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编号为T243④:235的陶钵。这件陶钵形体硕大,口大底小;平面为椭圆形,深腹,平底,通体呈黑灰色;外壁两侧各刻一个形象逼真的“猪形图像”,在“猪形图像”的腰间,还特意标出了圆形的星饰。该陶器口长21.7厘米、宽17厘米,底长17.5厘米、宽13.5厘米,高11.7厘米。考古发掘报告将这件陶器命名为“猪纹方钵”,它的年代属河姆渡遗址第四期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猪纹方钵 作者/供图
这一陶钵腹部的“猪形图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为陶钵本是盛水祭天的礼器,而“猪”的习性与陶钵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所以这一“猪形图像”可以作为陶钵的象征。同时,陶钵的形状颇似“斗”形,而“猪形图像”腰间的“圆形星饰”,正指祈雨时祭典的北斗星神。因此,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应是象征陶钵名义和用途的“物象文字”。这种物象文字既是人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
陶钵名称与“猪形图像”的寓意
2002年10月,笔者赴浙江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浙江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看到这件陶钵陈列在“浙江七千年”的展室里。该器的简介说:“这是一只鬃毛倒竖的野猪,身上填满雨丝、水滴和植物纹。猪为水畜,此钵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稻作祈雨巫术仪式的祭器。”冯时认为,这种“绘刻猪形图像”的器皿,应该“就是当年祭天的礼器”。这些推测都是颇有见地的。但是,陶钵为什么“就是当年祭天的礼器”?这幅“猪形图像”的含义是什么?仍存在需要说明的关键问题。
我国自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到秦汉时期的器物上,常见有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和文字。它们分布广泛、数量巨大、时间长久、时代连贯、一脉相承,成为中国文字起源和发展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那么,这些“刻画符号”和文字的含义是什么?
据《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杨倞注:“仓颉,黄帝史官。”《吕氏春秋·君守》载:“仓颉作书。”《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这说明“物象”就是客观事物的象征。文字以物象为本原,就是对其载体名义和用途的具体反映。因此,我国远古器物上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和文字的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可称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陶钵两侧刻绘的“猪形图像”,也当是象征陶钵名义和用途的物象文字。
“钵”字不见于《说文解字》,属后起的字。钵,同盋,本属盂类器皿。《广韵·末韵》说:“钵,亦作盋。”《说文新附·皿部》说:“盋,食器也,盂属,从皿,犮声。盋,或从金、从本。”《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谓盋盂也。”因此,这件陶钵当名之为陶盂。
猪、盂古音同在鱼部,音近义通。陶盂本是盛置饮食的器皿。《说文·皿部》说:“盂,饭器也。从皿,亏声。”盂,同杅。李贤《后汉书·崔骃传》注:“杅,亦盂也。”李善《文选·答客难》注:“盂与杅同。”可以为证。郑玄《礼记·玉藻》注:“杅,浴器也。”这说明“杅”可作为洗浴用的木盆。洛阳出土的春秋齐侯铜盂,口径70.3厘米、高43.5厘米,状如大盆,当为洗浴用的器皿。可见,盂本是盛置饭食和盛水的器皿。
猪,通作都。《尚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记·夏本纪》作“大野既都”。郑玄《周礼·夏官·职方氏》注:“《禹贡》曰:‘荥播既都’。”《经典释文》曰:“都,本或作猪。”孙星衍《尚书·禹贡》注疏:“猪、都,俱声相近,古假借用之。”可以为证。“猪”“於”义通。《尔雅·释诂上》说:“都,於也。”孔安国《尚书·尧典》注:“都,於。叹美之辞。”是其佐证。於,同于。郑玄《仪礼·士昏礼记》注:“今文於为于。”《助字辩略》卷一说:“於,同于。”于,通作杅。杨倞《荀子·儒效》注:“杅杅即于于也。”杅,同盂。这说明“猪”与陶盂的名义是相通的。
猪的天性与陶盂的用途相符合。猪,亦名彘、豕。《说文·彑部》说:“彘,豕也。”《礼记·月令》:孟冬“食黍与彘”。郑玄注:“彘,水畜也。”高诱《吕氏春秋·孟冬》注:“彘,水属也。”水聚名曰猪。《尚书·禹贡》:“大野既猪。”蔡沈集传:“水蓄而复流者谓之猪。”《礼记·檀弓下》载:“洿其宫而猪焉。”孔颖达疏:“猪是水聚之名也。”这说明猪是善水的动物。
猪也是知道天时变化的牲畜。《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卢辩注:“豕知时。”这是说猪知道天时的变化。《诗·小雅·渐渐之石》载:“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毛传:“豕,猪。蹢,蹄也。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毕,噣也。月离阴星则雨。”朱熹注:“毕,星名。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这是说人们白天看到一群猪跑到水塘里,晚间看到月亮靠近毕星,就知道快要下滂沱大雨了。可见,猪乃是知道天时变化的神兽。
陶盂与雩祭的名义相通。《左传·僖公十一年》:诸侯“会于盂”。《谷梁传》作:“会于雩。”洪亮吉诂:“盂、雩音同,古字亦通。”可以为证。《说文·雨部》:“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声。”《尔雅·释训》说:“舞,雩也。”郭璞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请雨。”《左传·桓公五年》:“龙见而雩。”孔颖达疏引郑玄《礼注》:“雩之言吁也,言于嗟哭泣以求雨也。”《左传·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杜预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公羊传·桓公五年》载:“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请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后汉书·仲长统传》:“讽于舞雩之下。”李贤注:“雩,旱祭之名也。为坛而儛其上,以祈雨也。”古人每逢夏季旱灾时,常将陶盂盛满水,放在祭坛前进行焚柴祭天祈雨。这说明陶盂当是远古先民进行“祈雨巫术仪式”时使用的“祭器”。
由此可见,猪的名称和习性都与陶盂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因而可以作为陶盂的象征。这就是河姆渡先民在陶盂腹部两侧刻画“猪形图像”的根本原因。
陶钵“猪形图像”与北斗星神
中国天文学上常见用动物作为星宿名称的习惯,如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便是其例。这件“猪形图像”腰间刻画的“圆形星饰”,应指祈雨巫术祭典的星宿神灵。那么,这个“猪形图像”象征什么星宿呢?也就是说,我国远古先民祈雨时祭典的是什么星宿?澄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星宿崇拜具有重要意义。
《楚辞·天问》:“封狶是射。”王逸注:“封狶,神兽也。”《淮南子·天文训》说:“封豨修蛇。”高诱注:“封豨,大豕也。楚人谓豕为豨也。”这说明“封豕”“封豨”,都是大猪的名称。《周易·说卦传》载:“坎为豕。”又说:“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新书·胎教》说:“彘者,北方之牲也。”《说文·水部》:“水,准也,北方之行。”《汉书·五行志上》说:“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可见,在我国古代的五行观念里,猪是主管北方的神兽。
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与猪相关联的星宿主要有三座——奎星、辰星和北斗星。下面,笔者逐一分析“猪形图像”与三者的关系。
一、“猪形图像”是否与奎星相关联。奎星是主管沟渎的星宿。《史记·天官书》载:“奎曰封豕,为沟渎。”《正义》说:“奎,天之府库,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这是把“大豕”作为奎星的象征。因为“奎”属西南方的大星,与猪为“北方之牲”的方位不相符合。故陶钵上的“猪形图像”指奎星的可能性不大。
二、“猪形图像”是否与辰星相关联。辰星是主管北方的“太阴之精”。《史记·天官书》载:“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索隐》案:“《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纪,故辰星理四时’。宋均曰‘辰星正四时之位,得与北辰同名也’。”“辰星”即水星。这说明“猪”与辰星的属性及方位相合。然而,辰星却与陶钵的“斗”形形体明显有异。
三、“猪形图像”与北斗星的密切关联。陶钵的形状为“口大底小。平面为椭圆形,深腹,平底”,颇像“斗”形。冯时依据《初学记》卷二九引《春秋说题辞》:“斗星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等文献,认为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乃是北斗的化身”。这应是正确可信的判断。
北斗星“居天之中”,曾被视为“天枢”。《吕氏春秋·有始览》载:“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史记·天官书》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尚书纬》说:“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开元占经》说:“斗者,天枢也。”这是说北斗“居天之中”,“运于中央,临制四乡”,而被视为“天枢”。
北极星本是“天之枢”。《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左传·昭公十七年》:“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北辰,北极,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论语·为政》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朱熹集注:“北辰,北极,天之枢也。”王逸《楚辞·九歌·远游》注:“北辰,北极星也。”这是说北极星是天体的中心枢纽,群星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旋转。《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引《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因“北极星”处于天体的中枢地位,故亦名为“天极星”。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大都把“北辰”视为“天之枢”。因为在远古时代,北斗星位于北天球的恒显圈内,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围绕北辰(北极星)旋转,具有观象定时的基本功能。
综上所述,陶钵是盛水祭天的礼器。因为猪的习性与陶钵的名称和用途相符合,所以“猪形图像”可以作为钵的象征。同时,陶钵的形状颇似“斗”形,而“猪形图像”腰间刻画的“圆形星饰”,正指祈雨时祭典的北斗星神。也就是说,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应属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的范畴。它既是人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因而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由此可见,河姆渡文化陶钵“猪形图像”寓意的澄清,对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