《富春山居图》所展现的并不是简单自然风光的临摹,而是画家的精神诉求和人生态度的表达。黄公望一生坎坷,饱尝磨难。他少年时工书法、通音律、善诗词,步入中年却受上司贪污案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黄公望改号“大痴”,年过五旬便隐居富春江畔,专心习画。当年近八旬的他行船于富春江上时,元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漫长的江水流过浅滩、激流、高峰,直至秋景,好似繁华落尽。画中的渔、樵和读书人正如画外的黄公望,隐居于山林,相忘于江湖。
黄山的烟云变化,让刘海粟感悟自己的人生
黄山之美,成就了它与画家之间的不解缘分。画家爱画黄山,黄山同样在画家笔下成就新生。且不论年代久远的大家石涛,现代山水画大师刘海粟就是一个为黄山魂牵梦绕的人。
20多岁时,刘海粟第一次登上黄山,为眼前的雄壮景色所震撼,从此“拜山为师”。他潜心揣摩前人画黄山的成功之作,淡雅的、狂放的、险怪的、浓黑的;静态的、动态的、动静结合的……最终选定了符合自己性情的风格,那就是雄奇壮阔。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刘海粟尤其擅长对泼彩、泼墨的技巧加以创造。这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光辉标志,也恰恰与黄山的景致气息相通。过去讲水墨画“墨分五色”,而刘海粟笔下的画何止五色,而是千变万化。他用青蓝色块默写黄山——群峰波动,远山涂上白色返光,与天空浑然一体,白色的大云块,在情绪上与山峰交叠成有机之回旋。他独爱黄山的松,一幅《朱松》作于始信峰顶,一向提携他的沈恩孚题诗“扪到危峰石罅松,万千气象早罗胸;衷中跃出如椽笔,不觉绛云已化龙。”
石涛提倡“搜尽奇峰打草稿”,他最爱的正是黄山。1981年,86岁的刘海粟八上黄山,带去一方新刻的印章,上面那句“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正出自石涛的《黄山图》。刘海粟为什么选择了黄山?有人认为,他是通过这种烟云的变化感悟到自己的人生,或者说,黄山是刘海粟人生的一个写照、一种象征、一种隐喻。
潘天寿再造了雁荡山,雁荡山成就了潘天寿
当我们谈及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时,无疑是因为他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性或许有诸多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60年代起逐步走向成熟期的潘天寿的艺术,是与雁荡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潘天寿是宁海人,年轻时便常去雁荡山,对那里有着近乎家乡的情感。他开始进入雁荡山的时候,正是国内旅行写生热方兴未艾之际。中国画如何面对现实是20世纪以来中国画问题的一个延伸,亦是潘天寿无法回避的难题。1955年,第一次赴雁荡山写生的潘天寿在经过一番摸索和思考之后,从不知所措的人物画和流行的写生观念中走出,并逐步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到雁荡山之后,潘天寿没有坐下来对景描摹,而是饱游沃看,体察感受,并通过诗歌而非写生稿加以体现。
这次的雁荡之行让潘天寿深感表现雁荡山之难,但他最后还是创作出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图轴》等重要作品。此后,他的一批以雁荡山为题材的作品,如 《记写雁荡山花》(1957)、《百丈岩古松图卷》(1959)、《小龙湫一截图》(1960)、《雁荡写生图卷》(1961)等巨构相继诞生。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潘天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地位。
很多人曾画过雁荡山,但只有潘天寿把雁荡山画活了。他一生与雁荡山结缘,这里的奇峰异石、花鸟虫草,都成为他笔下创作的元素。潘天寿再造了雁荡山,而雁荡山,同样成就了潘天寿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