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连环画中的美术史[图文]

鲁迅先生（1881—1936）自1928年在上海创立“朝华社”起，千方百计搜集外国“创作版画”（即由画家一人起稿、刻版和拓印等创作过程均独立完成的版画作品），编辑出版《艺苑朝华》丛刊中的《近代木刻选集（一）》《近代木刻选集（二）》，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徳俄版画展览会”等外国版画展，接着又编辑出版《引玉集》《苏联版画集》、比利时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向广大美术青年介绍大量外国创作版画，来感染和激发美术青年的版画创作欲望，特别是举办直接指导美术青年学习创作版画的“木刻讲习会”，由此开启了中国新兴版画活跃的创作活动，从而形成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可视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重要标志的，是与时俱进的美术青年们相继组成了一系列新兴版画团体，如上海成立有MK木刻研究会、野穗木刻社、未名木刻社、铁马版画会等，杭州有一八艺社、木铃木刻研究会，广州有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北平（北京）有平津木刻研究会等。上述新兴版画团体的成员，又大都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从而有计划地开展新兴版画的创作、研究、展览和出版活动。其中产生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和旧中国黑暗社会制度下不合理的社会生活的版画作品，同时也有不少反映中国民俗风土人情、盎然中华文化氛围的版画作品，以及为促进人们读书、爱书、藏书风气的版画藏书票作品。

鲁迅先生见到如此蓬勃涌现的中国新兴版画，怀以喜悦之情，亲自编辑和参与装帧设计，于1934年10月，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出版新兴版画丛刊《木刻纪程（壹）》，收录了黄新波、何白涛、陈烟桥、张望、刘岘、罗清桢、陈普之等青年版画作者的木刻版画24幅，并且计划陆续将《木刻纪程》丛刊出版下去，以系统保留具代表性的中国新兴版画。

回顾以往一些美术史论学者所撰之论文和专著，大都侧重在论述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的独幅版画或组画版画。由此，笔者在此专就新兴版画运动中的木刻连环画作品，也作些研究。

应该说，木刻连环画比之独幅版画或组画版画，在选定题材后，经过艺术构思，在表现主题和思想深度上要优异得多。所以，应重视对木刻连环画的创作和研究。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最早产生的木刻连环画之一是1933年郑野夫的《卖盐》，作品表现了盐民进城正常买卖，竟然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非法贩盐者捆绑起来，施以敲诈勒索的事件。作品构图严谨，形象塑造和刻作均道地用功，是新兴版画运动早期不可多得之作。作品在构思和所呈现的思想深度上可圈可点，将捆绑盐民的场所安排在一座标有“清风”文字的建筑物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弄虚作假，在所谓“清风”标榜下，干着搜刮民脂民膏的黑心勾当。郑野夫（1909—1972）是 浙 江 温 州乐清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之前就已响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是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骨干之一，在上海先后参加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铁马版画会，并负责主编《铁马版画》期刊。《铁马版画》第一、第二期均为木刻版画手工原拓印本，第三期为机印本。《铁马版画》初为不定期出刊，每期选辑木刻版画二十幅左右，计划办成双月刊或月刊。所收作品不限于铁马版画会的成员，设想逐步办成全国性的刊物。《铁马版画》编入的作品，既注意传播革命的内容，也注意表现民俗风情、风景、静物、花鸟等多样性的题材，目的是促进中国新兴版画的全面发展。可以说，郑野夫是对早期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者。当年，每一期《铁马版画》，郑野夫都会题签赠鲁迅先生。1936年4月9日《鲁迅日记》就记录，收到郑野夫信和《铁马版画》第二期。抗日战争时期，郑野夫被推举为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又出任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木刻研究会理事，同时较长时期在浙江主持“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生产木刻版画刀具供应全国抗日版画家之需，还出版《木刻艺术》杂志。郑野夫著《木刻手册》、陈烟桥著《鲁迅与木刻》等木刻版画书刊，以及举办“木刻函授班”，有力地支持和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版画创作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出任由中国木刻研究会在上海改组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开展反内战、要和平、迎解放的版画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又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副秘书长等职。

在抗战烽火中，涌现了值得关注的第一部表现抗日战争故事的中篇木刻连环画——温涛创作并于1936年出版的手拓限量本《她的觉醒》。

温涛（1907—1950）是 广东梅县人，1928年来上海，就读于中华艺术大学绘画科西画系，同时致力于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创作，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早期活跃的版画家之一。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又与江丰等组织铁马版画会。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温涛就采集上海市民中一位少女投身抗战的素材，构思创作了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该作品共有二十五幅版画组成，以黑白对比的色块、粗犷有力的线条、略带夸张的造型，描绘了一位少女的故事：她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双亲被债主逼死，自己又被卖到妓院抵债，受尽摧残和凌辱；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人民奋起抗战的氛围中，少女逃出妓院，报名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救护医疗队，奔赴前线，之后在一次救护伤员行动中不幸壮烈牺牲的故事。这套木刻连环画，首先在1935年元旦参加在北平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新兴木刻展览会——“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之后，温涛在12厘米×17厘米的宣纸上手工拓印二十五幅木刻版画，并在原拓背衬以大约十六开的枣红色厚纸，装订成册，合计手工拓印装帧成五十册。手工拓印的木刻版画即为原作，所以这五十册手拓的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即便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出版物，时至今日，无论从艺术性、学术性，还是从历史价值看，其珍贵成都不言而喻。该木刻连环画封面和封底则用米色布纹硬厚纸，另在版权页贴有标明：“有著作权，不准翻印。每册实价八角。代售处：上海福州路三十八号神州国光社、上海福州路群众图书公司。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八日出版。手印限定50本。”民国二十五年即是1936年，而三月八日即国际“三八妇女节”，可见有着特别的意义。温涛将《她的觉醒》装订成册后，又都在版权页上用号码印编号。No.01编号的那一册题签后赠给了鲁迅先生，该本现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温涛在扉页上用毛笔题写“鲁迅先生指正，涛，一九三六、三、十八”。

笔者有幸于1950年代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购得一册No.02编号的《她的觉醒》木刻连环画原拓本，尤感弥足珍贵和幸运。温涛在《她的觉醒》的《自序》中写：“木刻具有明快简洁的黑白对比的线条，能刻划着时代中一切的动态，直接而有力。”创作时间和地点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九日于虹口四达里”。四达里正是他们“铁马版画会”的所在地。他还说：“这是我最近完成的第三部的习作。”也就是说，当时温涛在上海完成了三部木刻连环画。但是，笔者未能找到其他两部木刻连环画。就现存美术史料而言，《她的觉醒》只能归为新兴版画史上第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木刻连环画。温涛在1936年冬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处工作。1940年代，在桂林、香港等地从事书店和报刊编辑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50年病逝，年仅43岁。

颇为巧合的是，抗日战争中涌现的另一部中篇木刻连环画《仇》，其作者张明曹，与前述1933年木刻连环画《卖盐》作者郑野夫既是温州同乡，又是上海美专同学。

张明曹（1911—1978）在浙江温州瓯海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就读，响应鲁迅先生倡导新兴版画运动而加入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和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期间结识中共党员，受邀负责左翼美联组织工作，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同样是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骨干之一。其中参与MK木刻研究会的创作尤其活跃，曾四次举办MK木刻研究会作品展览，鲁迅先生曾前往观赏，并购置其中的一些作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明曹即返故乡浙江温州乐清，在温州组织“黑白木刻研究会”，举办“战时木刻函授班”，在温州街头绘制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壁画，掀起了抗日美术宣传热潮。他还创办和主编《抗敌漫画》期刊，同时创办“游击文化社”来出版抗日书刊。他创作表现抗日故事的中篇木刻连环画《仇》，便是由游击文化社作为“游击丛书之二”出版。

木刻连环画《仇》共二十幅作品，描绘了一位铁匠，家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被毁，只得带着妻儿逃难，但在半路又遇日军。日军凌辱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又强迫他去为日军做苦力。有一天夜里，他趁守卫的日本兵不备，夺下武器杀死日本兵，进行了第一次复仇。铁匠逃生后投奔了抗日游击队，之后经过军事训练后不断击杀日本侵略军，以报国仇。《仇》的二十幅版画基本上统一在富于律动感的刻刀线块组合画面中，实属难得。《仇》自1938年11月初版1000册，至1939年3月第三版4000册，当年是一部相当受读者欢迎的著名木刻连环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明曹重燃原先所学的中国画创作热情，精心创作100幅中国画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览。新中国诞生后，被当选为温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重返上海，应聘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专职连环画家，相继创作有《瑞典火柴》《威尼斯商人》《追匪记》《云间摆渡》等十多部中外题材的连环画。他还兼任上海人美社为编辑工作人员开办的进修班的授课教师。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三位女儿（张迪平、张雷平、张淳）都成为有成就的中国画家，传承了他的艺脉。1999年6月，张明曹夫人王冰廉女士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子女，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了张明曹抗战版画作品并永久陈列。

还有一位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木刻版画创作者是浙江遂昌人杨可扬（1914—2010）。1935年秋，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因交不出学费，三个月后退学回乡。1936年8月，李桦主持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发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到杭州巡回展览，杨可扬前往参观后被大量新兴木刻版画作品的魅力深深感染，立志从事新兴木刻版画创作。他意识到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版画的基地在上海，于是在1937年春重返上海，加入由新兴版画运动早期骨干之一马达主持创立并担任艺术指导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杨可扬很快掌握了木刻版画从构思起稿到上版刻作和拓印全过程的技法及技巧，从而在木刻版画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成为了新兴版画运动第二代版画家中杰出的一位。杨可扬最初在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在1939年1月创刊的浙江《民族日报》担任文字和美术编辑，不断发表木刻版画作品，其间经党组织考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郑野夫主持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工作，参与编辑《木刻艺术》杂志、与郑野夫、邵克萍合著《给初学木刻者》、撰专著《新艺散谈》、创作版画集《民族健康》等。抗战胜利后随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迁至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办公室设在上海大名路65号，被推举担任驻会工作，负责《木刻艺术》杂志的复刊工作，参与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和编辑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大量事务，又主编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出版的《时代日报》上的《新木刻》专刊，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木刻》版画集等。就在如此忙碌的工作中，杨可扬构思创作了长篇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

《英英的遭遇》共有五十五幅版画组成，表现来自日常生活的一则故事：一位农妇在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中产下一名女婴，祖母主张溺掉女婴，但在生母的争取下保下了女婴，取名英英。英英在贫困的家庭中寂寞地生活着，在五岁时被送到另一个贫困家庭做童养媳，小小年纪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务，遇到农荒年时更是艰难。不料，英英未来的丈夫不幸病死，于是她又被卖到地主家，更是受尽劳役之苦。英英慢慢长成漂亮的姑娘，地主动了坏心，但英英极力反抗，于是又被驱逐出门，踏上了未来迷茫之路。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英英在流浪中遭遇日本兵，险遭欺凌时被抗日游击队搭救。于是英英加入了游击队并参与抗日斗争。在与游击队员的相处中英英感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同时还能有机会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文化知识，并与一名游击队员产生了爱情。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她与那位游击队员到了上海，结为夫妻。英英在街头摆书报摊出售思想进步的书刊，丈夫则拉车为业。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英英的书报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而丈夫又被拉了壮丁去打仗。不久英英产下婴儿，由于生活无着落，无奈只能带着婴儿行乞……这部木刻连环画于1949年临近上海解放的4月9日开始在上海《大公报》连载，刊登到第43幅时却嘎然而止，停刊的当天，《大公报》“编者的话”中含蓄地说：“可扬先生的‘英英的遭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已刊完，下集尚在整理中。”显然，因为整部木刻连环画内容涉及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真相，《大公报》迫于压力而宣告暂止。实际上，未刊载完的《英英的遭遇》还表现了丈夫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起义投诚解放军，以及，上海解放后夫妻重逢，终于过上了安定快乐的新生活的情节。后来，《英英的遭遇》整套木刻版画被结集成单行本，1950年由郑野夫、陈烟桥主持的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

杨可扬的长篇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可谓是精深构思和精到刻作的木刻艺术精品，所有画幅均被统一在简洁、朴实、敦厚的艺术风格中，耐人寻味。

一向做事认真的杨可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倾力于出版各类新兴版画集和相关论著期刊，例如，1956年6月开始，作为常务主编（其他主编为李桦、力群、郑野夫、赖少其）主持出版《版画》双月刊；1980年6月起，主编出版《版画艺术》季刊；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和鲁迅倡导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周年，他与李桦商量发起，征集作品，编辑 《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于1981年9月出版；亲自组稿出版邵克萍著 《木刻的实习和创作》、赵延年等集体合著《版画技法经验》等新兴版画创作技法和经验谈著作；此外还协助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鲁迅先生收藏的中国青年版画家近二千幅版画作品编成五卷本 《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于1991年9月出版，等等。杨可扬为继承发扬中国新兴版画优良传统，推动新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新兴版画运动的组成部分，新四军中的版画家于1942年创作的长篇木刻连环画《铁佛寺》，也值得重视。

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一部分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主要活动区域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因为靠近上海，所以，上海有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在抗日爱国情怀的激励下投奔新四军，其中就有版画家吕蒙、芦芒、莫朴、黎鲁、吴来云等。长篇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就是以吕蒙为主，另有莫朴、程亚君共同参与创作的。

《铁佛寺》的创作在脚本几经易稿最后定稿之后，就以每天创作刻绘三四幅乃至五幅的速度进行着。其间，曾险遇两次敌寇大扫荡而转入急迫迂回游击战，程亚君又从淮南调至皖中新四军四师工作，莫朴奉调延安鲁艺任教，只剩下吕蒙一人继续创作。吕蒙在革命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创作，竟能每天创作五至六幅，超过了原先三个人每天的工作量，于是很快完成了《铁佛寺》一百十一幅作品。

这组木刻版画作品艺术风格统一，刀法质朴沉着，看不出分工合作的痕迹。

《铁佛寺》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斗争的一个片段：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与日军交战连连失败，被日寇占领了华中各个城市和乡村，一批流氓地痞、散兵游勇、恶霸土匪、汉奸特务，互相勾结，乘机进行叛国反革命活动。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斗争，从日寇手中收复了许多城镇和乡村，这批民族败类又伪装进步，混入革命的“三三制政权”，暗通敌伪从中破坏。因此，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抗击日寇的同时，还得和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这些坏蛋作斗争。《铁佛寺》就是以这样的背景展开，故事来源于真人真事，富有典型性。所以，当《铁佛寺》装订成册，传递到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手中时，产生了广泛的教育意义。同时，这套木刻连环画的艺术质量高，影响大，也促进了新四军部队的连环画创作。后来，在浙东新四军中也产生了一套木刻连环画《血战大鱼岛》，颇具影响。

《铁佛寺》的主创作者吕蒙（1915—1996）是浙江永康人。十七岁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专业，响应鲁迅倡导新兴版画运动，参与组织 “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到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辗转皖南，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和文艺科科长，以及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美术系主任等职，并参与创办和主编新四军军部 《抗敌画报》。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担任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业余坚持木刻版画创作，晚年转入创新型中国画的创作，出版有《吕蒙画集》等。

从以上新兴版画运动中木刻连环画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作者都是在实践中有所感悟，并经过对生活素材的艺术提炼和概括，自编自绘原创而成。这是值得重视和传承的艺术创作传统。我们不难感悟，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前进的主旋律，才能够不断感染、打动和振奋民族的精神，才能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