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饭店(礼查饭店)孔雀厅施培琦摄
最早的租界建筑,美感优雅又不乏傲慢。上海开埠后,在李家庄830亩的烂泥地里,巴富尔们将其作了九个区间划分,“九分地”的一号地契便是在广州一地因鸦片生意而声名远扬的颠地,在上海他开设了宝顺洋行。颠地之后,西方人士陆续在租界中安营扎寨,到1849年即开埠后六年,租界中的西方男女有175个。
正是这些西方男女,带来了与吴越文化迥然有异的文化,气焰逼人、十分强势。倘若这文化永远只在自己的圈子中流通和循环,也就没有后来海派文化一说,让海派文化最终得以成形的乃是两次战争。
战争先还没有到来。英租界的建筑便沿江诞生,其中便有怡和洋行的办公楼房。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特点是平面简单、形式简洁,立面上线脚清晰而无其他装饰,最大的特征是全都带有宽大的内长廊阳台,建筑学上叫券廊式;券廊式建筑是英国人在南亚殖民生活的经验呈现,因此也叫“殖民地式”。
其时没有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后来创办德和洋行的雷士德先生要到1867年方与好友马立斯抵达上海。因此,沿江建筑全由房子主人自己在图纸上勾勾划划,他们将上海想像成南亚孟买、加尔各答,为了追求那份凉爽,他们设计的房子都强调宽敞、通风和凉爽,还在自家房子前后遍植奇花异草,甚至还豢养着珍奇动物——譬如孔雀之类的——供人观赏。据说高爽的客厅里不置桌椅,目的是为避免商谈生意时有冗长的客套与讨价还价,站着谈判,立马走人,大班们赚钱强调爽快利落。
到19世纪60年代后,券廊式建筑开始逐一消失,事实证明,不列颠帝国臣民因殖民地生活经验而产生的殖民地风格建筑,全然不适应上海多台风、多梅雨的亚热带气候,当新月形江堤上游人开始漫步其间,召唤着老欧洲亡灵的文艺复兴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一一耸立。
我以礼查饭店作为叙述的代表。
1846年,RICHARDS建造的饭店出现在李家庄一带,它是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家西商饭店,到1907年,饭店第三次重建,维多利亚巴洛克风格立面展现至今,在曾经生气盎然或消沉不堪的岁月中,礼查饭店是中西要人、名媛淑女的经停之地,它的个个空间里洋溢着海上风情。
礼查饭店的奢华首推孔雀厅。当初,新瑞和洋行的设计师作如此构想:正午时分,当太阳光从孔雀厅的玻璃天顶上穿越而来,会将玻璃上的花纹也一同带到地面,于是,孔雀厅的木地板上便会形成十分好看的蓝绿色影子,如同孔雀开屏般绚丽动人、如梦如幻。
孔雀厅的地板都由宽仅一厘米的长条形木材拼接而成,许多地方还呈曲线状,工艺难度极高。在孔雀厅中央,木地板拼出着一个恢弘的星形图案,围绕这个星形图案,木地板一圈圈次第向四周扩展开来,那份壮观景象完全对应了开埠后上海逐渐产生的万千气象。
礼查饭店的重要性还不限于建筑审美。1882年7月,礼查饭店在中国范围内第一个安装了电灯,电灯发亮这天,上海市民“万人空巷”地前来观看;20世纪初,礼查饭店更是每逢周六、周日两天晚上举办“交际茶舞”,使得对上海市民发生很大影响的交谊舞会在上海滩逐渐地盛行开来。
但从建筑角度上说,礼查饭店与海派文化全然无关。推而广之,诞生在开埠初期上海租界中的殖民地风格建筑,以及后来产生在外滩一地的许多建筑,都与海派文化无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海派文化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包容与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全然西方,也不是全然东方,亦西亦东、又新又古,在反复熔铸、不断浸润下形成一种全新东西。但无论开埠初期的“殖民地”风格,抑或外滩一带“数易其稿”的新古典主义,它们全都没有上述文化特征。说白了,最初,西方建筑设计师相当无视自己栖息的地域,也丝毫没有兴趣对它已有的文化作仔细打量,这样,他们的设计不仅完全不接“地气”,更是骄矜不堪地想着成为他者文化的榜样和楷模。但话要说回来,其时西方建筑设计师的观点和感觉有着十分的合理性,建筑审美就不说了,仅就礼查饭店中一一呈现的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梯等等现代生活用品而言,那就决不是昏昏欲睡的满清帝国所能提供。在高高耸起的上海城墙里面,尽管有着斑斓多姿的吴越文化,但它们只是农业社会文化,凝然不动地脱节于正在迅速来临的工业时代,也因此,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们有理由将兴奋点只是聚焦在自己的文化上,也因此,无论是汇丰银行大楼正立面的根根巨柱,或怡和大楼正立面的石头基座,它们似乎都在发问:海派文化?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作者系资深传媒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