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双鹰”题材有关的,目前列在八大山人名下存世画作的有三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双鹰图》、上海博物馆藏《双鹰图》、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
其中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今天(10月23日)起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特展上对外展出,这也是该件作品首次与观众见面。令人不解的是,八大山人以花鸟鱼石闻世,极少见其猛禽题材,为何风烛残年之时,还精心绘如此巨幅《双鹰图》?其绘鹰渊源何在?三个版本《双鹰图》所笼罩的历史谜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探究。
绘鹰小史
“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付诸文字,往往属文人造境喻人所惯用的典型。一生颠沛流离饱受黍离之痛,却始终身怀家国天下的诗圣杜甫,曾写就多篇题画鹰诗,如《画鹰》《姜楚公画角鹰歌》《杨监又出画鹰十二型。扇》《王兵马使二角鹰》《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二首》等。往往以鹰之威严形象,比喻铁骨铮铮之谏臣,期许明君能任用贤能,匡扶帝国基业于将倾。其后的文学创作涉及“鹰”句,也多是取类似象征意味寓意于文字之间。
“鹰”的形象,付诸纸绢,由文到图,其视觉内涵,实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往往取其英雄独立、卓尔不群之势。由日本学者野崎诚近所著《吉祥图案解题》中,即将鹰的形象赋予“英雄独立”“英雄斗志”等人格化气质。
在学术研究者的视角之中,不同时代,“鹰”的视觉形象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具体内涵。如蒙元时期所呈现的许多鹰隼图像,实际是以其构成狩猎文化的符号,“蕴含蒙元统治者讲求武备之深意,从而维护蒙古旧俗,标示草原游牧民族的善武性格”。而在学者宋后楣(Hou-mei Sung)的一系列明代宫廷“鹰画”研究中,则指出宋代时将“鹰图”尚且作为一种猛禽图像,到了元代,则成为野蛮的入侵者或者隐退的士人象征。时至明代,由于鹰的发音同“英雄”之“英”,因此往往象征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帝国领导者。时至清代,“鹰”又往往被诠释为祥瑞平和的气质,一如末代帝国的皇帝所期望驯服的子民般,拥有温顺奴性的“优良”品质。
延至民国,国弱民贫外侮欺凌,“鹰”的形象则多取褒义,画家绘鹰,往往意涵振奋民族精神之意,以表征其强国意志。如高剑父、徐悲鸿、张书等人即擅于绘鹰言志。
吉祥图案之英雄独立 野崎诚近著《吉祥图案解题》上下卷 日本昭和十五年平凡社再版,1940年
《双鹰图》
八大山人以花鸟鱼石闻世,极少见其猛禽题材。清代杨恩寿著《眼福编》初集,跋八大山人画鹰立轴,对八大绘鹰有颇为生动的描述:“山人玩世不恭,画尤奇肆。尝有人持绢素求画,山人草书一口字大如碗,其人失色,忽又手掬浓墨横抹之,其人愈恚,徐徐用笔点缀而去,迨悬而远视之,乃一巨鸟,勃勃欲飞,见者辄为惊骇。是幅亦浓墨乱涂,几无片断,远视则怒眥钩距,侧翅拳毛,宛如生者,岂非神品。”杨恩寿此作以讹传讹处较多,虽未必为实证之语,但也颇为形象传达出八大挥毫的潇洒之态。
查阅八大相关诗文著述与画跋,有关鹰的记载殊为罕见。八大绘鹰渊源何在?由于文献缺失难以查证。一说八大之鹰,远学明代画鹰高手林良。李梦阳曾赞林良鹰作:
百余年来华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
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笔决眦分毫毛。
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
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
以“双鹰”题材为例,列在八大名下目前存世画作有三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大都会本”);上海博物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上博本”);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南昌本”)。三幅画作之中,“大都会本”依画面题记确定为八大山人1702年所作;“上博本”为1699年所作;“南昌本”无年款。三幅《双鹰图》均钤“八大山人”白文印与“何园”朱文印。此“八大山人”白文印,一般出现在八大晚期即1684至1705年期间。“何园”朱文方印使用年限一般断定为1699至1705年间。分属三个藏地的《双鹰图》,恰恰均钤有“何园”朱文方印,则“南昌本”由此推断大体也是在1699至1705年之间所作。也就是说,这三幅《双鹰图》均为八大六年之内的手迹。此时段按照王方宇先生对于八大山人创作的分期,属于八大山人晚年的创作盛期。但是值得商榷的是,这三件《双鹰图》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与笔法。
(明)八大山人 双鹰图 纸本墨笔 纵204厘米 横99厘米 〔美〕大都会博物馆藏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双鹰图》,系王季迁旧藏。王季迁先生于1997年将《双鹰图》等十二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作画面中,二鹰一高一低立于怪石之上,顶端枯枝各表一枝。画面构图起承转合疏密有致,低处之鹰做俯身前窥状,与高处身直立之鹰形成鲜明对比,二鹰所立之石一高一矮、一厚拙一峭拔。整体布局前后分明、节奏紧凑,逻辑关系清晰流畅,鹰石整体形态一张一弛动静有别,笔墨运用精微洒脱,将其描绘山石所用笔墨,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花鸟册页》比对;二鹰翎毛画法,尤其是背部部分,与同样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山水册页》对比,均非常吻合。顶端枝干的洒脱用笔,及笔断气不断的画“势”所在,也与八大晚期画作气质非常一致。而且与《安晚帖》之《荷花小鸟》枝干画法,以及王方宇旧藏《茉莉花图》的花枝用笔用墨如出一辙。因此,这幅《双鹰图》基本可以视为八大山人双鹰题材的“基准件”来加以审视。
(明)八大山人 花鸟册之一 纸本墨笔 纵36.5厘米 横30.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博本”《双鹰图》,两只鹰的姿势动态及画面整体布局与“大都会本”几乎如出一辙,粗看似乎完全类似一个复制版本,细致审视则差别颇大。
首先来看画面钤印,除去“八大山人”白文印与“何园”朱文印一样,“上博本”多了一枚“涉事”白文方形印,以及“遥属”白文方形印。此作按照画面题记为1699年所作。但是“涉事”白文方形印,一般出现在八大作品中的庚午(1690)至癸酉年(1693)间。倒是“遥属”白文方形印的时间与画面题记相吻合,大体出现在甲戌(1694)至乙酉年(1705)间。这枚“涉事”印的下限,与画面题记时间相差足足六年。遍览八大其他作品,其落款钤印位置非常讲究经营,但是“上博本”画面题款“乙卯一阳之日写 八大山人”,与“八大山人”印及“何园”印,整齐划一排成直线,缺乏章法变化。而“大都会本”题款“壬午三月既望写”与“八大山人”四字行列错开一字空间,“八大山人”印及“何园”印,又与“八大山人”四字错开半字空间,落款钤印如此布局。更显匠心独运与层次变化。再看整体布局,二鹰所立山石虽有大小之分,但直身耸立的鹰爪下之石,体积过于庞大,造成两块山石在视觉体量上处于完全失衡的状态;二石和二鹰之间所费笔墨过于均匀,加之画面顶端的树枝与山石不加区分的浓墨重笔,使得画面整体缺乏必要的笔墨层次与体物关系对比,由此造成其构图在起承转合逻辑上的混乱,以及视觉焦点在一定程度上的涣散。
再看两只鹰的细节描绘,从外形轮廓上看几乎是拷贝复制而成。“大都会本”的鹰喙及眼部墨线用笔肯定果断,其线条质感与八大山人的书风极为类似,也可谓是书法用笔。“上博本”则为细笔勾勒,其用笔显得迟疑且描摹气息浓重。尤其是前景之鹰的喙部线条,“大都会本”明显是以八大书风圆笔入方笔出而成,线条厚拙而舒展;而“上博本”则为典型的画家勾线笔法,以尖笔入略微回勾,由粗而细顺势而下。
(明)八大山人 双鹰图 (局部) 纸本墨笔 纵172.7厘米 横90.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大都会本”中鹰的翎毛画法,充分利用毛笔散锋与纸面相结合产生的晕染效果,迅疾洒脱元气淋漓,八大通过高超的笔墨与水分交融的掌控力,层层推进,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同时笔不碍墨墨不湮笔,鹰的背部、翅膀、尾部的笔墨层次非常丰富。再反观“上博本”,鹰的翎毛部分笔墨稍显僵硬,层次变化单调。细节部分交代也比较潦草,譬如“大都会本”中直立之鹰的翅根部分,看似逸笔草草而过,但实际依然是按照鹰翅的形状整体衔接而成。但是“上博本”中则以一个半圆形线条构边,在其间墨笔散乱皴擦而成,实际与鹰翅整体关联较弱且极为突兀。前景俯身之鹰的尾部,“大都会本”用十余笔一气呵成,笔笔墨色与笔触均有差异,同时充分利用每一笔的笔尖、笔肚及笔根部分墨色水分的差异,刻画出极为丰富的羽毛层次,且呈现出雄鹰警觉刹那其尾羽将开未开的瞬间动势。而“上博本”的尾部笔墨浑浊且呈闭合状,略显僵硬生气欠缺。“上博本”画面顶端树枝墨色凝滞,且有复笔现象,枝叶关系混乱,八大晚年笔下枝叶笔断气不断的冷峭疏寒气质难以在此处寻觅。
(明) 八大山人 双鹰图 (局部) 纸本墨笔 纵126厘米 横66.5厘米 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南昌本”《双鹰图》,是三幅《双鹰图》中画面布局构图相对最粗率,笔墨也相对最简单的一幅。树石多用一个方向摆笔而成,单调乏味。浓墨与淡墨之间关系凌乱,枝干重墨双勾,生硬干涩。两只鹰所用笔墨设色单薄平面,缺乏层次变化,且翎毛描绘多有败笔,关系交代混乱。尤其于前景枝干所立之鹰的爪部,居然有错笔出现。两只鹰从整体看也是面露凶相,绝非八大笔下鱼鸟所露出的“禅定”气质。
“大都会本”应为八大笔下最为精彩的《双鹰图》,而“上博本”则应是以“大都会本”为摹本,背景稍加变化而成。但是由于作者笔墨功力的匮乏与书法修养的欠缺,还是露出了诸多破绽。“南昌本”则属于一个相对简单粗率的摹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的网络搜索引擎上搜索八大山人《双鹰图》,往往出现的是“大都会本”,但出处则标记为“南昌本”。“上博本”实际最为接近“大都会本”。上博另藏有《空谷苍鹰图》,虽然画面只有一只鹰矗立石上,但是从画面钤印落款及石鹰的画法可见,实际与“上博本”《双鹰图》均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立鹰形象一模一样,也应出自同一母本。至于作者为何人难以揣测。
(明) 八大山人 山水花鸟册(之一·鹌鹑) 纸本墨笔 纵37.8厘米 横31.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风烛残年之时,为何还精心绘如此巨幅《双鹰图》?也许从他的一封信札中窥出部分端倪:“弟以前日大风,感冒风寒,大小便闭塞,至昨晚小便稍得涓滴,而未可安眠也。性命正在呼吸,摄生已验之方,拣示一二为望。”
三个版本《双鹰图》所笼罩的历史谜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探究。
(本文原题为《八大山人双鹰图小考》,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