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印石
农民离不开土地,篆刻家离不开印石。印石的广泛应用,宣告了以实用为主的铜印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以艺术欣赏为主的石印新时代。印石有着温润细腻、脆软相宜的特质,为文人提供了自篆自刻的理想艺术载体,促进了篆刻艺术之花在华夏艺苑茁壮成长,因而备受历代篆刻家的钟爱,而在众多的印石品类中,青田石是最早、最佳、最广泛应用的印石,它在煌煌中国篆刻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划时代贡献。
子昂始取灯光冻
长期来,印学论著皆称“元末王冕始以花乳石刻印,为石印之始”“后来摹刻忽以石,其法创自王山农”,这种“王冕首创用石刻印”的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
石印,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有。河南汲县山彪镇第一号墓地曾出土一枚“出工和世”石玺。山西榆次五湖岭曾出土一枚“安国君”秦汉石印。湖南长沙曾出土40余枚西汉滑石印。南京曾出土晋代“零陵太守章”石印。史料与出土文物都证明:早在元末的王冕之前,已有用石作印的悠久历史。
王冕并非是用石刻印的创始人,这一观点近年来在印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但是,对王冕刻印用的“花乳石”,至今依然众说纷纭。
青田印石
明·刘绩《霏雪录》载:“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这些是有关王冕用石刻印的最早记载。黄质《古印概论》中认为:“会稽王冕,自号煮石山农,创用青田花乳,刻成印章”。这是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花乳石即青田石。但也有许多不同看法,如朱家濂在《印章的历史和艺术》中认为;“王冕用浙江天台山所产的花乳石刻印,风气一开,石印逐渐流行。”韩天衡先生认为:“花乳石即花药石,是一种深赭底色,其间有着星白花的萧山石。”杨士安先生认为:“王冕诞于诸暨枫桥郝山下,距花乳石产地上京不远,故取以刻印,可称方便。”笔者以为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又没有王冕的印作遗物,所以难以定论。十多年前,笔者就认为:“花乳石又名花蕊石,是产于河南的药用石,又可人工雕琢。”花乳石之名最早见于医学专著。宋代官修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载:“花蕊石或名花乳石,出河南阌乡县。”《本草经疏》载:“花乳石,其功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本草图经》载:“花乳石,出陕州阌乡县。体至坚重,色如硫黄,形块大者,人用琢器。”可见,“花药石”、“花乳石”、“花蕊石”均是同一种药用石,因其质脆软,亦可作印材。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对“花乳石”一词的借用与延伸。此类“花乳石”,在现代矿物学上称叶蜡石、地开石、高岭石、滑石,数种物化性能相近,大多用作工业原料,少量质优者作雕刻石、印石。所以,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认为“花乳石是一个总名。”王伯敏先生认为花乳石是“青田石一类”,这些提法是较为确切、缜密的。
青田印石
元明之前,作印用石仅为实用、便利,认为石印“不耐久,故不传”,是金、玉、象牙高贵印材的代用品。当文人发现印石特有的潜质,成为游艺的载体之后,印石遂变为“金玉难优劣”的宝物,进而形成“贱玉而贵石”的风尚。而开一代新风的著名文人是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
清乾隆举人韩锡胙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韩锡胙(1716—1776),青田人,官至苏松督粮道,工书画,诗、古文尤俊拔,时人称他为刘基之后“青田第二异人。”他对印学亦深有研究,为《诸葛寅安铜印谱》、《阴骘文印谱》、《湖州吴氏印谱》、《石缘印谱》等作过序,其记载当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元代著名书画大家。他创造了婉转流利、圆润劲秀的印文体——圆朱文,开创了署于印侧的边款,摹辑了我国较早行世的印谱——《印史》,倡导“汉魏而下典型质朴”的印风,在中国印学史上有十分突出的贡献。
作者 蒋坤润(青田石雕行业协会副会长兼印石专委会会长) 徐伟军(青田石雕行业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