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丝绸之路骆驼风景 (汉代符号)
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和河西出土文物透露了汉代重视天马轻视骆驼的原因。汉代张骞通西域后,骆驼被逐步引进汉地,其作为外来“奇畜”不为人知与熟悉,也缺少相应精湛造型的艺术品,与唐代出现的大量骆驼文物相比,汉代骆驼文物寥寥无几,因而汉代人们梦幻的天马成为真实的外来引进物种,代替真实的骆驼成为了充满想象的神奇动物。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真正的标识符号应是天马而不是骆驼。
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符号和运输标志,长久印在人们脑海里,驼铃声声成为古代丝路上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大景观(图一)。但我们在研究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之后,再结合河西走廊武威等地出土的汉代天马文物,越来越多地发现,汉代丝绸之路更多的标识是马而不是骆驼,二千多年前的真实状况与现代人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究竟是什么时间进入中国北方的?仍然是一个议而未决的问题。有人提到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有属于商周时期双峰驼的上臼齿,但研究者认为它是先民狩猎的猎物。翻阅先秦文献,《战国策》记载在战国时期“赵、代良马橐驼必实于外厩”,指中原以北燕赵曾有过骆驼,故有人推测其很有可能在距今3500年前进入中国境内。但动物考古学家见到最早的完整骆驼骨骼是陕西平陵丛葬坑里出土的33具遗骸,平陵还发现有双峰驼木雕像,属于西汉晚期。实际上,汉代及其以前骆驼主要为草原游牧民族所有,当时涉及到西域、中亚的商业活动规模有限,所以在中原表现骆驼题材的艺术品很少,不像隋唐那么普及广泛。而从商周开始,马的应用就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战争为主的各类题材,成为艺术表现的重点。因而,马与骆驼“混搭”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图二:1〕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马
一 真实天马
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农用畜力,战马更是军队的重要构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重视马的繁殖和推广,秦能统一天下灭掉六国,来自西戎的战马起了重大作用。
汉承秦制,从中央朝廷开始就非常重视养马、用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旧仪》等记载,“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騟、骑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太仆所掌管的下属不仅包括大厩、未央、家马三令,还有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可见管理马匹车舆的制度十分完善。特别是《汉书·张骞传》记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汉武帝看见汗血宝马后亲自作《天马之歌》颂之,因而传遍全国。
天马是乌孙(伊犁河流域)、大宛(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康居(撒马尔罕)等西域、中亚地区的特产,游牧民的主要出口物是他们草原上的马匹。汉人对于他们难以饲养的马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是出于抵抗北方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的军事目的,而且也是因为大量的皇室贵族和官僚豪族都需要马匹。汉人出口丝绸、粗纺织品、粮食和其他的奢侈品,都与进口马匹紧密相关。马匹与丝绸的价格比,或者供需上的波动,都源于经济变化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图二)。
〔图二:2〕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木轺车
汉景帝时朝廷开始设苑养马,可是主要在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当时尚不包括河西走廊。汉武帝时才在河西各地设立苑监牧养马匹(图三)。每匹马每天食粟一斗五升,这可是不小的粮食消耗。公元前138年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引进的苜蓿就是用来喂养庞大的马畜群体,《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为什么重视苜蓿的引进栽培?就是为了饲养良马。“天马衔来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诗句也说明此前中原汉人并不知道用苜蓿喂养良马。
〔图三〕 西安汉墓出土陶马
从敦煌悬泉汉简记载来看,作为丝绸之路上一系列驿置(平望驿、甘井驿、临泉驿、万年驿、毋穷驿等)中的一个驿站,关于“置”的附属机构“厩”成为必不可少的专门职守,特别是对“马”的记载非常详细,因为传马(驿马)负担着运输大宗物资、传递信件、来往行旅、驾车护送外使等任务。
略举几例:
1.建始二年(前31)三月《传马名籍》:“传马一匹,駹,牡,左剽,决两鼻两耳数,齿十九岁,高五尺九寸……”“传马一匹,赤骝,牡,左剽,齿八岁,高五尺八寸,驾,名曰铁柱。”这份悬泉置传马名籍,原册虽散失,但还存十一简,记录了马的毛色、年龄、性别、性质、饲养人、主管人。
2.“建昭元年(前38)八月丙寅朔戊,悬泉厩佐欣敢言之:爰书:传马一匹驳,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九寸,名曰鸿。病中肺,咳涕出睾,饮食不尽度。即与啬夫遂成、建杂诊:马病中肺,咳涕出睾,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这份病马死亡验证的结果文书,内容包括传马的毛色、公母、马印、年齿、身高、名字、病情、病状等等,以及参加验诊者的职务、名字和结论。
3.“元平元年(前74)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该则文献记载了朝廷派遣奉诏使节甘延寿与御史大夫田广明前来敦煌郡迎接“天马”之事,自从汉朝遣使持金购买优良马种被杀后,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朝廷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获取汗血马后,西域震惧,各国畏服,大宛国不仅派遣质子入汉,而且每年“岁献天马二匹。及至东汉,大宛仍贡马不绝”。
通过窥察上面的出土文书,我们深深感到汉朝对马的爱好与追求,不管是记录马匹状态、为马治病,还是派出官员迎接天马,都非常细致到位。对马的日常使用、常态护理、查验取证、管理责任都条条清楚,绝不含糊。第一手史料带给人们的认识是马的饲养难度大而且饲养成本很高,加之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大宛天马从牧场来到河西走廊或长安皇家苑监是非常不容易的。
按照悬泉置出土的诏书、律令和司法文书,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一个“界中”,不可分开,虽然武威没有发现大批像悬泉置这样内容的简牍文献,但是武威与敦煌悬泉置属于同类运作系统。据汉简里程文书换算,悬泉置距武威约700公里左右。明白悬泉置文书对马的记载,就可理解武威同样对马的重视。
〔图四〕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奔马
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被称为“天马”(图四),不管是后人将马蹄下的飞鸟视为飞燕、云雀或是鹰隼原型,都表明对马的讴歌赞美,反映了人们对天马的向往。
〔图五:1〕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质汗血宝马
据考古简报,雷台将军墓出土的99件文物中,包括马匹39、俑人45、车辆14、牛1,结合厩庑、食廪、场院营造的环境,可知这是武威当地达官贵人生前所追求生活的反映(图五)。
〔图五:2〕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仪仗马队
〔图十八〕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前现代丝绸之路骆驼浮雕
丝绸之路的标识符号应是汉代天马与唐代骆驼的“混搭”互补形象,而不仅仅是骆驼一个孤立的形象。悬泉出土简牍从文献上印证了骆驼的传入,但更多地是印证了骏马良骥在汉代引进的史实,汉代人们梦幻的天马成为真实的外来引进物种,而真实的骆驼由于模糊印象却成了充满想象的艺术奇兽。汉代“胡人与骆驼”的配套与唐代“胡人牵驼”组合并不相同,反映出两个朝代五六百年间不同文明的发展演变,“汉韵胡风”只有经过碰撞后才能相融合,蕴育出以丝绸之路为特色的汉唐文化。
还原汉代当时真实的环境,不能用隋唐艺术创造代替汉代历史原貌,或是直观穿越以现代“幻境”代替“原境”,这是我们新的考释。
〔图五:3〕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质骑马武士俑
〔图五:4〕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骑马铜俑
〔图六〕 大云山汉墓出土天马
在39匹骏马良骥组成的车骑队伍中,主人为首的坐骑马身装饰华贵,鞍鞯彩绘马行云驰图案,寓意这是西域天马一类的良马。尤其是独立铜奔马那器宇不凡的昂首跑步状,足踩羽翼伸展的鹞鹰,引来众多猜测,其艺术造型也博得中外盛誉。笔者认为,这匹铜奔马应该是现实之物,但不应局限在墓主人出行仪仗的场面中,而应既注重工匠凝铸鹞鹰穿掠马蹄一瞬间的草原元素,又注重汉代上至天子下至民间野游猎骑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正是张骞通西域后追求天马的风气大盛,丝绸之路开启了汉人认识外来世界的眼光,才塑造出这种踏云入霄、飞奔仙境的“天马”(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