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收藏了在20世纪早期影响到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几乎全部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并且都是在他们尚未成名时。20世纪的最初10年,如果没有莱奥(Leo)和格特鲁德(Gertrude)兄妹的花园街27号,巴黎的现代艺术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从1905到1907年,他们“毫无疑问是全世界对20世纪绘画最具慧眼的鉴赏行家和收藏家”。
2012年2月至6月,这一大展还将在纽约MOMA展出。
展览从三楼开始,在一楼结束,像是一段倒流的时光。近一个世纪后,四散的画作又被重新聚合到了同一个空间,就像它们当年挂在花园街27号的墙上,雷诺阿和塞尚面对着尚且默默无闻的马蒂斯和毕加索。
1902年,莱奥·斯泰因搬到巴黎,住进花园街(RueFleurus)27号。这个地址在后来的日子里变得极其有名,在各种回忆录里被提及,成为20世纪早期巴黎最受欢迎的艺术沙龙并且造神无数。人们都以格特鲁德为花园街27号的女主人,而实际上她在1903年秋天才搬来和哥哥莱奥同住,她计划在巴黎写作,但很快被莱奥影响,也对现代艺术发生了兴趣。他们经常拜访一家叫做安布瓦斯·沃拉尔(AmboiseVollard)的画廊,也喜欢去卢森堡美术馆欣赏印象派画作。莱奥在沃拉尔画廊买下了他的第一幅塞尚作品——1879年的《引水渠风景》。1903年,当雕塑家罗丹和画家雷诺阿为落选法国官方绘画展览的艺术家举办“巴黎秋季艺术沙龙”时,莱奥和格特鲁德就在第一批观众中。虽然什么画也没买,但第一次看马蒂斯的画就给莱奥留下了很深印象,这算是画家未来和斯坦因一家亲密关系的铺垫。在1904年的秋季沙龙上,兄妹俩买了一幅《拿扇子的塞尚夫人》,然后又在1905年购藏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这幅画被视为前卫艺术“野兽派”在巴黎的正式亮相,展出后引来一片吵嚷,几成学院派眼里的丑闻,但是莱奥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并以这幅画为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前卫艺术收藏。等到1907年他买下《蓝色人体》时,莱奥已经在花园街27号集合了那个时期马蒂斯的最重要的画作。“他是第一个看到马蒂斯是天才的人”,真正称得上是一场收藏的冒险。
斯泰因家族是一个普通移民家庭,19世纪中期从德国巴伐利亚迁到美国巴尔的摩。第一代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军服生意实现了美国梦,第二代把公司开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第三代里的莱奥和格特鲁德兄妹就在这里出生,是五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他们的父亲丹尼尔是个生意人却不怎么安于平淡生活,在小女儿两岁时,他把美国的生意转让给自己的弟弟,然后带全家去了维也纳和巴黎,在这两座城市享受了三年精致闲散的欧洲有产生活。1879年,说一不二的丹尼尔又做了决定,把全家带回美国加州的奥克兰。丹尼尔是那种能够轻松嗅到金钱味道的人,搬来搬去,他在1891年去世前还是给孩子们攒下了大笔资产——利用旧金山经济的快速扩张,他不失时机地投资了有轨电车线路。长子米盖尔和父亲一样天生精明,父母去世后,他带四个弟弟妹妹搬到旧金山,联合其他几家有轨电车公司一起注资在这座城市里运行至今的“缆车公司”,并用父亲留下的钱购置了黄金地段的数栋房产。成名后的格特鲁德回忆,正是米盖尔为他们置下的这些房产,让他们兄妹得以在巴黎寓居多年而生活无虑。这样来看,如果说是远在美国西海岸的这笔丰厚财产对20世纪初发生在巴黎的现代艺术运动给予了一份支持,也不算过分的说法。
格特鲁德比莱奥小两岁,彼此在精神上非常亲密,她入读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后选择师从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为的就是追随在哈佛旁听实验心理学的莱奥。詹姆斯提出的“触觉感知”理论,对兄妹俩都影响至深,他们到欧洲生活后,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超前认知力恐怕就有很大程度来自这一时期的训练。而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和老三,却和他们十分疏离,格特鲁德甚至在回忆录中只是草草提到二姐比她大4岁、晚上睡觉磨牙,三哥是个性格古怪的机械师,仿佛他们在这个家庭的历史里消遁了。
1900年,莱奥在环游世界后,也像他父亲当年一样决定回到老欧洲生活。他在佛罗伦萨安顿下来,研究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绘画。那年夏天,他从收藏家朋友罗塞(CharlesA.Loeser)那里偶然看到了几幅塞尚的画,瞬间就被塞尚的色彩表现力迷住了,从此开启了他对现代艺术的激情。莱奥曾有点宿命味道地告诉别人,之前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绘画大师的所有研究和储备,或许都是为了理解塞尚。“那个夏天,我和塞尚画作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去官方画廊和皮蒂宫(Pitti)看画的时间。”莱奥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与毕加索的关系开始于1905年。那年春天,兄妹俩先是从画商萨戈(Sagot)手里买了毕加索的两幅新作《马戏演员之家与猴子》和《提篮花的女孩》,很快,他们又被作家亨利·皮埃尔-罗歇(HenriPierreRoche,《朱尔斯和吉姆》的作者)带到了毕加索的画室。那时画家还住在蒙马特的“洗衣船”,正处在从蓝色时期转向粉红时期的阶段,困顿尚未真正过去。在毕加索和女友费尔南多眼里,这两个美国人很富有,而且发自内心地喜欢现代艺术和艺术家。“他们第一次造访就买了800法郎的画。出乎意料。”费尔南多后来回忆。她描述格特鲁德矮而胖,但脸部很美,线条高贵分明,眼睛睿智。毕加索似乎被格特鲁德气场强大的外形所吸引,主动要求为她画像,第二年就画出了那幅著名的《格特鲁德·斯坦因》。斯坦因兄妹也喜欢这个西班牙人,尤其是格特鲁德。他们开始定期购买他的油画和素描,这笔固定的收入在那个时期帮了毕加索很多。
“对于那些有愿望了解现代艺术的人来说,我们的收藏慢慢成了巴黎的一景。”莱奥·斯坦因对他们兄妹的艺术眼光充满了自信。1904年,大哥米盖尔也带妻儿搬到巴黎和他们会合,在离花园街不远的女士街58号(RueMadame)定居下来,这里后来成了巴黎的另一个著名沙龙,比花园街27号更华丽,装饰着从旧金山带来的中国古董和波斯地毯。米盖尔的妻子莎拉研习过意大利音乐和早期艺术,她迅速成为斯坦因兄妹的同好,开始鼓动丈夫购买现代艺术品。莎拉对马蒂斯无条件地欣赏和支持,就像格特鲁德之于毕加索,持续一生。在大皇宫的展览中,有两幅自画像被陈列在一起:一幅是毕加索的,一幅是马蒂斯的,它们都画于1906年,曾分别被格特鲁德和莎拉收藏。毕加索的画像始终被格特鲁德带在身边,从巴黎到意大利再到美国,直到她1946年去世。而莎拉,从1907年开始就只收藏马蒂斯一人的作品,并在美国帮他售画,促成摄影家爱德华·史泰钦(EdwardSteichen)为马蒂斯在美国举办了第一次个展。
斯泰因兄妹并非职业画商,他们对待艺术家就像朋友,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何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没有陈列过现代艺术,大学里更没有关于现代艺术的课程”,花园街27号成了最有学术气息的现代艺术据点,墙上挂满了“巴黎最好的现代绘画”,屋子里被访客塞得满满的,每个周六,这里都聚集了毕加索、阿波利奈尔、雅各布等年轻艺术家以及一帮旅居巴黎的外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巴黎当时也还有其他一些名声很大的艺术沙龙,比如由作曲家比才的遗孀斯特劳斯夫人(MmeStrauss)主持的聚会以及稍后诺阿伊夫人(Noailles)的家,但那些地方更多是供名流社交的“蓝血沙龙”,而斯泰因兄妹把自己的家真正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的展示和讨论场地,他们总是竭尽所能,为那些还在不确定中奋斗的穷艺术家整合资源,哪怕有人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而来。“有人整晚都没有离开过那个自助餐台。”毕加索的女友费尔南多这么写过花园街27号的周六沙龙。
马蒂斯和毕加索也是在斯泰因家认识的。他们通过挂在墙上的那些收藏,可以时常看到对方的新作以及正在试验的绘画风格,他们彼此重视又颇为不服。莱奥在1905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把身边这些艺术家称为“现代艺术的支柱”,认为他们的“现代艺术”是和“新艺术”(NewArt)完全不同质的东西:莱奥看到了现代艺术即将带给世界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精神现代性,而不仅是技巧和风格的变化。他提到了1870年后一代的概念,并列出了自己所认同的四个伟大艺术家:马勒、雷诺阿、德加和塞尚。这份名单实则已经埋下了日后他和妹妹格特鲁德关于现代艺术的分歧:莱奥认为现代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古典伟大作品的继承上,格特鲁德却觉得两者可以完全分割甚至对立。当立体派在周六沙龙上出现的时候,莱奥嗤之以鼻,格特鲁德却对这一新的绘画方式充满了激情。她在1914年独自买下了胡安·格里斯(JuanGris)的画作《花卉》,一直收藏到她去世。
花园街27号最好的场景在1910年后慢慢见不到了。马蒂斯签了Bernheim-Jeune画廊,毕加索和德国画商坎魏勒合作,画家们的境遇都开始好转,在周六沙龙露面比从前少了很多。而在斯泰因兄妹之间,也有了猜忌和对立:莱奥认为自己应该是27号无可置疑的灵魂人物,但事实上,由于格特鲁德已经在1909年出版了小说《三种人生》,她前卫风格的写作带来很多人的倾慕,加上擅长社交的个性,她已经取代莱奥而成为沙龙的真正主人。这种微妙的错位让兄妹俩不复亲密,他们渐渐很少一起出现在大家面前。导致兄妹关系最后破裂的,是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B.Toklas)在花园街的出现。1907年,格特鲁德遇见爱丽丝,从此两人一直生活在一起,1933年格特鲁德写了一本《爱丽丝·托克拉斯的自传》,实际上更多是在写她自己。在大皇宫的展览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段同性关系,只是说,莱奥在1914年4月决定离开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没有带走一幅毕加索和马蒂斯,只给自己留下了两幅塞尚和16幅雷诺阿。1921年,因为缺钱,他将自己收藏的雷诺阿画作全部转让给了巴恩斯(AlbertC.Barnes),这是一个靠制卖药品发家致富的美国收藏家,1912年曾到花园路拜访过莱奥和格特鲁德。那个时代最富有激情的艺术收藏从此被一分为二,莱奥大叹:“我们赢了,我们又输了。”
莎拉为了帮孙子偿还赌债,把她收藏的马蒂斯画作一件件都售卖了。斯泰因兄妹在巴黎时期的收藏,最后只有格特鲁德的那部分保存比较完整。格特鲁德留下遗嘱,在她身后把收藏的画作都委托给一直陪伴她的爱丽丝·托克拉斯保管,唯有毕加索为她画的那幅肖像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她和毕加索已经日渐疏远,没再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