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刻是紫砂装饰的手段之一,书法、绘画、篆刻最基本的要素是线条,线条所表现出的线形、线质、线性的美感是陶刻最基础的关键;陶刻是通过一把刀来表现的,要求刀法的娴熟和对书法、绘画表意的准确无误,为了表现线条美的各种效果,刻划线条的刀法有不同;刀法是表现线条生命力的手段;刀功是人们在欣赏陶刻作品时的品评标准之一。
紫砂陶刻与中国的书画艺术同出一源,是以紫砂陶刻技艺不单要注重内容形式、手法技巧,还需要一定的文学修养、书画功力。在紫砂壶上陶刻并不仅仅是紫砂壶的装饰手段,也可以成为主要的艺术表现体,在当代的紫砂以及陶刻创作中,两者可以说已经并不存在一定的主次关系,而是互为表里,各自成为对方表现力的载体,紫砂与陶刻最为重要的仍然是意蕴的展示,只有本身具有艺术的生命力,才是一件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紫砂陶刻的历史并不悠久,在明末清初,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紫砂的青睐,紫砂陶刻也随之兴旺。这个过程中,一些创作者为了追求书法艺术与镌刻相互结合的艺术趣味,开始进行种种尝试,特别是将金石篆刻、绘画等融入到了紫砂陶刻中来。其代表人物就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曼生壶的创始人。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等等的因素,文人阶层对于紫砂壶的创作,很多都仅限于设计及撰写,具体的制作仍由陶工负责,属于一种分工但并不紧密协作的关系,但仅仅如此,由于陶刻作品集造型、诗词、书法、绘画、金石于一体,有一种独特的并可以广泛流传的艺术魅力,自此"曼生壶"以及"字以壶传,壶随字贵"在紫砂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很多创作者在具体进行制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区,从紫砂壶制作的角度,只需要注意其外形比例是否合适、线条转折是否流畅等等的因素,仅仅从形体的角度来考量的话,那么其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块面都有一个最优的解,整把壶越是趋近这个解也就越趋于完美。可一旦这样的形体成为了陶刻的载体,其形体本身立刻就会被其上的陶刻所融合,而仅仅是单纯的轮廓外形,这个时候很难单纯的评价谁是主、谁是次,紫砂壶与其上的陶刻所产生的表现力不是分割的,而是一个整体,既是整体,也就没有什么主次之分,谁为谁服务的问题。这种思考方式,与紫砂陶刻诞生之时的理念并不相同,但却相通。也许最初在紫砂壶上增添刻书作绘确实是为了装饰紫砂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演变,创作者们逐渐发现,紫砂壶可以作为刻绘的载体,刻绘也可以成为紫砂壶展现自身的舞台,这是陶刻艺术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规律,再如何以刀代笔,壶上的书画铭文,最终都会回归书画艺术的本质。这也许就是当下这个时代为了紫砂陶刻艺术所带来的变化。
在明清时期,文人阶层虽然主动参与到紫砂壶艺术创作中来,但制作紫砂壶仍然属于匠人的手艺,在紫砂壶上做书刻绘,仍然是一种文人间消遣和情趣,很少有文人会全身心的投入到紫砂刻绘的创作中来,即便偶有人为之,亦无法产生质变到量变的广泛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紫砂艺术创作者的从业主题缓慢的发生着改变,在当代紫砂产业形成的同时,其创作者亦广泛的具有文化基础,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有着对传统陶刻艺术的继承和开拓,在这种全身心的集体投入之下,紫砂陶刻逐渐从茶壶装饰的从属地位,走上展示自身的舞台,成为了书画艺术在紫砂上的一种延伸。
近代的陶刻发展,则出现了艺术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陶刻名家,在紫砂装饰能够陶刻、绘画、书法融为一体。代表性之一的陶刻名家丁维康,别名丁扬,擅长以宋画为基础,将篆刻刀法与现代陶刻技法相结合,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绘,艺术上主张宁和平淡,追求天真清新的风格。因为每一件陶艺作品其实都是包含着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境界的,不管是刀法、刻法还是表现内容都需要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感情、思想相一致。紫砂陶刻的思想丰富而深邃、感情丰满而浓烈,它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文化的积淀孕育的最宝贵的珍品。
陶刻的传统技艺发展延续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件优秀的紫砂陶刻作品,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也不仅仅是形体的展示,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展示。书画之韵在紫砂壶上重现光彩,同样的文字,从平面到立体的进行转变,从而诞生了全新的艺术魅力。这种对美的发掘与共鸣,整是深层次的鉴赏需求,是紫砂陶刻艺术继续不断发展的动力。历史总是不断的发展,陶刻的精髓相信也会随着艺术文化的发展不断的走向创新,也是对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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